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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四条腿的家具首先冲击的是当时中国的坐礼。而坐礼的变化，又直接导致诸多社交礼仪的改变。接着椅子还影响到了房屋内部风格。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窗户的提高，以前人们坐姿低矮，窗户的位置也相应较矮，以使坐着的人们能看到窗外的风景，椅子的出现使窗户的位置明显升高了。椅子的出现还对房屋内部风格产生了较大影响，传统的坐礼要求房间的中间尽量要空阔，作为人们席地而坐之用。椅子出现后，人们就不需要为席地而坐预留太大的空间，家具的数量也因此增加起来。
在椅子出现前，人们的坐姿很低，以至我国的家具普遍矮小，常见的案几与现在农村炕桌的高度差不多；椅子出现后，人们坐姿显然升高了不少，自然而然一些高足家具就陆续开始流行，桌子也就应运而生，逐渐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吃饭、看书的家具。而高足家具的出现，又引起了茶具、碗碟等等生活用品的一连串改变。唐人因席地而坐，坐姿低，为了方便饮食，都使用高足餐具，许多杯、碟、碗的底部都有几个支撑的高足。到了宋代，餐具置于高桌上，身体的位置及人的视线都不一样了，很难再看到安装高足的餐具了，碗、盘、杯等食器都变得玲珑精巧。
椅子出现前，由于坐姿、案几的低矮，人们围坐在一桌吃饭很困难，所以，那时一般都是分餐制。聚餐时，人们分别就坐于各自案几的后面，各有一套相同的饭菜，席地而坐，凭俎案而食。鸿门宴中，项羽、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五个人一人一案，是典型的分餐制。椅子和高足桌子的出现，奠定了围坐吃饭的物质基础，人们逐渐开始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 直到八仙桌出现，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已成了习俗，分餐制也顺应的变成了合餐制。
椅子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国人的心理。在椅子出现之前，人们在正式场合必须跽坐，这种坐姿现在看来是很难受的，现代人恐怕少有坚持这种坐姿半小时以上的。所以，古时候的人们必须经过刻苦训练，才能适应这种坐姿。孩子们学的第一堂礼仪课就是跽坐，其意义与新兵入伍时训练军姿很相似。跽坐的训练，除了能磨练孩子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修身养性，因为再怎么训练，跽坐久了都不舒服，内心就会焦躁不安，所以跽坐训练更是对自身心性内涵的修炼，从而使内心与坐姿和谐统一，这样才能达到完美的跽坐，因此，经过跽坐训练的人们都挺拔干练的气质，都有严谨坚忍的性格。
在椅子出现之前，跽坐是社交场合的正坐，不论你是天子还是草民必须跽坐。现代人恐怕难以想象，那时候，皇帝和群臣议事，大臣们向皇帝跪拜时，皇帝其实也基本在跪着，这种坐姿的平等拉近了皇帝和臣民的关系，那时的君臣关系更像是事业上合作的伙伴，跪着没有现在那种低下的特殊含义，而是一种恭敬虔诚的表现。椅子出现后，跪的意义与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帝坐在椅子上居高临下，臣民们则跪拜在地上，这种礼节上的巨大不平等使臣民们潜移默化地奴颜婢漆起来，在心理上巩固了皇权至上，奴化了国人的心理。
可能有人奇怪，欧洲人坐椅子，也没有跽坐，为什么没有出现那种奴化的现象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欧洲人的礼仪中，跪是很少的，除了向上帝双膝跪下，对任何人都不用跪，就算见了本国的君主，也只是单膝跪而已。而在我国古代，跪是最常用的礼仪，不光是君臣关系，还广泛用于下级与上级之间，草民与官员之间。前面也说过，在椅子出现后，跪的不平等性显现出来，从而逐渐起了奴化的作用。
我国自北宋之后逐渐走下坡路，这恰恰和椅子的普及时间差不多，难道是巧合吗？就像互联网和手机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样，人类历史上很多现在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发明，甚至像椅子这样简单的小家具，其实都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16
一生的守候
——我的父亲常书鸿和他的敦煌情缘
●常嘉煌/口述 李菁/记录
塞纳河边的“邂逅”
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在塞纳河边的一次“邂逅”。
那一天，父亲从罗浮宫出来，按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顺便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在美术图片部，他不经意发现了一套由6本小册子装订而成的《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以前在罗浮宫，父亲总是为西方绘画中的人物惊叹不已，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来自故乡的艺术同样生动有力。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站在旧书摊前一直看到暮霭时分。书摊主人告诉他，还有许多彩色的敦煌绢画资料，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赶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览着伯希和1907年前后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其中最精彩的，是7世纪敦煌的佛教信徒们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鼻祖乔托700年，早于油画创始者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法国学院派祖师波森1000年。父亲第一次意识到，拿早期的西洋艺术与敦煌石窟艺术相比，无论在时代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技术上，敦煌艺术更显出先进性。
父亲后来曾经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敦煌的召唤
父亲那时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完全可以在法国过一种舒适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祖国、去敦煌。
1936年，父亲终于坐在了返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政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
1937年7月7日，北平城内大乱，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奉命南迁，他和学校、画界的同仁们决定一起南下。
父亲一路从北平逃难到武汉、长沙、贵阳，直到重庆。父亲在长沙和贵阳都遭遇了日机轰炸，他的全部财产和作品成了灰烬。
1942年，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提议下，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父亲被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1942年冬，父亲只身离开重庆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召集了5个人。1943年2月，他们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守护敦煌
父亲在到达敦煌的当天，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做了初次巡视。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他面前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巴黎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又在心里默默地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
生活虽然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他们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了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强迫自己学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临摹画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没有人力，缺乏经费，他们要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子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有一次，父亲和另两个同事到莫高窟最高层第196窟时，梯子倒了，他们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父亲本想从崖头爬上山顶，但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手中的记录卡片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像一大片上下翻飞的蝴蝶。幸好有同伴到山下拿了绳子来，从山顶吊下去，才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都拉到了山顶。
1943年，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无期徒刑’
啊！”
抗战胜利后，思乡心切的同事们纷纷回了故乡，研究所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工人。父亲觉得，越在这时研究所越不能撤，人一离开，此前所付出的诸多努力将彻底付之东流。1946年，由于政府经费断绝，父亲返回了重庆。他一边奔走于各个部门为保护敦煌游说，一边再次为敦煌招兵买马。父亲还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一文，向国人展示敦煌艺术，也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对保护敦煌宝库的工作给予支持。
夜夜敦煌入梦来
1948年在南京、上海举行敦煌艺术品展览时，父亲将所有的临摹品都寄到南京展出。之后因内乱，那些作品寄存在上海的姨妈家。1949年，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父亲却毫不犹豫地立即把画分送到亲戚家，人立即返回了敦煌。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又把那些珍贵的临摹品运回研究所。这是因为父亲在此之前接触过共产党，他对共产党并不恐惧。更重要的是，父亲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
1950年，我在敦煌皇庆寺过去喇嘛住的禅。出生，父母为我取名“嘉煌”，但3岁时便被父母先后寄养在北京的外祖父家、上海的姨妈家和杭州的大伯家。因为父亲不在身边，我在学校经常受欺负。一次我很伤心地问老师：“小朋友们都欺负我，是不是因为我是敦煌人？”老师说：“你不能这么想，你父母在敦煌做很伟大的事业！”
1968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研究所离中蒙边境线只有几百公里，于是不断疏散人员，父亲也给内地的朋友写信向他们“托孤”。父亲一边写一边问我：“孩子，看过《冰海沉船》吗？”我说：“看过。”父亲又说：“如果有一天敌军打了过来，我就要像那位船长一样，和敦煌
一起毁灭。”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我心里，让我意识到，敦煌对于父亲如同生命般重要。
“文革”一开始，“敦煌”这个名词已经成了我们家痛苦和悲伤的根源。
即使在那个最冷酷的年代，父亲也曾感受过来自敦煌普通人民的爱。1968年的深秋，父亲被命令看守果园。一天，他正在午睡，蒙眬中看见有个人跪在他面前，一个老农民两手捧着两个拳头大的西瓜说：“我从乡里走来，你是敦煌的恩人，虽然现在被打倒，但是我们老百姓忘不了你。”父亲含泪跪着接受了这个老农民在炎热的戈壁步行30里带来的两个西瓜。 后来韩素音访华，向周总理提出要见父亲，父母因此被释放。1979年，父亲重新领导研究所。
1981年，邓小平到敦煌视察，他和父亲同岁，当他得知父亲当时仍处在不利的环境中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