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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心理学》的作者丹尼什指出，价值感能“将我们与他人、自然和生活的源泉联系起来，帮助我们超越和拥抱生活”。而丧失价值和意义感，则会使人迷恋于过去，困惑于现在，害怕将临之未来。保持和获得心理的健康，在人的生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许当所有其他东西都失效时，它仍能支撑起我们的生命。二战期间，弗兰克曾在德国纳粹的集中营度过了三年的监狱生活，对生命与价值的关注，成为他感悟人生真谛、实现精神成长的重要资源。其中有一幅感人至深的场景，是对一位女俘的描述：
这位女俘自知不久于人世，然而当我同她说话，她却显得开朗而健谈。她说：“我很庆幸命运给了我这么重的打击。过去，我习惯了养尊处优，从来不把精神上的成就当一回事。”她指向窗外，又说，“那棵树，是我孤独时唯一的朋友。”从窗口望出去，她只看得到那棵树的一根枝丫，枝丫上绽放着两朵花。“我经常对这棵树说话。”我急忙问那棵树有没有回答。
——有的。
——它回答些什么呢？
——它对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寥寥数笔，弗兰克的寓意已深蕴其中。
当阴影不再是黑暗，欠缺不再是失败，沮丧不再成为绝望，生命不再畏惧死亡，即使我们真的默默离开世界，一个坟墓又有什么要紧呢？
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26
通向公正的路
● 苇 笛
年过花甲的周泽桂是重庆一位地道的农民。九年前，他的妻子走山路时不慎摔倒，造成左腿骨折。她随即被送往县城的医院，医院当天就对她动了手术。
手术后医生嘱咐一定要多加锻炼，对于毫无医学常识的老周来说，医生的话理当遵守。于是，一有时间，老周就帮妻子锻炼。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甚至一年过去了，妻子的腿始终没有好起来，而且越来越疼。
结果，去医院检查才发现，老周妻子断裂的腿骨不但没有长在一起，反倒有八厘米的骨头没有了。这种症状医学上称为“骨不连”，也就是骨折部分的骨头由于感染，烂掉了一部分。此后，老周的妻子转院治疗，虽然接上了骨头，但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对此，医生解释说，人的体质不同，愈合能力也不同，造成老周妻子残疾的原因是手术后的后遗症。尽管自己并不懂医学，但对于这种解释，老周根本无法接受。他凭直觉认定，无论怎么治，也不该把骨头治没了。于是，他向当地的卫生局提出了医疗事故鉴定的申请。
然而，专家却认定是疾病本身导致了老周妻子的残疾，与医院的治疗没有任何关系。对此鉴定结果老周不能接受，他又向更上一级的重庆市医疗事故委员会提出鉴定申请，可结果仍然认定不构成医疗事故。
倔强的老周开始到法院起诉医院，可法院一审却驳回了老周的诉讼请求。不服的老周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依然不服的老周想要申诉，希望法院能再审这个案子。而这一次，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劝他放弃医疗事故的诉讼请求，而改为打医疗过错官司。到了这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劝老周干脆放弃，因为这场官司他胜诉的可能性实在太小了。但老周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他仔细琢磨后认定，自己输就输在不懂医学不懂法律上，他觉得要搞清楚妻子残疾的真正原因，就应该从手术的每一步来研究。于是，他一趟趟地往书店跑。
负债累累的老周根本买不起那些厚厚的医学书籍，他便采取抄医书的方式来学习，凡是和妻子病情有关的段落他都一字一句地抄下来。八年来，老周跑遍了重庆市郊及县城的大书店，看遍了所有能够找到的骨科方面的医书，抄了几万字的笔记。
为了省钱，住在山里的老周每次都是夜里出门，先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然后再搭乘公交车到县城，接着还要坐六个小时的大巴
到重庆；到了重庆正好是早晨，书店一开门他就冲进去抄书，直到关门才出来，在里面一呆就是一天，饿了就啃自己带的馒头……就这样，八年间他自学了《骨科手术学》、《专科外科学》、《高等院校外科学》等七十八本医书。
凭着坚忍不拔的自学，老周终于把和妻子病情相关的骨科知识学通了，洋洋洒洒地写了几万字关于医院存在过错的陈述。
按照律师的建议，老周带着自己写好的陈述来到了司法部的司法鉴定中心。当专家看到那份陈述后，他们无法想像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怎么能写出如此专业的医学陈述。更让老周惊喜的是，专家们给出的结论和自己的陈述几乎完全吻合，最终的结论是医院的诊治过程存在过失，并且该过失与老周妻子的残疾有因果关系。法院最终判决医院赔偿老周医疗、护理、误工等费用六万九千多元。
面对一次次的败诉，面对高深晦涩的医学专著，面对亲友的一致劝说……有谁，还能沿着追求公正的漫漫长跑一直走下去？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去选择，但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放弃，然后一边抱怨命运的不公一边忍气吞声地活在世上。同样是面对命运的不公，周泽桂这位可敬的老人却选择了不屈的抗争；而他，经过长达八年的努力之后，终于为自己讨回了公道。
通向公正的路到底有多长？周泽桂用自己的双脚一步步地丈量了下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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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火上的人
●刘茂胜
美国有位叫提尔纳奇的人，当年，“9·11”灾难事件发生时，作为纽约市的一位消防队员，他就置身于现场，亲眼目睹了纽约世贸大楼的倒塌。在那场刻骨铭心的劫难中，他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他的几名亲密战友，却是葬身火海，永远地长眠于地下了。为此，提尔纳奇整整痛苦了五年。五年后，他走进了一家文身所，花费了五千美元，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让一位著名的文身专家，在自己的背上文了身。这个文身图案是：倒塌的世贸大楼以及五位死去兄弟的名字、还有两个长着翅膀的天使。不用说，提尔纳奇背上的这个文身图案，真实得让人触目惊心。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在那场大灾难中，他幸运地活了下来，而在文身所里，他又幸运地结识了一位女友，彼此相爱步入了美满的婚姻殿堂，并有了一个漂亮的三岁孩子。怎么说呢？我们该怎样看待提尔纳奇这个举动呢？有了这个背上的文身图案，或者说有了家庭的温馨快乐，就能够减缓内心的痛苦吗？忘记那些可怕的记忆吗？关于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也很难轻易地做出某种断言，只有提尔纳奇自己知道，但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无论他是醒着或者是躺下来，他的背一直在着火，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有可能要躺在火上了。
如果说提尔纳奇躺在火上，还有个令人信服的充足理由，那么我们呢？我们这些现代都市人呢？其实，也像是躺在火上，不是用火焰这个形象来讴歌生命，某种程度上说，倒像是过着一种飞蛾扑火般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周围的人群中，总能发现那些面对现实状况焦虑不安，躺在各种各样的火上的人。就拿我本人来说吧！去年夏天，我楼下有家外地人开的小食品店，门口摆着两个卖冷饮的大冰柜，小店里的电线横七竖八，两个小孩整天在那里玩耍，哪天失了火怎么办？为这事，有时晚上躺在床上，我就如同躺在火上一般。最近，我一位邻居又想跳槽了，原因是他呆的那家公司天天加班。晚上11点下班，他经常半夜三四点钟回家。他跟公司里的大部分职员一样，怕被老板炒鱿鱼，下班不敢回家，而那个公司老板呢？什么话也不说，你愿意坐着就坐着去。于是，他感觉每天就像屁股坐在火上。最离奇的是，我的一位朋友，有天在去机场的路上，偶然看到路边一所房子失火，心中忽然升起了个怪念头，天呀，家里的电源插头都没拔，家里没人，要是那些电器引起火灾怎么办？结果，他半路折回，误了那趟航班。
面对今天的这个时代，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心急火燎，或者说是惶惶不可终日，人们躺在火上的原因各种各样，但更多的是为一点点小事，觉睡不好，饭吃不香。有的人，甚至要是不躺在某种火上，倒反而睡不着了。而那些能够呼呼大睡的人呢？通常会被认为是个白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许这真是一种新的“社会火焰学”现象，值得今天的人们深刻反思，反思自己，反思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重新梳理自己的心绪，以便带着一种正常心态生活。而不是像自然界中那些可怜的蛾子，一次次扑向火里，直到把自己烧焦为止。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40
四月的一个早上
○小 月 编译
那天是1995年4月19日。像平常一样；我正准备去上学，我妈妈戴安娜准备上班，她在俄克拉何马城的联邦大厦工作。
离家去上学时，我跟妈妈道别。我跟她说我爱她，放学后再见。我丝毫不知道放学后我不会再见到她了，也不知道我的生活很快将发生变化。
下午一点半左右，校内通话系统传来呼叫，要我去办公室，在家长陪同下离校。我想，酷啊，一定是我妈妈。她总是给我惊喜，然后带我去某个地方。
我来到办公室，见到的不是妈妈，而是我外祖父和姨妈。他们俩都在哭泣，脸上露出慌乱、担忧的表情。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就一把拽着我，匆忙开车回到我家。
我进屋时，我的所有家人都坐在那儿，边哭边看电视。我没看见妈妈在场。我的眼睛扫视了一下电视，看到妈妈工作所在的大楼。大楼的大部分已经被炸飞，出来的人都流着血。我跪下来祈祷，希望妈妈有回家的可能。我脑子里就想着一桩事：上帝怎么会这样让我失望呢？我们全都待在我家，等待着我妈妈是否可能被发现还活着。几个小时过去了，她还没被找到。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妈妈的朋友躺在担架上被抬出来。他们已经丧生。我开始痛恨干这种事的人，哭得也越发厉害了。我感到无能为力，什么也干不了。幸亏我的家人在我身边，他们帮助了我。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依然没有我妈妈的下落。我焦虑万分。我就想要妈妈安然无恙地回家，跟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可这个愿望永远没有实现。
爆炸事件发生两周半后的一个星期三早上，我姨妈和外祖母的哭声惊醒了我。我下床去看个究竟。她们告诉我说找到我妈妈了。
我高兴得难以相信这是真的。上帝回答了我的祈祷！我问她们她什么时候回来，她们说她不会回家了，我感到有些困惑不解。随后，她们告诉我她在爆炸中丧生了。妈妈在七楼工作，人们在二楼，发现了她。我哭了起来，心想上帝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
在我的生活中妈妈是第一位的，而现在她在我心中是第一位的。发生爆炸的那天，她确实回家了，不是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