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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点吃惊地看着他。
“你是《新闻调查》节目组的吧，你们报道这样的事故，我们已经麻木了。”
我跟老范对视一眼，小心翼翼地问：“是因为太多了吗”
“不是，”他说，“是你们从来没有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死去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嗯”
“前些日子弗吉尼亚大学枪击案，美国的媒体采访了每一个受害者家庭，每个人都有故事和照片，包括凶手。还有前来纪念此事的人写给枪手的留言：‘我对你的同情胜过对你的憎恨。’只有让观众意识到灾难中的人其实就活在我们身边，大家才会关心。”
“嗯……是，这当然，但我们刚才只是在讨论具体的技术问题。”
“不，”他说，“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
我转过身子，看着这个人。
他解释说：“我是做干细胞克隆技术研究的，在军事科学院工作。”
他二十多年来全身心投入其中，曾是狂热的技术论者。“这个领域里谁最能掌握干细胞研究的主导权，谁就会在未来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他获得了世界再生医学大会的最高奖。
“然后，”他说，“我才遇到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再生医学的核心是干细胞，需要进行胚胎研究。
在中国，没有伦理的限制，没有宗教的要求，用胚胎做试验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常人认为胚胎不算生命。
但是，2003年，他去香港演讲，面对一个佛教徒的提问：“生命到底从何时算起”
他被那个问题问住了。
其实，他是清楚的：“一个十四天的胚胎细胞，就会有神经系统的反应，就能够感知光与热。”
他曾经认为这种感知是没有意义的。
后来，某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不自觉地停下来，盯着克隆羊看。
“从它的眼神里是可以看见人的眼神的。”
他说：“想到这里，就不能不去想自己的工作……人这样贪婪地想要活下去是对还是错，甚至会想，人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在拯救人类还是毁灭人类，人类的文明轮回是不是与此有关，狮身人面像难道不可能是上一次克隆人的遗迹”……
在当天的笔记里，我记下这段对话：“君子不器，技术上的修为不仅仅是为了建功立业，甚至不是为了服从于国家利益，而是服务于生命本身。”
在重庆的这7天，在近乎无望中，我们仍能找到那些早已逝去的人，那个欢笑着拍打着妈妈遗照的婴儿，那个每个假日仍然到楼下等着女儿回来的母亲——与这场对话有关。
（汪新才摘自新浪网柴静的博客）
为什么总有人那么偏激
◎陶短房
美国人朗恩？约瑟夫根据张纯如著作拍摄的纪录片《南京梦魇》，向世人展示了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和南京平民遭历的劫难，自从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线迄今不到两个月，全球下载量已达数百万，相关讨论排名高居第九位，引起了全球强烈反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部在网上热播的作品，不但毫无悬念地被日本右翼威胁、围攻，而且颇为出人意料地被中国国内一些网友指责、批评，让约瑟夫先生一度心灰意冷，差点让影片下线。
我们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苛刻
对约瑟夫先生的指责和批评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的，认为这部影片在资料引用上不专业、不准确，如重庆大轰炸，错用了纳粹德国飞机轰炸的画面；另一类是道德性的，认为制片人意在商业盈利，甚至“贩卖中国人的血泪赚黑心钱”。抨击其在炒作、在演戏，甚至用了很刺激、很尖刻的语言。
对于前者，如能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问题，心平气和地与约瑟夫先生讨论，就是一种可取的态度。而后者则显然有些过于偏激。我们知道，约瑟夫先生对中国了解并不深入，更不是拉贝那样的大屠杀目击者。他所产生的一切感受、情绪和判断，都来自于他所见到的第二手文献、影像和书刊。在此情况下，他能从中产生对南京平民的同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义愤，并花费时间精力拍片、宣传，说明他具备了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感。谴责他感触不“真切”或“没有切肤之痛”，是毫无道理的苛求。
约瑟夫先生是心理学和心理教育学专家，而不是历史学专家，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对史实的把握、对资料的辨析可能存在不足，影片中出现硬伤是在所难免的。不要说他这样的外国业余人十，即使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历史，同样有过层出不穷的瑕疵；不要说那些号称“历史正剧”的电视剧中常识错误不断，即使历史研究名家、大家，如晚清史专家罗尔纲先生、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同样曾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出过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专家尚且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苛求外国热心人完美无瑕？
至于“意在赚钱”和炒作，这更是个似是而非的命题。退一万步说，即使人家真的有赚钱的念头，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将心比心，有几个人做了一样东西出来，是为了赔钱的大海不择细流，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暴行、揭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上，国际上更多人的关注、参与和推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如果所有热心参与的人士都赔得血本无归，而且像约瑟夫先生那样，被日本右翼威胁于前，被某些中国偏激者叱骂于后，他们中许多人将势必远离这一话题，这不是在客观上做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吗这些偏激的做法，究竟是有利于批评日本军国主义，有利于揭露大屠杀真相，还是恰恰相反
做一个偏激的挑剔者的成本最低廉
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偏激的挑剔者正大行其道，我们听到的指责声又何止是针对约瑟夫先生一人。曾有一位日本学者去北美高校举办二战主题艺术展览，结果被挑剔者认定“美化侵略战争，为日寇张目”，一时间网上围攻蔚为壮观，而事实上那位日本学者是个立场坚定的反战人士，举办展览的目的在于揭露战争的残酷和罪恶，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围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另一位国际著名影星，在一部故事片中与日本人有亲昵镜头，也被某些“民族主义者”视为“汉奸行为”而大肆抨击，甚至在网上发起大规模抵制行动。至于投石、泼墨、污言秽语、人身谩骂，则更屡见不鲜，所针对的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常常也包括一切日本人和与日本有关系的人，一切与他们的见解有所不同的人，甚至大方向相同、只是细节有所差异的人。按照他们的说法，凡是和他们的“爱国言行”背道而驰的，都是“汉奸”、“卖国”言行，都理应被群起而攻之。
事实上，做一个偏激的挑剔者的成本是最低廉的：第一，不需要真正了解历史，只需记住几个口号：第二，不需思考、分析和辨别，只需不断重复那几个口号；第三，不需自己动手做什么，只需反对别人做任何事，可以说要多容易有多容易。但他们对历史真相的贡献，却永远比不上实干者之万分之一。当前有些人姿态偏激、语言激烈，动辄指责别人“卖国”“汉奸”，或对一些干实事的人横加挑剔、百般攻击，其实他们根本没弄清事情的原委，也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利益，更不见他们自己为澄清历史真相、捍卫民族利益做哪怕一点点有价值、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事情。
把排外等同于爱国，把以暴易暴等同于不忘历史，把正常的不同观点等同于汉奸和敌人，用这种狭隘、僵化的眼光看历史、看世界，必然会走人偏激、排他、自闭和故步自封的误区，从而和世界潮流、历史真相、民族利益背道而驰。这样不但不能真正地维护民族自尊，反倒会让本可以争取到的朋友和同情者误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理喻、难以沟通的国度，中国人是一群难以相处、不易沟通、不能心平气和探讨问题、不能求同存异互相包容的人。这样做貌似比谁都爱国，实际上却是给中国、给中华民族的形象抹黑，并最终阻碍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损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自信的民族必然是开放的
一个强大的民族必然是自信的，自信的民族必然是开放的，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是海纳百川的开放时代，而闭关锁国的晚清却让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偏激；多一些包容，少一些狭隘；多一些朋友，少一些对头，这对“南京大屠杀”问题的澄清、甚至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培养，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从网上得到的信息说，已经有很多华人在得知约瑟夫先生的困难后，主动给他捐款，这也让约瑟夫先生十分感动。
中国即将迎来奥运，全世界的目光都将投向这里，他们希望通过奥运这面镜子，看到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理智的民族，而不是一个狭隘的、偏激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民族。这种开放、包容、理智并不是商品上一层花花绿绿的包装纸，不可能为奥运量身定做。而只能在潜移默化中点滴汇聚而成。
（小刚摘自《环球时报》2007年9月6日）
道德的起源
◎袁越
不久前，几名襄樊贫困生因为“不知感恩”，被取消了受助资格。某网站做了一次大规模读者调查，结果有大约83％的读者认为应该取消，不少读者评论说：感恩之心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美德，缺乏“美好道德”的人理应受到惩罚。
道德，可以简单定义为“区分善恶的标准”。善恶的定义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中几乎都是相同的，感恩、助人为乐和诚实守信普遍被认为是善举；伤人、杀人和欺骗则被认为是恶行。
如今流行“道德教育”，那么，道德真的来自后天教育吗实验证明并非如此。3年前，法国认知科学专家伊曼纽？杜普曾经对不会说话的婴儿进行过一项心理学实验，证明婴儿在接受教育之前就已经能对他人的痛苦产生厌恶感。这种能力是人类道德的两块基石之一，人类道德的另一块基石就是公平意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已经涉及灵长类动物。实验证明，就连卷尾猴也不愿接受不公平的交易，而宁愿选择什么也得不到。
欺骗可以看做是违背公平意识的不道德行为。但是，撒谎者通常可以从撒谎中获得利益，所以有人认为上帝的存在可以让撒谎者感到心虚，从而避免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但是，心理学家设计了很多精妙的实验，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宗教并没有扮演“道德监督者”的角色。
说“道德是天生的”，就等于说“道德是可以遗传的”。道德是如何遗传下来的呢贝灵教授认为，自从人类祖先进化到一定程度产生了语言，一个人的名声便会传播得非常远。如果某人非常诚实，善于合作，具有献身精神，这个“好”名声便会让他受到更多人的爱戴，因此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帮助他。换句话说．道德感强的人在人类的进化史上具有先天优势，好的道德便遗传下来了。
这个说法看似很合理，却缺乏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