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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为什么想当官
小姑娘说：俺当了官以后就能给俺老师转正了。
记者又问：你怎么会有这么一种想法
小姑娘说：俺如果不给俺老师转正，俺们这些娃娃都没有地方上学。
这就是一位乡村小姑娘的思维逻辑，实现梦想的唯一方法是有朝一日当了官好为老师转正，好让他继续教自己读书。
这是多么幼稚而卑微的梦想！
那么，使得小姑娘发此“宏愿”的老师是怎样一个人呢
李小棚是陕西的一位乡村代课教师，一人管着一二三四年级共17个学生。即使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大山里，他也算得上穷人：每月40元的工资一拿就是十来年，后来涨到100元，却已经两年没有拿到工资，无奈之下只能靠寒暑假到火车站装卸水泥赚钱补贴家用。他的父亲在他读高中那年于活时被砸断了腰，母亲患腰椎炎下肢瘫痪多年后去世，妻子重病做了数次手术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代课老师李小棚至今欠着6万元的外债。
使这位老师引来社会关注的是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他捡到一个钱包，发现包里有4000余元。在路上苦等3个多小时未见失主后，他根据钱包里的身份证地址，借了30元路费到西安将钱包交给失主。返程时剩下的钱已不够买票，单从县城到村里的路他就步行了5个小时。
此事经媒体辗转调查并报道出来，感动了许多善良百姓。但也有人说李小棚的行为纯属作秀，他是想借此吸引媒体注意，然后给乡上施加压力，目的是让自己转正。
我是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故事的。画面中的李小棚形容憔悴，有着庄稼人一样的黑瘦面孔，他正举着远方客人送来的香蕉教孩子们怎样辨认和剥皮。山里的孩子平生第一次见到香蕉。李小棚说：“大家都尝一下，看是什么味道。你们要好好学习。我常给你们说，走出大山啥好吃的都能吃到，有了知识，有了工作。就能吃到很好吃的东西。”
按时下的标准，这几句话算不得崇高，似乎不符合通常人们对一位优秀教师的想象。一个老师就用这样的语言激励孩子们努力向上但孩子们对老师的劳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以前的老师在的时候，我们的成绩最高的是80分，最低的是3。5分；李老师来了，我们都有99分的，多一半都是上了80分的。”
就是这样一个勤勤恳恳、正直善良的老师却迟迟不能转正。我们一直在宣传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李小棚却在两年中连区区的100元工资都无法拿到，那么多钱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我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新星》中曾写过一位乡村教师。那天，县委书记李向南去公社视察，看到年轻的女教师正在昏暗漏雨的窑洞中为孩子们上课。他在内疚与感动中走到讲台前对孩子们讲了如下几句话：“第一，你们不怕刮风，不怕下雨，学习很努力，你们都是好孩子。第二，你们会有一个很大很亮的好教室。第三，你们长大以后，不要忘记，你们现在有个最好最好的老师。”
二十多年过去，有些山区孩子的境遇并未见多大改善，很大很亮的教室仍然是一种想象。而农民因培养大学生再度返贫的事情却屡见报端。我有一位当教授的朋友，出身贫寒，1960年以全县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享受着最高助学金直到完成学业。他早已经成了城里人，他的孩子也已完成大学学业并出国留学。他曾多次对我感慨，以当下的教育现状，他的父母当年不可能供他读书，他和他的子女只能永远生活在乡下。
（舒晴摘自《今晚报》2007年9月2日）
天使的目光
●老玉米
我不喜欢医院。每当我穿过走廊，嗅着医院的味道，我就感到苦闷。那不仅仅是福尔马林的气息，那里面弥漫着寂寞、痛苦、绝望。但我别无选择，因为我是这里的护士。
我在肾内科上班。一次长假之后，我再次走入医院，正要进值班室，忽然看到一个小女孩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手里似乎抓着什么东西。我快步追了上去，一把按住她。她非常瘦，蓝色衣服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肩膀上，裤角沾着泥点。看样子只有八九岁。
她手里抓着一只空的点滴瓶。我迅速夺过来，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她的嘴角抽搐一下，忍不住吸了口凉气，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捡垃圾别到医院来，这里有传染病，听到没”我斥责她。她抽泣着说：“阿姨，我不是捡垃圾的，我妈妈在医院看病。”
原来是新住院的病人家属。我不再理会她，起身进了值班室。小女孩呆呆地站在走廊里，透过玻璃门望着我。过了一会儿，她贴着门框，低声说：“阿姨，我叫小梅。”我随意点点头。她又走近几步，怯怯地说：“我妈妈住在402病房，她很疼，可我爸爸不要我们了，我陪妈妈治病。”
我忽然有些不安了，不由得多打量她几眼。她干脆走进值班室，倚在桌边，脸上还挂着泪珠，却用力笑了笑，说：“阿姨，你的眼睫毛真长。妈妈说，穿白大褂的叔叔阿姨都是天使。”我的心颤了一下，为她真诚的语调、为她的目光。我勉强笑一笑，问：“你怎么不上学”
“等妈妈病好了，我就去上学。”小梅也高兴起来，“我家隔壁的丽丽比我小一岁，都上二年级了。”她很快又低下头，眼睛里充满同龄孩子没有的苦难和沉重。我拉过她的胳膊，往她手背上涂药水。她使劲儿地抽鼻子，我以为她很疼，便放慢了动作。“阿姨，我不疼。”小梅懂得了我的意思，笑着说。
我摸摸她的脑袋说：“回去吧，妈妈该担心了。”她却不走，迟疑地，盯着桌上的空点滴瓶，终于鼓足勇气，对我说：“阿姨，这个能给我吗我想用它卖钱。妈妈治病要好多好多钱，我已经攒了15块钱了。”“瓶子卖不了几个钱，而且不卫生，都是别人用过的。”我耐心地劝她。她点点头，最后看一眼瓶子，出去了。
后来我断断续续从同事那里得知，小梅的妈妈下岗以后做了钟点工。却患了尿毒症，小梅的爸爸突然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
我很清楚，小梅妈妈的生命，只能依靠几天一次的血液透析维持，而肾移植需要十几万元手术费，她们勉强凑了一些，还有七八万的缺口无法补齐。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能看到小梅，她总是贴墙站着，小心翼翼地看着每个人。我知道她怕什么，她怕妈妈被赶出医院。
她把我当成救命稻草，尽一切努力讨好我，如果我脸上稍稍流露出厌烦。她就像做了错事，变得惶恐不安。有时我想，为了这个可怜的孩子，也许我应该装得快乐一些。
小梅大部分时间就坐在妈妈床边，握着妈妈的手，小声跟妈妈说话。在妈妈面前，她很少流露忧愁的神情，她努力在笑，在适应生活。
她们母女每天只能吃馒头和咸菜。一天中午，小梅随口说道：“妈，我刚才看到隔壁房子里那个人吃香肠呢。”妈妈干瘪的嘴唇哆嗦着，很快转过脸，望着窗外，用手掌在脸上飞快地抹了一下。小梅立刻站起身，说：“妈，我以后不偷看别人吃饭了，你别难过。”
我正从外面进来，看到这一幕，眼里忽然涌上一团水雾。小梅见到我，高兴地跑过来，大声说：“阿姨，我想借你的圆珠笔用一下。”我颤声说：“好啊，小梅要学习了。”小梅的妈妈转脸看看我，苦涩地笑了。那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却显得异常苍老憔悴，看样子随时都会崩溃，但她坚持着，为了她的女儿。
小梅拿了圆珠笔跑回病房，拉过妈妈的手腕，先画了一个蓝色的圆，又画了些标记，然后兴奋地抬起妈妈的胳膊，对我说：“阿姨，这是我给妈妈买的手表！”妈妈的手无力地耷拉着，像一根枯萎的树枝。
那天我很伤感，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但是，这种伤感是有收获的，它让我同时感受到温暖的力量，那个被苦难缠绕的小女孩，身上就充满了这种力量。
再去上班时，我渐渐有了一种期待，要看到小梅和她的妈妈，看她们面对无望生活时坚强的微笑。我也要学着跟她们一起笑，她们成了我血脉相连的亲人，她们的命运仿佛就是我的命运。
患了尿毒症的病人，体内的毒素达到一定量而排不出去时，会非常痛苦，一旦经过血液透析，看上去就和健康人没多少区别。所以每次透析之后，小梅都以为妈妈好了，妈妈也要做出幸福的样子给她看。
但是，小梅终于明白了，这只是一场接一场的梦。梦醒之后，妈妈就会躺在床上，像要死掉一样。她无能为力，只能用自己幼小的心灵承受这一切，并珍惜每场梦。
北方的冬天越来越冷，刚过12月，寒流就侵袭了这座城市。
小梅经常溜到医院外面，我猜她又去捡垃圾了。一天傍晚，快下班的时候，她悄悄回来，我拦住她。“为什么躲着我”我问。她低下头，双手背到后面，瑟瑟发抖。我蹲下来，摸摸她的脸：“听阿姨的话，别捡垃圾了，挣不了多少钱。”她仍在颤抖，单薄的衣服像一片树叶：“阿姨，求你别告诉我妈妈。每次妈妈问我去哪里，我都说在你这里玩。”
我说：“你学会骗妈妈了。”她惊恐地瞪大眼睛：“我没有……”她被吓哭了。“好。我不告诉妈妈。”我抹去她脸上的泪，她的泪那么凉，却灼伤了我的指尖。我把她带进值班室。“小梅，听阿姨的话，医院有暖气，你就在医院陪着妈妈。”我用热毛巾焐住她的手，“如果你在外面冻病了，谁照顾妈妈啊！”
她抬起脸，泪眼矇眬中，努力绽出一个笑容：“阿姨，我听你的。”她坐在桌子上，快活地晃着双腿。我的视线移向她的脚，她忽然有些不安，急忙从桌上跳下来，往外跑去。我一把拉住她，她挣扎着，想摆脱我。我用力抬起她的脚，震惊了——她没穿袜子，青白色的脚腕上竟没有一丝热量，像冻僵的树皮。一时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嘴唇哆嗦着，喉咙里发出一阵呜咽。小梅低声说：“阿姨，我不冷。”她把鞋脱下来，脚上缠了好几层卫生纸，冻疮已经溃烂，脓血从纸里渗出来。
我抱住她，哭声再也止不住了。她安慰我：“阿姨，我有袜子，要等到最冷的时候再穿。”那一刻，我的泪水打湿了她的头发。
小梅妈妈的神情越来越绝望，她不想在医院空耗了。每次透析都要花钱，肾移植却遥遥无期。我经常看见她搂着小梅，双眼空洞，泪水还没流出来便已蒸发。
小梅却异常坚定。那天我去402病房，刚到门口，听到她对妈妈说：“妈，就把我的肾给你吧，虽然我的肾很小，可是到你身上以后，会慢慢长大的。”
我用力把脸转向一边，还是无法控制自己。我跑到花园里，在萧瑟的北风中哭了很久。小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