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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奇怪，起身问有事吗”
他一脸赔笑地说： “我找叶老师。”
我说： “我就是， 您是……”
他说： “我姓李，是李梅子的爸爸。”
我想起上午的事，急忙把他让进屋。这时我才发现，他左腿有点残疾，走路一跛一跛的，脚上穿着一双旧胶鞋，鞋上沾满了黑乎乎的煤灰。我心里一动，给他倒了杯热荼，然后问他： “您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他嗫嚅着说： “我下岗都好几年了，前年在建筑工地打工时摔断了腿，梅子她妈又跟我离了婚，现在靠给煤厂拉煤出来卖过日子。”
我一怔，忽然明白过来，李梅子为什么要让一车煤等于1千克，那里面包含着一位不谙世事的女儿对辛劳的父亲最深最纯真的爱呀！
想起李梅子今天在课堂上对我的“顶撞”，我的眼睛不禁有些湿润，对于这个胆小害羞的小女生来说，这得鼓足多大勇气才能做到呀。
“您有一个好女儿。”我由衷地对他说， “李梅子同学在学校很听话， 学习成绩十分优秀
“真的那大感谢老师了。”李梅子的爸爸站起身高兴地搓着手，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后竟朝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许群航摘自《青春》2007年第9期）
爱情麻雀
●刘国芳
我经常在公园里看见一个男孩，男孩在公园里摆了个照相的摊子，为过往的游人照大头照。但这个公园游人很少，我总看见男孩寂寞地坐在那儿。男孩很黑，也瘦，但不难看。大概是职业的缘故，我总是看见他冲过往的游人笑，有点儿傻的样子。
没想到，这个男孩居然会跟我牵扯到一起。
有一天，我阿姨给我打电话，说要给我介绍对象。在这个问题上，我阿姨好像比我父母还急，总说我年龄不小了，要帮我找对象。这天阿姨让我去见一个男孩。我没什么兴趣，说不去。阿姨听了，在电话那边说，是一个好男孩，你不要错过。我还是不同意。阿姨便说，要不你自己先去看一下吧，他在公园里摆了个照相的摊子。我一听笑了，说这个人我早见过了。阿姨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说完，我放下了电话。
再见到男孩，心里忍不住就想笑，也就笑了出来。男孩见了，也笑，傻傻的样子，还说：“照张大头照吧。”
我摇摇头，从他跟前走过去。
这后来的一天，我在公园的小树林里捉到一只麻雀。我一走进小树林，就看见那只麻雀。显然，这是一只学飞的小麻雀，它飞不高，只能一扑一扑地跳着飞几米远。我赶紧扑过去，追了十几米远，把麻雀捉到了。我捧着麻雀，正要离开公园。但走过那个男孩的照相摊时，他喊住我，说：“你刚捉到的”
我点点头。
男孩又说：“你要带回家吗”
我仍点头，还说：“带回家养起来。”
男孩说：“小麻雀是养不活的，它不会吃不会喝，会饿死的。”
我没理睬他，要走。但男孩又说话了：“把你的麻雀给我，好吗”
我说：“给你，这怎么可能呢”说着，我又要走。男孩见了，急起来，说：“把麻雀卖给我吧，我给你十块钱。”
我说：“二十块钱，就卖给你。”我这样说，是不想卖。男孩不可能会用二十块钱买一只小小的麻雀。但我错了，他真拿出二十块钱。这时我又不想卖了，男孩看出我的犹豫，急忙把二十块钱塞进我手里，然后从我手里把麻雀“抢”了过去。
拿过麻雀后，男孩又问起我来：“你这只麻雀是从哪里捉到的”
我说：“你怎么这么啰唆。”
男孩说：“请你告诉我。”
我只好往那边小树林指了男孩便往那儿去了。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于是在后面跟着他。很快，我明白了，男孩走近小树林，然后双手一放。我听到麻雀“叽”的一声叫过后，飞到树上去这一刻，我的脸忽地红随后我匆匆离开了。当然，在经过男孩的照相摊时，我把二十块钱放下了。
也就在这天，我阿姨又给我打了电话，她说：“我又认识一个男孩，很优秀的，你去见一面吧。”
我回答得很干脆，我说：“不需要了，我已经看上了一个男孩。”阿姨说：“谁呀”我说：“我不告诉你。”谁都知道我看上的男孩是谁。
不错，一个连麻雀都不忍伤害的人，我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
（刘菲摘自《芒种》2007年9月上）
蚊虫叮咬的爱情
●周海亮
他知道她听施特劳斯，吃肯德基，喝巴西现磨咖啡，穿着得体的灰色套裙在写字楼里自在地忙碌。但那只是以前，后来，她与他结婚，这一切便消失了。
那是1997年。那一年，他开始了自己所谓的创业，她跟着他，义无反顾。那个夏天来得特别早，花儿染得整个城市红彤彤的。他们住在市郊，一个属于非法建筑的小屋，四壁透风。那是他们暂时的家。
为了省钱，他们每天步行至市区的店铺，中午买两份一块五一碗的粉皮，晚上再步行回来，累得骨头散架。好像整整一年，他们都是那样熬过来的。
那是一段艰苦而辛酸的日子。那时，事业是他的图腾，爱情是她的信仰。那是支撑他们没有倒下去的全部力量。
有一次，很晚了，他们回到临时的家。她坐在床沿洗脚，他去房东那里讨开水泡面。当他提着暖水瓶返回时，他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她保持着一种疲劳至极的姿势，两只脚仍在塑料盆里泡着，人却已斜倒在床上。她的身体压着自己的一只胳膊，随后，有了轻微的鼾声。
他轻轻地走过去，想翻动一下她的身躯，让她睡得更舒服一些。他盯着她的脸看，那是一张年轻美丽的脸，此时却写满了疲惫。
在这张脸上，他发现一只蚊子。
那个夏天，城市像个巨大的蒸笼。为了省钱，他们一天天向后推着买蚊帐的时间。他知道屋里到处都是蚊子，但他好似感觉不到。那样劳累的身体，睡下了，别说蚊子，就是被切下一块肉来，他都怀疑自己醒不来。
蚊子趴在她的额头，贪婪地吸食着她的鲜血。她睡得很香，毫无察觉，也许正做着生意好转的梦。
他的心猛地抽搐一下，伸出手，挥动着，蚊子却仍然吸得高兴，对他的恐吓并不理睬。他想用手拍死它，手扬着，却不忍拍下去。他怕惊醒了她——她已经那般疲惫。
他站在那里，就那样扬着手，愣着、矛盾着、心焦着，看蚊子的腹部慢慢地凸起。他与蚊子对峙的结果，竟是蚊子将他打败。突然间，他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厌恶。
蚊子飞走了，似乎还打了一个饱嗝。他想，也许此时，它的伴侣也在焦急地期待它的归去。他原谅了蚊子，却不能够原谅自己。仅仅是一只蚊虫在伤害着你的爱人，你在旁边看着，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
其实那天白天经过一个小摊，他注意到了一顶粉色蚊帐的标签：16元。这16元对当时的他们而言，是好几天的生活费，于是他犹豫了一下没有买下来。
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拿着一个硬纸板挥动着，像一名士兵，不再让蚊虫靠近她的身体。他成了她临时的蚊帐。后来她醒了，醒后的她痴痴地盯着他看，十分钟后，他看见她泪流满面。
第二天，小屋里挂上了粉色的蚊帐。挂蚊帐时，他们一直没有说话。
他是把蚊帐当成礼物送给她的。但他没说。他觉得那像一朵盛开的玫瑰，算是对爱情的一点补偿。但他又觉得，其实他什么也补偿不了。这天，是她的生日。
后来他抽烟时，不小心把蚊帐烧了一个洞，虽然她没有责怪他，但他后悔不迭，从此戒了烟。他暗自希望乘虚而人的蚊子，叮咬的是他的身体。
再后来，他们赚到了很多很多钱，买了很多东西，却没有再买一顶蚊帐。他们已经不再需要蚊帐了，装修严密的房间，已经飞不进一只蚊虫。
可是，他总觉得，这些钱，这些东西，远不如那顶16元钱的蚊帐对她有价值，或者说，对他们的爱情有价值。
（肖 扬摘自《今日女报》2007年9月14日）
青春，是冰做的风铃
◎张曼娟
青春，是冰做的风铃。当夜深了以后，四周寂静下来，我听见一阵风吹过，撩拨起来的串串铃声，丁零零，丁零零，一种冰凉湿冷的脆响声音。不知道是谁家阳台上悬挂着的，宛如一个计时器。我的第一个风铃是生日礼物，附着一张小卡，上面写着这句话： “青春是冰做的风铃。”那时我22岁，刚开始读硕士，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青春。可能是因为大学时怕跟不上同学的进度，我一直都那么紧张着，把青春都修剪干净了。
把自己修剪干净的我，随即开始参加大学毕业之后的相亲活动。突然之间，许多阿姨、伯父都出现了，他们带着从国外回来的硕士、博士、事业有成的年轻人，来到我的面前。而我必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的兴趣啊，看看电影啦，去郊外走一走啦。”于是，我和不同的男生去看电影，去郊外走来走去，但，心里没有一点期待或者雀跃，只有着隐隐的焦虑。那时候我是个急着走进婚姻的女孩，因为我以为那是人生必经的道路。直到终于可以投入研究所的课程，我才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我一点也没有看见自己的青春，不知道青春其实是无法修剪拔除的。
读博士二年级时，我很尊敬的金老师，为我在文化大学文艺创作组开了小说习作这门课。那时我已经出版了两本畅销书，开始在校园里演讲，但我仍感到惶恐。对于教书这件事，长久的梦想，竟然真能实现金老师为我打气，教我安心，就在我鼓起勇气接受之后，老师语重心长地说： “只是你太年轻，许多教授都担心你太年轻了，我想，你在穿着打扮上可以稍微……成熟一点。”年轻我已经26岁了还年轻站在镜子前，我看着自己垂直如瀑的长发，镶荷叶边的白色衬衫，棉质碎花裙，原来我是年轻的。为了将青春修剪得更干净，我到服装店里买了好几件从来不曾穿过的颜色与款式的衣服，一律是宽肩窄臀，黑色压金丝的、朴蓝偏藏青的、墨绿色浮着印花的。为了加强成熟的效果，干脆将长发烫成麻花卷，或者全部盘成髻。一不做，二不休，我又买了许多当下流行的大耳环，十年后的自己忽然走到镜子里，与我面对面。
站在讲台上的我，纵使努力让学生知道我是他们的教师而不是学姐，学生眼中却仍疑惑重重。比较熟悉以后，有学生质疑我的用心： “为什么你要装得那么老啊”我有口难言，一切都是因为青春啊。
即将迈进30岁时，我特别喜欢在文章里提到“我已经老了，我只想活得好而不是活得美了”这样的话。在课堂上说故事给学生听的时候，我也总是这么开始的： “当我年轻的时候……”学生们笑起来，觉得这个教师挺夸张的，年轻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前几年的事，干吗说得像前朝旧事似的。有一回我的另一位老师含笑对我说，她和她的朋友都在读我的文章。她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明明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