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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高考既可以促人成长，又可以使人扭曲？哪些是它本身的局限，哪些是“代人受过”？弄清这些问题，是高考改革的前提。
杨学为指出：“为了应考，许多中学把本来是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过程，通过题海战术让学生反复练习牢牢记住，结果被异化成死记硬背的过程，这是学生能力差的重要原因。”可学校说这叫熟能生巧，考试时间有限，多做才能快速反映。结果学生变成了做题机器。
北京一位化学特级教师，为了总结教学经验，某年高考结束后，被允许去看化学考卷。他发现一位考生用非常简洁的步聚，出色完成了一道七分大题，结果七分全扣，因为解题过程与标准答案的过程不一样。从此这位特级教师在教学中一再告诫学生：平时可以百花齐放，考试是一定按标准过程做！后来为了预防万一，平时训练也变成一律按标准过程做了。可是想一想，几百万人的考试，如果没有标准答案或统一的评分标准，如何操作？在阅卷时间紧、任务重，阅卷人员不可能都是专家的情况下，那位化学老师的做法可以说是无可厚非，但也突显高考压抑个性和创新思维的局限。
“高考导致片面应试”几乎成了不争的定论，但国家总督学柳斌却说：“如果劳动人事制度以文凭为本，教育就以考试为本，师生就以应试为本。”是谁让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都为应付高考卖命？表面看是高考，那高考又为了什么？为了文凭，为了借助文凭在未来的社会竞争和利益分配中获得有利地位。所以只怨高考干扰了素质教育实在是忽视了高考竞争的实质，让高考“代人受过”！
应该说劳动人事部门以文凭取人比起以权、钱、关系取人是体现了社会公平；对个人而言，希望通过竞争获得有利地位也总比通过后门获得机会来得高尚。问题在于一是要有度，如果以牺牲青少年时代的身心健康为代价，后果很可能适得其返；二是有必要弄清个人利益是否应是这种竞争的唯一目的。当年参加高考的老三届们走向考场的口号是“努力拼搏，振兴中华！”何等豪迈。与今天很多考生上考场如上刑场，战战兢兢，怯懦盲然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在那一代考生心中，改变个人命运和改变国家命运是一个整体。有了这种胸怀，他们才有可能在考试的胜败得失面前洒脱、淡定；平时学习中的苦和乐都能成为素质教育的载体。
高考研究课题组的覃红霞博士认为：其实，素质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高考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合作，互有交叉，辩证统一。几年来高考在内容方面推行3＋综合，作文题目多种多样，外语增加听力考试，在一些试题中加入了研究性学习的因素，都是在为提高“考能力”而做出的改革；而在复习和应试过程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越来越多的学校也在积累经验。
可以肯定：高考改革在促进素质教育方面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但我们不应忘记北师大著名教授王策三的话：“考试有它固有的局限性，既要积极改革，又不要理想化。”
录取线相差一百多分的背后
1999年的“两会”上，民盟中央常委、武汉大学万鄂湘教授的一份提案，对部分经济发达省市的分数线与一些中部省份相差100多分提出质疑；2002年“两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殷鸿福，为学校留不住两位为了孩子高考问题调北京工作的院士深为感慨，另两名代表向大会建议：修改教育法、高校录取分数线对全国考生一律平等；2005年，“两会”又有31位代表联名递交提案：认为高考全国分数线应该统一，最起码教育部直属高校录取线应该统一，；2006年，广东人大代表徐源远根据大学生“希望解决高考地域歧视问题”的网上发帖，再次在“两会”提出：按分数线高低统一录取，得到网民热烈的响应。
“同一张考卷不同录取线，有如田径场上的选手们起跑线相同终点却因人而设，其结果跑得快的可能被淘汰，跑得慢的反而拿奖牌”——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高考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郑若玲副教授做出这个精彩的比喻之后，又用她的研究揭示出这种看似荒谬的现象到底原因何在？为何呼吁多年仍不能实现全国统一高考分数线的改革？
她的分析是：如果全国统一高考分数线，那么京、津、沪等大城市很可能出现生源名额被几个高考大省瓜分，而本地生源寥寥无几的局面；地区间经济发展的落差又必然使外省生源毕业后滞留在这些发达城市，给这些城市的就业带来巨大压力，进而影响社会安定。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分数线，还会造成一些边远落后省区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零录取率，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曾有记录。
郑若玲认为：在各种因素中，高等教育的布局对分数线的影响最直接，因为高校出于向地方政府争取经费和毕业生就业等方面的考虑，在分配招生指标时往往向学校所在地倾斜，于是，北京上海等高校密集的大城市分得的招生指标就多，而这些地方的考生却少于其他省区。人少机会多，录取分数线自然就低。
我国高等学校的布局解放前就极不合理，当时40％以上的高校集中在京、津、沪、宁等大城市，虽然近半个世纪这种情况有所矫正，但要实现质的变化尚需时日。
高考研究课题组认为：考试公平是原则，区域公平是政策。前者能在考生中合理分配机会，后者是为了各地区在教育资源、社会基层向上流动的渠道等方面相对均衡，是为了政治、社会的稳定。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还是今天的高考，两种公平之间的矛盾都不可能完全消除，只能寻找相对平衡。
今年3月底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在东莞高考座谈会上公布：为了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西部地区招生计划连续5年平均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教育部减少了所属院校在属地的招生比例，向生源多，考生成绩好的省市增加了投放名额。
高考研究课题组的学者们认为：治本的办法，还是要提升西部基础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并通过多渠道办学调整高校布局。
高考改革的“统独”之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高校单独招生的历史特别令人向往：学生可以分别报考几所大学，被录取后自已决定上哪一所，诸如清华大学破格录取钱钟书、吴晗等文史方面特优生的故事，更是在教育史上被传为佳话。
从1952年起，全国统一高考就成了大学招生考试的主要形式。
由于统一高考的优点和缺陷均出在一个“统”字，于是便有了坚持统一高考与恢复高校单独招考之争，简称高考改革的“统独”之争。
实现统一高考是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需要。试想让几百万考生坐着火车全国到处跑，将带来多少社会问题？而面试的成本之高又使得在全国多设考点的设想困难重重。所以某重点大学一位教授“高考自主招生与教育资源、经济基础及政治体制并无关系，只与高校是否拥有办学自主权有关”的偏激说法备受质疑。
但是高考统一性的弊端也确实不容忽视：“千校一卷”使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难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考生进行选择，也难以考出不同考生多样性的发展潜能。即使改为分省出题（迄今全国已有18个省份自主命题）也仍然不能从质的方面改变统一高考的弊端。为此，反对统一高考的人呼吁：把出卷权、阅卷权、录取权还给高校！连招生都没自主权，谈何办出特色！更有学者提出：统一高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学校单独考试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进而提出废除统一高考。
高考研究课题组的学者们认为：统一高考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高效便利，其主导地位的不可取代是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同时因为成绩可比性强、有利于减少考题泄露的机率，即使像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市场经济国家，在大学招生中也都有统一考试，只不过各高校在使用统考成绩时权重不同。香港在内地招生也把高考成绩作为录取条件之一。中国内地的问题在于，统考成绩是唯一的录取标准，因此解决的思路应该是通过改革弥补统一高考的弊端。因此便有了全国自主选录5％新生的高校从17所增加到59所，北大、清华自主招生10％，特别是2006年复旦、上海交大面试招生的实等意在补弊之举。
但是高考长期“大一统”的危机还不止于此，高考改革课题组的学者们意识到：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考生将来自各种年龄段和各行各业，高考若不与时俱进，“统一”的优点则可能逆转为其生命力的扼杀者。“兼顾统一与多样”应是高考改革的主旋律。
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高考研究课题组总顾问潘懋元教授在描述为这种理论而设计的两种新的考试模式时说：第一种是分类考试。现在的高等教育有研究型、专业型和职业型三种基本类型，因此至少可以按这几种类型用不同的考卷分别进行考试；第二种是统考加单考。即第一次考试为进大学的资格准入考试，用统考方式。通过者到报考高校参第二次考试。这样既能发挥统一高考的规模效益，也能兼顾各高校办学自主权和办学特色，但第二种模式尚需克服很多困难。
复旦、上海交大自主招生得失析
复旦、上海交大2006年自主招生之所以特别受到关注，首先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高考模式在促进中小学素质教育、为高校选拔优秀人才中到底能有多大的改革空间。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高考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张亚群教授对此做了专门探索。
他认为：两校改革力度最大之处在于：复旦、上海交大明确宣布：不以全国统一考试成绩为录取依据，而以自己组织的考试成绩决定录取。
此项高考改革受影响最大的是考生和中学。复旦采取考生自愿报考，大学组织笔试、面试的做法，使考生有充分的自主权；上海交大以中学定额推荐为主，再按学科大类组织专家进行资格审查，确定面试对象，此举扩大了中学的发言权。这一改革赋予了两校完全的自主招生权，虽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却可以积累经验。
从效果看，两校招生选拔标准多元，既参考中学的成绩和表现，也考查考生是否能满足大学对人才的要求，具有明显的综合评价导向；考试的办法内容多出人预料，因此有效地减少了应试成份，有利于考出考生的真实水平；考试过程公开、透明，接受媒体和社会的监督。这些都是继续推进改革的重要因素。
研究认为，需要探讨之处同样不容小觑：
其一，自主招考的范围仅限于上海，回避了大规模自主招考必然会产生的诸如交通问题、边远贫困地区学生是否有经济能力前来参加前途未卜的考试的问题。
其二，上海交大的考试中缺少笔试环节，仅凭对中学推荐情况的审核加15分钟的面试取人，考试的信度和效度恐难保障。而像复旦那样测试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