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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值得提起也不屑一顾。从听到的所有情况我可以推断，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当我表示想拜访这位名人时，我的东道主马上答应安排一次会面。但几天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当我问起时，主人耸了耸肩。
“我送去一张便条让他过来，”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真是个固执的老家伙。”
我不认为以如此傲慢的方式对待一位哲学家是合适的，我也不奇怪他不理会这样的召唤。我设法给他送去一封信，用我想得出的最有礼貌的措辞问他能否同意我去拜访他，不到两个小时，我收到了回复，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钟见面。
我穿过一个破败的院子，被引进一间狭长低矮的屋子，这儿几乎没有家具，只有一张美国式书桌、两把红木椅和两张中国小桌子。靠墙摆着书架，上面有很多的书：绝大多数当然是中文书，但也有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学和科学书籍；还有几百册未装订的学术期刊。在没有被书架占着的墙上，挂着不同风格的书法条幅，我猜想写的是孔子语录。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阴冷、空荡，也不舒服的屋子。只是书桌上一只长花瓶中的苋色菊花，才使这阴沉的屋子有了些生气。
我等了些时候，那个引我进门的年轻人端来一壶茶、两只茶杯和一听弗吉尼亚牌香烟。他刚出去，哲学家就进来了，我赶紧表示蒙他的好意让我登门拜访。他请我坐下并开始沏茶。
“我很荣幸你想来看我，”他回答我的时候说，“贵国人只是跟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以为每个中国人必然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我冒昧地表示异议，但我没有抓住他说话的要点。他将背靠在椅子上，带着一种嘲讽的表情看我。
“他们以为我们可以招之即来。”
我明白我朋友糟糕的便条还在让他生气。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喃喃地表达了我对他的敬意。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高个子，扎着一条细长的灰辫子，有着明亮的大眼和厚重的眼袋。牙齿已经缺损发黄。他很清瘦，长得好看的双手小小的，干瘪得有些像爪子。我听说他抽鸦片。他衣着简朴，穿着一件黑色长袍，戴着一顶黑色帽子，衣帽都有些旧了，深灰色长裤在脚踝处扎起来。他看着我，他还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态度接待我，他有一种戒心。自然，哲学家在关注精神生活的人中间占着一个尊贵的位置，根据本杰明·迪斯累利的权威说法，这种尊贵必须以充分的恭维来供奉。我也有了我应该恭维的对象。现在我感觉到他的举止有了某种放松，他就像这样一个人，正儿八经地摆好了姿式准备拍照，但等快门咔嚓一响就离开，并轻松地恢复他的自我天性。他领着我看他的藏书。
“你知道，我在柏林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们，”他说，“后来我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一段时期，但英国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于哲学而言不是很有天份。”
虽然他做出这一评论时带着歉意，但很明显，他乐于说一件让人略感不悦的事情。
“在思想界我们不是没有颇具影响的哲学家。”我提醒他说。
“休谟和贝克莱？我在牛津的时候，那儿的哲学教授都想着别去冒犯他们的神学同事。他们并不跟从他们的思想抵达他逻辑上的结论，免得危及他们大学圈子里的地位。”
“你研究过美国哲学的现代进展吗？”我问。
“你是说实用主义？这是那些想要信不可之物的人最后的庇护所。我对美国石油比对美国哲学更感兴趣。”
他人议论非常尖刻。我们又坐下来喝茶。他开始说得更流畅了。他说一口规范而地道的英语，时不时地用一句德语来表达意思。就一个固执的人所能受到的影响而言，他可能深受德国的影响，德国人的条理性和勤奋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哲学上的敏锐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当一个治学刻苦的教授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学章论及他自己的一本著作。
“我写了二十本书，”他说，“那是我在欧洲出版物上唯独一篇评论我的文章。”
我的主人点了一根烟。起初他的声音有些微弱疲惫，但随着谈兴越来越浓，他的声音也溢发有力。他很兴奋地说着，他身上几乎没有一个智者的沉静。他是一个能言善辩者，也是一个斗士。他厌恶现代个人主义的吁求，在他看来，社会是个统一体，家庭则是社会的基础。他拥护古老中国、传统教育、君主制和僵化的儒家经典。他越来越严厉地、愤愤不平地说起那些新近回国的留学生，责备他们亵渎神圣，摧毁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但是你们，知道你们正在做什么吗？”他大声地说，“你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要比我们高出一筹？在艺术和学术上你们就胜过我们？难道我们的文明没有你们的文明那么复杂、那么深奥、那么精细吗？这么说吧，在你们住在山洞里、身上披着兽皮的时候，我们已是一个开化的民族了。你们知道我们在尝试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实验吗？我们寻求以智慧而不是强力来管理这个伟大的国家，千百年来我们成功地做到了。那为何白种人要瞧不起黄种人呢？这要我来告诉你吗？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枪，那就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群没有防御能力的人，你们可以不费力地置我们于死地。你们粉碎了我们哲学家的梦想：世界能以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来治理。如今你们正在教育我们的年青一代懂得你们的秘密，你们将可怕的发明强加给我们。你们不知道我们是学习机械的天才吗？你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最勤劳的的人吗？你们认为我们得用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吗？当黄种人能够造出跟白种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射击得同样准确时，那你们的优势何在呢？你们诉诸枪炮，他们也将会由枪炮来裁决。”
但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个小女孩悄悄地走进来，依偎在这位老先生身边。她瞪着好奇的眼睛望着我。他告诉我这是他最小的孩子。他抱住孩子，低声地跟套，一条长辫子拖到背后。她是在皇帝退位、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那天出生的。
“我曾想她宣告着新时代之春的来临，”他说，“然而她只是这个伟大国家之秋的最后的花朵。”
他从书桌的一条抽屉里取出些铜钱，交给小女孩就让她走了。
“你看见我留了一条辫子，”他把辫子拿在手里说，“这是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的代表。”
他现在更温文尔雅了，他说起古代哲学家如何带着他们的弟子周游列国，传授一切值得学习的知识。各国王侯召请他们商议国事，让他们成为国家的治理者，他非常博学，也极富有口才，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他的国家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我不禁想他多少是一个悲哀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但没有帝王来赋予他治理国家的重任。他满腹经纶，渴望传授给莘莘学生，这是他精神上所追求的，但只有少数生活不幸、贫穷和资质愚钝的外乡人去听他讲学。
我几次小心地表示我该告辞了，但他不想让我走。最后我觉得必须得走了，我站起身，他拉住了我的手。
“你来看望中国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要送你一点东西作为纪念，但旬一个贫穷的人，我不知道我能送什么才值得你接受。”
我谢谢他的好意，表示拜访留下的记忆本身就是宝贵的礼物。他笑了。
“在这个衰败的时代，人的记忆是很短暂的，我愿望送你更为坚实一点的东西。我想送你一本我的书，但你不能读中文。”
他带着一种亲切的困惑表情看着我。我有了一个主意。
“送我一幅你的文字吧。”我说。
“你喜欢中国书法？”他笑着说，“我年轻时就有人认为我的字不是一无是处的。”
他在书桌前坐下，取出一张宣纸铺开来。他在砚台里倒了一点水，用墨磨着，又拿来了笔。他活动一下手臂，开始写起来。我一边看写字，一边饶有兴趣地想起听来的他的一些些轶事。说是这个老人每当积攒了一些钱，就会胡乱地用在花街柳巷。他的儿子是城里一个有名望的人，被他父亲传闻弄得很没有面子，只是他强烈的孝顺心才避免了对这种放荡行为的严厉责备。我敢说，对于做儿子的来说，如此放荡确实令人难堪，但对研究人性的学者而言，这又是可以平静看待的。哲学家倾向于在书房中阐述他们的理论，只是众他们间接了解生活材料中得出结论，而在我看来，如果他们也面临普通人所遭遇的的人生浮沉，那他们的著作会有更确切的意义。我是乐于宽厚地看待老夫子的这种雅好的，也许他寻求的不过是去阐明人之假象的最不可理解的一面吧。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3期P50
战争与和平
●宋美龄
议长先生，美国参议院各位议员，各位女士、先生：
受到诸位所代表的美国人民热情与真诚的欢迎，令我感动莫名。我事先不知今天要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只以为要到此说声“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各位”，并向贵国人民转达敝国百姓的问候之意。
我并不擅长即席演说，事实上也根本称不上是演说家，但我不会因此怯场。因为前几天我在海德公园参观过总统图书馆，在那里看见的一些东西鼓励了我，让我感觉各位或许不会对我的即席演说要求太多。让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一个放着总统先生演说草稿的玻璃箱，里头放着从第一份草稿到第二份草稿，一直到第六份草稿。昨天，我碰巧向总统先生提及此事，我说我很高兴知道，以他如此知名又公认为一流的演说家，还必须写这么多份草稿。他回答说，有时他一次演说得写12份草稿。因此，今天本人在此发表的即席演说，我确信各位一定会包容。
贵国和敝国之间有着160年悠久历史的情谊，我觉得贵国人民和敝国百姓有许许多多的相似点，而这些相似点正是两国情谊的基础，我也相信不是只有我才有这样的感觉。
在此，我想说个小故事，来说明此信念。杜立德将军和部下一起去轰炸东京，回程时有些美国子弟兵不得不在中国大陆跳伞。其中一人后来告诉我，他被迫从飞机上跳伞，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看到当地居民跑向他，他就挥着手，喊出他会说的惟一一句中国话“美国，美国”，也就是“美利坚”的意思，美国在中国话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国家”。这个大男孩说，敝国人民听了都笑开来，拥抱他，像欢迎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他还告诉我说，当他看到我们的人民，感觉到他已经回到家了，而那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
我来到贵国时是个小女孩，我熟悉贵国人民，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我生命中成长的岁月是和贵国人民一起度过的。我说你们的话，我想的和你们一样，说的也和你们一样。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也感觉到我好像回到家了。
不过，我相信不只是我回到了家，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会用你们的语言与你们说话，或是你们能了解我们的语言，他们会告诉你们，根本而言，我们都在为相同的理念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