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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的重心，再度回到中央的舞台上：分权。赵匡胤不再重复宰相专权的老路，他把军权交给枢密院，财政权交给三司，宰相成了民政部长。在军事问题上，更是如此，将军互相轮岗，军队定时对调，“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将兵之间的生疏，使得造反变成了不可能的事。
一个理性的时代
赵匡胤面对的最棘手问题，还不是割据，而是人性的崩溃。
早在称帝之初，杵在朝廷上的后周官员们，就毫无悲色，反而伸长脖子，等着这次“站对班”、“表忠心”的升迁。
文坛领袖、翰林学士陶谷，更是信心百倍——想当天，突然跑回来一个新皇帝，一帮大老粗都不知道如何形容这次“和平政变”，还不是我聪明地奉上了“禅位诏书”？陶谷越想越得意，好像那顶宰相帽子就在眼前。
赵匡胤也笑了：“起草禅位诏书？我听说你们都是照着前人的旧文，改换几个词，好比依样画葫芦，有什么功劳可言？”刹时，陶谷一脸的茄子紫，他哪会想到，一个武夫皇帝竟能出口成章，把不讲气节的文人讽刺得体无完肤。
赵匡胤的改革，绕不开文人丧节这一关。而重塑一个时代的气质，很大程度上，与君主个人的气质息息相关。作为和唐太宗齐名的一代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以胸襟开阔、理性冷静而著称于史。
有一次，赵匡胤深夜出巡，遇到了刺客，一箭飞来，钉在他身后旗杆上。历朝历代，行刺皇帝都是滔天大罪，负责保卫的将军和亲兵气急败坏，就要踹开四周民居的家门，大肆搜查。赵匡胤立即拦住了他们，拔下箭，爽朗一笑：“此人准力还不够，他下次多练练再来吧。”说完，泰然无事地扔了箭，不再追究。
这种理性和宽容，融入了王朝的种种施政行为上。灾年，设立“太平仓”，专门收容流落异乡的遗骨；官员哪怕是出了名的“小气鬼”，水灾时也要置屋千间，借予贫者；立法保护女性，规定女子的嫁妆不得低于家产的一半，丈夫不得侵占妻子的嫁妆；即使社会风俗日趋保守，官府在处理寡妇改嫁案件时，依然认为此乃个人自由、不得干涉……
在赵匡胤的带领下，浮华功利的社会风气扫荡一清。尽管他的改革，留下了“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遗憾，使得以后几百年里，出现了军力被严重束缚的局面。但毕竟，唐末五代武人骄横的混乱再未出现，文采风流和道德华章，迈向了又一座高峰。
从此开启了北宋——一个理性而秀美的新时代。
（徐陈静摘自《环球人物》2007年第35期）
外交强人沙祖康
●刘 巍
“秘书长先生，我这个人比较直，讲话比较冲，很多朋友说我这个风格要改改，您的意见如何？”沙祖康对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自己是农民外交家，性格坦率，不喜欢绕弯子。潘基文则回答说：“千万别改，联合国需要这样的风格。”
2007年7月1日，曾服务于中国外交37年的沙祖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就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以往，在国际外交界，中国外交官面带笑容、温文尔雅的仪态，常给人以东方人特有的神秘感。而“不太相信外交辞令”的沙祖康，却被美国报纸誉为 “令人震惊的坦白”。
出身贫苦
1947年，沙祖康生于上海，父亲当时是上海英国亚细亚汽油厂的工人、中共地下党员；母亲则在一家纺织厂做工。上世纪50年代，父母响应国家号召，回到江苏宜兴邮堂乡的决西村。但决西村并不是沙祖康的祖籍，多年以前，沙祖康的上辈家人是从苏北撑一只“放鸭船”来到了相对富庶的苏南，当时这样的人被称为“南漂”或“江北佬”。在普遍贫穷的年代，沙祖康一家在当地人眼里，仍然是“穷得不得了的人”。
由于父亲双腿有残疾，母亲体质又不好，作为家里子女中的老大，沙祖康不得不挑起家里的重担。 “我在老家小时候什么都干过，养兔、养鸡、养鸭、养羊，还有田里的庄稼活儿，种麦啊、插秧啊、割稻啊，全干过。”
由于饥饿，对于沙祖康和弟弟来说，每天讨论谁来舔食盛粥的容器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太阳也会在我的门前走过的。”面对生活的困窘，个子矮小的沙祖康始终没有放弃希望。
1962年，沙祖康升入杨巷中学高中部。当年高中时期的两位老师徐宇成和任康年都提到了沙祖康当年的英语老师——史凤云，这位抗战时期为美国飞行员做过翻译的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他选出十几个同学组成英语兴趣小组，寒暑假每天抽出一两个小时给他们上课。沙祖康被选入英语小组后，很受器重，英语成绩也一步步提高。
1965年沙祖康参加了高考。考试那天早上，沙祖康就吃了一块老南瓜。沙祖康的高考应该是在饥饿中完成的，证据之一就是考完试的沙祖康昏倒在了街头。然而，饥饿却并没有影响沙祖康的临场发挥，中学老师任康年评价说，沙祖康“考得出乎意料”。
沙祖康最后考上了重点大学南京大学英语系。相对于兴奋的沙祖康，其父母却是愁容满面。最后，原邮堂乡党委书记吴海清以个人名义担保，沙家从人民公社信用社借了22。5元钱。再加上乡里和村里救济的六十元钱，沙祖康以“先报到，0心态，去了南京大学。
大学遇到 “老妈”蒋克
上了8个月，“文革”就开始了。沙祖康的同学蔡锦秀回忆说，“在文革后期，两个人都成了逍遥派。但这种‘逍遥’使人苦闷，前途渺茫，看不见希望”。而沙祖康当时把精力都花在了学习上，“外边批判什么书，沙祖康就看什么书”。
蒋克是当时沙祖康所在系的党总支书记，当时同学们都叫她“妈妈书记”。这位“妈妈书记”今年已经88岁，提起学生沙祖康，她仍然兴致盎然。
她记得沙祖康入学的第一个冬天还穿着单衣，她后来给了沙祖康一件棉大衣。赶上星期日，沙祖康会去蒋老师家，一个月至少去两次。但他从不在老师家吃饭——总说吃过了。1969年国庆节后，全系师生步行两天到七十多里外的溧阳农场劳动。“沙祖康跑过来埋怨我走得慢，却一把把包拉过去背在了自己身上。”当时蒋克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跟在学生队伍里算再教育，沙祖康不好直接说帮她拿行李，只好借口说怕她耽误整个队伍的进程，帮她背包。
毕业前，蒋克在路上碰到沙祖康，两个人就坐在南京珠江路的路牙子上开始了长谈——当时中央军委和外交部两家单位都要沙祖康，沙祖康说，以他的个性更想去当兵。蒋克帮他分析说，外交部新成立不久，十分缺人，而部队的老干部已经很多了。于是沙祖康听从了蒋老师的建议，去了外交部。
沙祖康和家人
沙祖康到外交部工作不久，回到家里探亲。临走时，看见家里困难的状态，就把身上穿的衣服和袜子都留给了父亲，而自己穿着父亲的旧衣服与旧袜子赶路回京。在溧阳换车时，由于天色已晚，沙祖康决定住在这里，在旅店里他遇到了麻烦。
旅店服务员看到沙祖康穿得过于破旧，担心他付不起住店的费用，就说没有房间了。沙祖康当时很生气，于是他拿出了自己外交部的工作证。没有想到，服务员的态度又转到另外一个极端，把沙祖康领到了旅店里最好的房间。沙祖康后来告诉家人，他硬着头皮住了下来，认为第二天结账时肯定要出洋相，甚至做好准备；不行就把手表抵押给旅店。
沙祖康的二妹沙益英1993年到北京时，发现侄子沙磊的凉席是破的，电风扇也没有。而沙祖康本人还穿着破背心，袜子也是破的。当妹妹询问时，哥哥说，“将就这么过”。这一年夏天，沙磊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姑姑沙益英最后花了200块钱给侄子买了一个电风扇。
沙祖康的母亲是在2000年过世的。过世前的一个星期，母亲打了一个电话给远在国外的儿子，正在参加国际会议的沙祖康因为正忙，没有多说便挂了电话。
一周后母亲就去世了。这件事对沙祖康的打击很大。沙益英说：“大哥在母亲遗体安放的那间老屋铺上草席，一住就是三天。”
“其实我们也知道大哥真的是太忙了。”沙益英说，沙祖康完全就像一个“机器人”，一天到晚都在忙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才会去睡。“现在如果不吃安眠药，大哥已经睡不着了。”
沙祖康是兄妹五人中的老大，对于妹妹和弟弟们来讲，沙祖康是幸运的。当时，即使成绩好，也还要由村里推荐上学，因为沙祖康已经上了高中，村里就不推荐沙家的子弟去上学了。沙祖康的弟弟只上到了初中，后来就一直做农民。
沙家的小妹沙益芬，身体不好，在老家生活也比较困难。在大哥沙祖康赴纽约就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这一个夏天，小妹沙益芬仍然在宜兴市里卖西瓜。
沙祖康的公私分明甚至表现在很小的事上。一次，沙益英给哥哥的办公室打电话，由于是长途，要求哥哥拨回来，沙祖康执意这样通话——因为办公室的电话是公费，说她花的钱，沙祖康个人给她报销。
沙益英说，大家能体谅大哥，也对大哥的正直表示钦佩。
“妻离子散”的小家庭
1999年秋，时任外交部军控司司长的沙祖康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从方庄到外交部，要骑40分钟。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他甚至还向宜兴来专访他的记者沈重光传授经验：“这样的车才不会丢。”
同样，他不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学的儿子沙磊住校，而是要求他每天骑车从方庄到北外，仅单程就得骑一个半小时，也就是说沙磊每天要骑3个小时的自行车。
在儿子沙磊十多岁时，沙祖康领儿子回了一次家乡，对于一个居住在城市的少年、家里的独子，沙祖康却执意让儿子挑粪。沙磊没有干过农活，但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
沙磊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外交部，沙祖康一家三口成为了“外交之家”。
在外人看来，一家三口都从事外交工作是令人羡慕的，但沙祖康却形容自己的家庭是“妻离子散”。1973年沙祖康结婚后不久，就被单独派往斯里兰卡任大使翻译，并且一待就是7年。1995年至1997年，沙祖康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中国裁军事务大使，夫妇二人一同前往日内瓦，但儿子却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学，一家人又不得不分开。1997沙祖康回国任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而这时夫人又被派往印度大使馆，并在国外常驻8年。事实上，结婚以后的34年，夫人刘瑾凤和沙祖康之间聚少离多，分别的时间超过一半。
1999年秋天，宜兴同乡沈重光在拜访沙祖康时见证了这样一幕——儿子沙磊说：“我从父亲的身上，看清了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怎样以祖国和民族的事业为重，我觉得任何一个有志青年，都应该以此为榜样，并且应该为此准备作出某种牺牲。”
在场的父亲沙祖康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重重地拍了一下儿子的肩膀。
行侠仗义的外交官
沙祖康从小就喜欢读武侠小说，在中学因为在课堂看小说，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