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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副官在冲锋时受了伤，子弹穿透了他的胸部。他在被摧毁了的战壕里仰面躺着，张开大口吸气，要求喝水。可是没有水。在前面，胸墙后面躺着德国人的尸体，其中一具尸体旁边横放着一个军用水壶。
政委取出望远镜，望了很长时间，好像竭力要辨别清楚：这个军用水壶到底是空的还是有水的。
然后，他挪动他那已经不年轻的笨重的身躯，艰难地越过胸墙，像平常一样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朝地里走去。
当他接近军用水壶时，他们开始射击了。他拾起水壶，摇晃一下，夹在腋下，转身就走。
敌人在他背后开枪，军用水壶中了两弹，他用手指堵住弹孔，继续往前走，用伸直的手拿着水壶。
为了不让水漏掉，他小心翼翼地跳进战壕里，把军用水壶交给了一个战士。
过了十五分钟，政委突然对营长大声吆喝。
“喂，把他送卫生营去没有？”
“不行，政委同志，必须等到天黑才行。”
“到天黑他就死了。”说完，政委转过脸去，认为谈话结束了。
五分钟后，两个红军战士冒着枪弹，弯着腰，抬着副官的不会动弹的身体，沿着土墩密布的田野往回走。
政委冷静地望着他们行动。他同样地估量自己的和别人的危险性。人们在死亡——这就是战争。但是，勇敢的人死得少一些。
夜里，在回司令部的路上，政委顺路来到卫生营。
“喂，怎么样，有好转吗？脱离危险了吗？”他问外科医生。
在他看来，战争中的一切事情，如获取情报、冲锋、医治伤员等，都可以而且应该做得同样迅速。
“您知道您在说些什么吗？”他抓住外科医生的武装带并把医生拉过来小声说道：“人们冒着炮火抬了他两俄里，就是为了要他活着，而您却说他死了。把他抬来是为了什么呢？”
关于自己如何冒着炮火去取水的事却没有说。外科医生耸耸肩膀。
“等一等，”当政委发现了医生的这个动作时，又补充说，“要知道，他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他应当活着，是的，是的，应当活着。”他生气地重复道，“你们的工作太差劲了。”
第三个副官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小伙子，长着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双浅蓝色眼睛。他刚从中学毕业，头一回上前线。
见面的第一天，他就不得不和政委一起到营里去，他们走在微微上了冻的秋天的田野上，这里时而有迫击炮弹爆炸，但他一步不离地跟着政委。时刻呆在政委的身旁，这是副官的职责。此外，他觉得这个魁梧笨重、步态从容不迫的人是不会受到伤害的：若是跟他走在一起，那是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迫击炮打得很凶，而且很显然，他们已成了德国人炮击的目标，这时政委和副官便间或卧倒下来。不过，当他们刚刚卧倒，当附近爆炸的烟雾还没有消散的时候，政委便已经起来继续朝前走了。
副官对这个人充满了信赖，这种信赖产生于战争的一刹那间，并且一经产生就永不消失。最后的一百步他同政委并排走着，靠得很紧，胳膊碰着胳膊。他们就是这样初次相识的。
一天晚上，副官报告说，他刚从半岛回来，半岛上一切正常，只是营长波里亚科夫大尉负了伤。
“现在谁代替他？”指挥员间。
“五连的瓦西里耶夫中尉。”
“那么五连又由谁指挥呢？”
“一个中士。”
“您现在再返回去吧，”政委说道。“我不放心，您明白吗？您应当成为我在半岛上的眼睛。去吧。”
第2天早晨，政委亲自到半岛上去了。后来他不喜欢回忆这一天。昨夜登上半岛的德国人在残酷的战斗中，打死了先锋连第五连的全体人员，全连无一幸免。
在德国人的尸体中间也躺着被打死的五连红军战士。他们之中有些就躺在战壕里，是被敌人用刺刀刺死的，死者的手中还握着被折断了的步枪。另一些没有坚持住的人便散乱地倒在已结冰的草原的一片开阔地上：他们逃了出来，就在这里中了弹。政委慢慢地巡视着无声的战场，察看着死者的姿势和他们的冻僵了的脸。他在猜度着战士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如何行动的。甚至死亡也不能使他容忍胆怯行为。如果可能的话，他要把勇敢者和懦夫分开埋葬，让他们像生前那样，彼此有所区别。
他紧张地察看着死者的睑，寻找自己的副官。他的副官是不可能逃跑也不可能当俘虏的，他应当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在牺牲者的中间。
终于，在远离战壕的后面，在战士们搏斗和牺牲的地方，政委找到了他。副官脸朝天躺着，一条胳膊折到背后，另一条胳膊向前伸出，手中死死地握着那支纳干式手枪，胸前军便服上凝结着血污。
政委久久地站在他的面前，然后，叫来一名指挥员，吩咐他把军便服撩起一点，看看是什么伤，是子弹伤还是刺刀伤。
他本想亲自撩起来看一看，但是他在冲锋时被几块榴弹片炸伤的右胳膊顺着身体垂着。
“还有呼吸，”他说道。
“呼吸？”
政委丝毫不动声色。他还不知道，该不该为这个好像还活着的人激动。副官躺在这里，离战壕很远，大概当时逃跑来着。不，不会！不可能。他是很少看错人的。
“来两个人！”他厉声命令道。“抬起来，快送到卫生救护站去。或许，他还能活下来。”
“能活还是不能活呢？”他把这个问题同另一个问题——在战斗中表现如何，他为什么会死在大家后面的地里呢——混起来了。两个问题又不由地连结成一个思想：如果一切都很好，如果他表现得很勇敢，——就意味着他能活，一定能活。
一个月以后，当脸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副官，仍像一个长着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双浅蓝色眼睛的顽皮小孩从医院来到师指挥所时，政委什么也没有问他，只是默默地握了他的健康的左手。
“要知道，当时我还没有走到五连，还有一百步远，在渡口就陷入困境了，当时……”
“知道，”政委打断了他的话。“我全知道，您不用解释了。我知道，您是好样的，我很高兴，您活下来了。”
他羡慕地看了看这个受了致命伤后经过一个月重又活过来并且是健康的顽皮孩子。他用头指指自己包扎着的手，忧伤地说道；
“我和上校可已经不是那种年纪了。我的伤口到了第二个月还没有长好。他已经是第三个月了。这样，我们就用两只手指挥一个师：他用右手，而我用左手……”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04
传递光明
●乔。菲茨杰拉德 ○刘汉英 译
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平静的城镇。茱迪一家是镇上仅有的几个犹太家庭之一。圣诞节的晚上，城镇街道和家家户户都灯火通明。惟独茱迪的家里，只在窗台上放着一盏烛火。它在告诉人们，今天也是犹太人的光明节。
凌晨5点左右，茱迪夫妇被砸窗子的声音惊醒。他们跑下楼去，看见窗玻璃碎了，灯盏也被摔坏了。看样子是有人用球棒打的，而拿棒子的人一定是越过树丛到达窗外的。
对茱迪一家来说，这种袭击会勾起他们对复杂经历的痛苦回忆。茱迪的父母和公婆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再上一辈人都死在那里。当年，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标志性开端就是“砸玻璃之夜”。为了不吓着父母和孩子们，她并没有把昨晚的事告诉他们。
那天早上，不断有邻居来她家表示慰问。其中一位邻居表白自己的心意，她说：“我知道灯火的故事，它是上帝创造的奇迹。这个典故在基督教创立以前就有了。当犹太人收复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犹太神庙已经破败，而要重开祭祠，只有一点点灯油。然而，这盏灯在点亮以后竟燃烧了八个夜晚。”茱迪说：“那是我们共同的上帝创造的奇迹，为什么有人要对爱的象征表示仇恨呢？”
让茱迪一家更想不到的是，那天，邻居们为补尝茱迪一家受伤的感情，准备做一件事。晚上，茱迪一家从亲戚家回来，发现街上是一种特别的景象。她们的街区几乎家家户户都熄着灯，仅在窗台上放着一盏烛火。烛光照亮了的窗户在向茱迪一家表示支持、同情和团结一致，好像在说：“谁敢砸她家的玻璃，就是砸我们的玻璃。”象征爱心的灯火在居民们的心里传递。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19
不打不成才
●杨 伟
儿子杨昊鸥一篇我与父亲的战争》先在《四川文学》刊发，继而国内几十家报刊转载，新浪、北大中文网等网络媒体推波助澜，尤其是拥有500万份发行数量的《读者》（2006年第12期）还把那充满火药味的标题印在显眼的封面。不用说，父亲几十年修炼的灿灿金身顿时污渍斑斑。
“那时父亲打我，我像一只小鸡被他那双练过举重的长满肌肉疙瘩的胳膊架起来，被打得哭天喊地 ……父亲本着‘不打不成才’的战略指导思想，问心无愧地殴打着他惟一的亲生儿子。”
老师将信将疑，“你真那么厉害？”
学生充满好奇，“昊鸥哥哥写的是小说吧？”
记者都是老朋友似玩笑非玩笑，“字字血泪胜斧钺哟，哈哈！”
一向坦坦荡荡的我忐忑不安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变成真理，何况儿子文中内容完全属实，字字句句铁证如山！
我开始反躬自问，认真回想。对儿子施暴的镜头不断闪回——
有一次是回老家，儿子白日与姐姐玩得欢快无比，忘了日记。夜间，父亲一手拧着呼呼大睡的儿子的耳朵，一手噼噼啪啪暴打，白嫩的屁股青红紫绿，梦中惊醒的儿子两眼透出惊恐，声声哀嚎像寒冬雪夜中遭受重创的小动物的哀鸣，撕肝裂肺。
长期以来，要求儿子每天练习乒乓球，如哪一天没有圆满完成指标，那通常是有一顿“笋子炒肉”（竹片打屁股）等着，最厉害的是用跳绳抽打，绳子上身，血印条条，母亲拍下儿子伤痕累累的照片，父亲凶狠施暴的“罪行”，欲“广而告之”，中了邪似的父亲却振振有辞，“不打不成才”
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对父母传统的定位为“严父慈母”，“慈”大同小异，“严”的程度有别，但“严”的内容中基本都有“暴力倾向”是不言而喻的，连我这个外面口碑很好的省级优秀校长也不能免俗。
“宽是害，严是爱”，严父之爱往往是一种封建的情感异化，爱子之情超越一定界线就如真理超过一小步也是谬误一样。细细反思严父的暴力倾向，也决不仅仅是让儿子的未来一帆风顺，未免就没有包藏私心？儿子的出人头地，未必不是父亲茶余饭后甚至后半生夸耀的主要谈资。
一阵急促的电话。打断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请问你是昊鸥的爸爸吗？”普通话亲切柔和。“昊鸥的爸爸”？哦，是的，当然是。只是，难道这是一个名衔吗？我的头衔不是“杨校长”、“杨老师”、“杨先生”吗？看来儿子出息了，我的头衔就多出了一项。
电话竟然是中央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