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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房屋八万余所。人民痛苦不堪、流离失所。边境地区也因此积贫积弱。更严重的是，对这些凶蛮的游牧民族，明朝政府一筹莫展、苦无良策。
派大军进剿吧，看上去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可实际根本不是。首先，游牧民族弓马娴熟，民风彪悍，战斗力很强。明军与之对战一向败多胜少。明英宗亲自率军出征，结果却被俘虏，是所谓“土木堡事变”。其次，游牧民族马上作战，来去迅速，进剿的明军却辎重繁多，行动缓慢，深入草原又人地两生，补给困难，即使打上几个胜仗，也不能彻底消灭对手，自己能否安全返回倒成了问题。第三，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众多，你来我走，即使打败了一个对手，将之远远赶走，也无法防止其他的游牧民族来填补空白。因此再大的胜仗也只能是暂时解决问题。最后，明军往往纪律涣散，不但靡费众多，而且严重扰民，对边境民众的危害甚至不比那些前来劫掠的游牧民族小。据估算，一次大军出征，可能要耗费明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取得的战果往往仅仅是“斩敌首”几十上百，这其中还不知道有多少是冤死百姓的人头——明军的确干过这种“杀良冒功”的行径。
比进剿合算得多的方式是修建长城这样的防御工事。与马上的游牧民族作战，利用地形守险当然更符合明军的优势。事实上，明政府也确实修建了不少长城。现在看得到的长城并不是秦长城，基本上都是明长城。在抵御进攻方面，长城确实有着其他手段难以比拟的优势。对于小规模的骚扰，基本可以有效对付。对于大规模的进袭，则至少可以迟滞敌方的速度。富有戏剧性的是，在鞑靼人一次进攻时，长城没有挡住敌人的进攻，但是却在敌人劫掠完后撤退时发挥了作用。鞑靼人被长城所阻，“散漫不得出”，追逐的明军得以赶上，于是，鞑靼人大败。而一些修缮良好的长城，甚至在抵御大规模进攻时也非常有效。借助于长城和火器，战斗力处于下风的明军能够和游牧民族实现大致的武力均衡。
但是，修建长城也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虽然比之大军出征要节省得多，但还是成为明朝社会的沉重经济负担，而且，长城的存在并不能彻底打消游牧民族劫掠的念头，只是加大了他们劫掠的难度。战争的威胁还一直存在着。这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比之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更加依赖自然条件。一旦发生大的天灾，他们除了南下劫掠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维持生存的手段了。而且，游牧民族生产的的产品种类较少，他们要想得到其他更丰富的生活用品，只有从农耕民族那里得到。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就一直存在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主要原因。
既然“战”和“守”的方式都不理想，那么，难道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办法了？当然有。而且，更乐于采用这种办法的恰恰不是明朝这边的受害者，而是北边的劫掠者。
1542年，在多次劫掠得手以后，俺答派遣使者到大同向明朝政府表示，希望能开放边境贸易，实行“互市”。使者说，他们南下劫掠，无非是想得到锦帛茶叶等物，可是动手去抢的话，恰恰难以得到这些细软，只能抢到人口和牲畜，偏偏他们那里并不缺人口和牲畜。而且，由于他们的劫掠，边境人民纷纷逃亡，可抢的资财越来越少。再有，虽然游牧民族在武力上占据优势，但出动军马，也是所耗不菲，还要和明军打仗，死伤人员。算来算去，怎么也不如双方互市来得合算，所以，他们诚恳希望和明朝发展边境贸易。
游牧使者的这番话看来是真心表白。可惜，这个建议并没有立即被明政府接受。1542年的使者是个不幸的人。他作为一个使者，却被明朝的大同巡抚扣押，并被送往北京处死。双方之间的往来也因此中断了五年。其间又发生了多次入侵。五年后，一个明朝的军官被蒙古人擒获。蒙古人对这个俘虏说，谈起抢劫来，对你们危害虽大，我们这边的利益却很小，问题是你们不允许互市，要不然何必这样打来打去呢？这位军官自告奋勇，要为蒙古人游说此事。蒙古人便释放了这名军官，并派了三名使者。这三名使者又被人杀害，因为想要拿去请功。蒙古方面却不屈不挠，再次派出使者，仍然希望讲和互市。
这一次，蒙古人的希望在朝廷上得到了讨论。可是，明朝君臣不但不打算讲和，还开始讨论收复河套的计划。蒙古人大怒，攻陷古北口长城，包围了北京，并在河北大掠。震动了明朝整个朝野上下。蒙古人撤出以后，朝廷讲和的呼声高涨起来。在皇帝面前的讨论中，著名的忠臣杨继盛慷慨陈词，坚决反对讲和互市，认为和敌方贸易是示弱，是辱国，一定要先报仇雪耻。嘉靖皇帝被杨继盛的慷慨陈词打动，要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可是，著名奸臣大将军仇鸾却站了出来，先卷起了袖子，不过不是准备和蒙古人打一仗，而是卷起袖子把杨继盛大骂了一番：小子连寇都没见过，说得到轻巧！
其他大臣也站在奸臣这一边，主张讲和互市。杨继盛辈的主张被弃置一旁，本人也因仇鸾背后使坏被贬官。开放互市的政策定了下来。看来，所谓“爱国贼”并不是现代产物，而是古已有之。
当然，虽然杨继盛被贬，但“爱国贼”并没有后继无人，这造成了互市时断时续，停停打打，明朝有时会以各种理由关闭互市，实施贸易禁运，蒙古人则以武力进袭作为报复。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双方对于战与和的利益对比有了清楚明确的认识。互市终于稳定下来。1570年，双方达成协议——隆庆和议，正式实现了和平和贸易。“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费省什七”。
军费节省了70％，这只是直接收益，间接的收益可以说是无法计算的。不但避免了由于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而且，边境一带由于处于农牧区的分界线，由战争的受害者一下子变成了贸易的受益者。今人玩味不已的“晋商”就是从那时开始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明朝的边贸政策为清朝所延续，于是，在清朝的历史上，人们就没有再看到如明朝那样的来自北方游牧的边患。相反，蒙古人还成为满族统治者的坚定盟友，也就是所谓“满蒙亲善”。这种特殊关系虽然来自于双方早期的战略合作，但持续的贸易关系无疑也是重要的凝聚因素。贸易创造了和平，贸易创造了友谊。对此，魏源评价说，隆庆和议不仅息明朝边塞五十年之烽燧，且开本朝（指清朝）开二百年之太平。
在所谓的“常识”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认为买东西不如抢东西。抢东西多好啊！不用花钱，白白得到财物。可是，抢怎么会是“白白”的呢？实际上，抢的成本很高，而且成效很小。被抢者会反抗，会逃跑，会消极抵抗。如果你可以自由抢劫微软公司的话，在通过抢劫得到Windows98以后，你还能指望盖茨们为你努力开发出WindowsXP吗？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有财富实力的，不是那些强盗，而是企业家。真正富裕的国家，不是充满了强盗的国家，而是拥有更多企业家的国家。
可惜，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当然，虽然他们认识不到，但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不会去到处抢劫。他们虽然缺乏理解能力，但并不缺乏实践智慧。但是，在对那些不属于他们直接生活范围的问题，比如是否选择自由贸易，是否接受全球化等问题表态时，他们往往就会表现出自己理解力的局限。他们怀疑贸易的功能，认为进行贸易是一种等而下之、不得已的办法，不是获得财物的最佳途径。他们认为强者不需要贸易，而弱者只能在贸易中受害，所以如果有可能，最好通过非贸易的手段，比如征服和劫掠去获利，那样才能保证稳赚不赔。
他们肯定是错了。逻辑和事实都表明，想要得到一样东西，花钱去买是最好的办法。通过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换把社会组织起来的自由市场制度不仅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同时会实现人际关系的最佳化，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和服务，并把社会中的暴力因素降到最低。贸易天生是化解战争、创造和平的因素。
自由贸易与其说是人类的发明，不如说是人类的发现。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在回顾历史时，才会认识到，自由贸易类这个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人类只能局限在小得多的团体中生活，伴以原始的落后状态。
逻辑已经充分表明了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而无数的事实无数次地证实了这一点。已经不需要更充分的证明了。需要的就是把把自由变为一种信念，始终在社会生活中贯彻和坚持。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46
世界不是一家
张芸芸
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
是英国的电视台采访了几个移民到西班牙的英国家庭。当我看了第一眼的时候，我心里涌起的感慨是——世界真是一个轮回。当全世界的英国使馆都在防着别人使劲往他们的弹丸之地以不正当的方式偷渡的时候，英国人也在卷起行李，抛弃他们阴雨连绵的国度，向西班牙、澳大利亚等拥有阳光海岸的国度移民。
然而移民后的生活并不是一如他们当初设计的那样幸福。的确他们用在英国买一套小房子的钱买到了大三倍且带私人泳池的豪华住宅。但是举家搬迁几个月后，当一切终于收拾停当，大家便开始大眼瞪小眼，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打发。他们发现买不到自己国家的传统食品，商店里不再有众多的饰物可以装饰花园，甚至听不懂当地的语言而只能从事不用说话的低级工作时，电视里那个女人流下了眼泪，她说：我想回家。而此时最恐怖的发现就是，为了这个移民他们已经用尽毕生的积蓄，恐怕已无法承担再次搬回家园。
在英国的土地上，他们是自豪的：母语是世界通用语言，收入是世界最高标准。而一旦离开根脉，一旦不能再用自己从小熟习的语言，必须忘记自己固有的习惯和生活，永远不知道别人在笑的是你还是昨天晚上的电视节目，心里那种自尊的失重感是任何方式也无法弥补的。更何况，还要高贵的他们低三下四去做体力工作，更成了生命中无法承受的一种变革。而谁能相信，这一切是他们自己心甘情愿花钱花时间买来的！
所以，每当有人问我，你要移民吗？我就反问：你为什么那么不想当中国人？回答各有千秋，有说中国对他不好的，这种消极的人我断定到哪里都不会觉得好；有说外国制度福利好的，这样的人不熬个10年8年恐怕也体会不到；还有说体验一下不同生活方式的，我却惋惜他要用如此巨大的代价来换取自己的一时之快——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定居外国、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者将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即便抛开高尚的民族情操不谈，抛弃了自己祖国的人，无论是加入外国籍、取得永久居留，或是以工作签证等合法身份临时停留，甚至无身份打黑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