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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见我们混沌不悟，自答道，记住，是表情啊。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生物，有人类这样发达的表情肌。比如笑吧，一只再聪明的狗，也是不会笑的。人类的近亲猴子，勉强算做会笑，但只能做出龇牙咧嘴一种表情。只有人类，才可以调动面部的所有肌群，调整出不同含义的笑容，比如微笑，比如嘲笑，比如冷笑，比如狂笑，以表达自身复杂的情感。
我在惊讶中记住了先生的话，以为是至理名言。
近些年来．我开始怀疑先生教了我一条谬论。
乘坐飞机，起飞之前，每次都有空中小姐为我们演示一遍空中遭遇紧急情形时，如何打开氧气面罩的操作。我乘坐飞机凡数十次，每一次都凝神细察，但从未看清过具体步骤。小姐满面笑容地伫立前舱，脸上很真诚，手上却很敷衍，好像在做一种太极功夫，点到为止，全然顾及不到这种急救措施对乘客是怎样的性命攸关。我分明看到了她们脸上挂着的笑容和冷淡的心的分离，升起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我遇到过一位哭哭啼啼的饭店服务员，说她一切按店方的要求去办，不想却被客人责难。那客人匆忙之中丢失了公文包，要她帮助寻找。客人焦急地述说着，她耐心地倾听着，正思谋着如何帮忙，客人竟勃然大怒，吼着说：“我急得火烧眉毛，你竟然还在笑！你是在嘲笑我吗！”
“我那一刻绝没有笑。”服务员指天画地对我说。
看她的眼神，我相信这是真话。
“那么，你当时做了怎样一个表情呢？”我问。恍恍惚惚探到了一点头绪。
“喏，我就是这样的……”她侧过脸，把那刻的表情模拟给我。
那是一个职业女性训练有素的程式化的面庞，眉梢扬着，嘴角翘着……
无论我多么同情她，我还是要说——这是一张空洞漠然的笑脸。
服务员的脸已经被长期的工作，塑造成了她自己也不能控制的形状。
表情肌不再表达人类的感情了。或者说，它们只是一种表情，就是微笑。
我们的生活中曾经排斥微笑，关于那个时代，我们已经做了结论，于是我们呼吁微笑，引进微笑，培育微笑，微笑就泛滥起来。银屏上著名和不著名的男女主持人无时无刻不在微笑，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疑问——我们的生活中真有那么多值得微笑的事情吗？
微笑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了。他对你微笑，并不表明他的善意，微笑只是金钱的等价物；他对你微笑，并不表明他的诚恳，微笑只是恶战的前奏；他对你微笑，并不说明他想帮助你，微笑只是一种谋略；他对你微笑，并不证明他对你的友谊，微笑只是麻痹你的一重帐幕……
当然，我绝不是主张人人横眉冷对。经过漫长的时间隧道，我们终于笑起来了，这是一个大进步。但笑也是分阶段，也是有层次的。空洞而浅薄的笑，如同盲目的恨和无缘无故的悲哀一样，都是情感的赝品。
有一句话叫做“笑比哭好”，我常常怀疑它的确切。笑和哭都是人类的正常情绪反应，谁能说黛玉临终时笑比哭好呢？
痛则大哭，喜则大笑，只要是从心底流露出的对世界的真情感，都是生命之壁的摩崖石刻，经得起岁月风雨的推敲，值得我们久久珍爱。
（苏嘉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我很重要》一书）
幸与不幸
邓笛编译
我的名字叫弗拉努·西拉克，媒体称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今年78岁，但我是一个经历了8次大难而不死的人。现在我正在克罗地亚过着一个退休音乐教师的美妙生活。每一天，我都活得很快乐。
我的经历让我对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怀有感激之情。
我第一次幸运脱险是在1929年6月3日，地点在南亚得里亚海的杜布罗夫尼克小镇。我的父亲和我怀孕7个月的母亲在靠近一个岛屿的海域捕鱼。父亲正在收网时，母亲突然生产了。我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因为在惊慌失措中，父亲竟然用冰冷的海水给我这样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洗澡，用鱼线勒断脐带，数小时之后才把我送进杜布罗夫尼克的医院。到医院时，我的身体已经僵硬了，但是医生还是挽救了我的生命。
没有想到，从此之后，这种“幸运之伞”总是在我遇到危难时及时打开。
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国家和平安宁，然而我却不断遭遇惊险。1962年1月，我乘坐的火车忽然“飞”进了流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内雷特瓦河。在水下，我拼命砸开了厚实的火车窗玻璃。河水冰冷刺骨，那种冷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我还有余力去拉住一位老妇人与我一起逃生。当我快游到岸边时，我失去了知觉。这时，我的“幸运之伞”打开了，附近的村民发现了我和老妇人，将我们救上了岸。那次火车脱轨事件中，有17人没有我幸运，他们丧失了生命。
1963年，我拥有了我的第3次生命。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乘坐飞机。飞机从萨格勒布飞往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里耶卡。飞机撞到了克罗地亚西部一座山的山顶。我记得，当时—琶机的后门被撞开了，我从那里掉了下去！后来报纸报道说，我从高空掉下来，落在一大堆干草上。我醒来时，已经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三夜。医生说，我能活下来是一个奇迹。
1968年，我经历了两次重大车祸，都大难不死，因而我一年中有了两次生命。其中一次最为惊险，我在乘校车下班时，汽车从4米高的桥上栽了下来，车上的人除了我和司机其余全死了。万幸的是，几分钟前25个学生刚刚下了车。
20世纪70年代，我有了第6次和第7次生命。我欢欢喜喜买了一辆小汽车，但是几年中却发生过两次自燃事件。第2次，车彻底烧毁，但在大火吞没我之前，我及时跳了出来。
1994年，我在战乱中经历了第8次大灾难。我驾驶的斯柯达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军人驾驶的一辆装甲车撞在了一起。幸运的是，在我的车子掉进一个150米深的山沟前，我从车子里“飞”了出来。那一次，我断了三根肋骨，髋骨也严重受伤，但是我活了下来。
我经历了8次大灾难，又8次得以侥幸生还，我也说不清自己是幸运还是倒霉。但是，2002年，我碰到了一件真正幸运的事情。我买的克罗地亚国家彩票中奖了，获得了100万美元，不过，现在这100万已经一分不剩了，我用这些钱改善了我的生活，给家人和亲友买了礼物，让他们分享我的幸运。因为有了8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我深刻感受到，金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够用足矣。而生命中充满了变化与未知的因素，我们应该常怀感恩之心，珍惜与自己相逢、相识、相处、相知、相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份情缘。
（夏天行摘自《环球时报》2007年9月25日）
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
高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天津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的师生南下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几个月后战局吃紧，国民政府不得不催促学校再度南迁，进入云南。
此次浩浩荡荡的南征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长征”。这所由三家本来相互颇有抵牾、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大学组成的高等学府于1938年4月2日在昆明迅速建立起来，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昆明多雨。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叮当作响，教授讲课便要提高嗓门儿。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上课时，因雨声太大，学生根本听不到教师讲课，陈教授无奈便在黑板上写了“下课赏雨”。此段趣事在联大广为流传，并笑称“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宿舍是土坯墙，却是茅草顶。每到外面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人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外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开洞叫做“空前绝后”。
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很多学生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又饿，甚至没力气去上头两堂课。早上一般是稀饭，晚上才能吃米饭。但因政府供给的是劣质米，米饭里沙石、老鼠屎、糠屑很多，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
云南人爱喝茶，茶馆遍布。“泡茶馆”也成了一些西南联大学生每天必做的功课。
学生“泡茶馆”缘于无奈。在西南联大，每个班没有固定教室，而且教室里只有椅子，没有桌子，根本无法摊开书本写字。宿舍则阴暗潮湿，同样没有书桌，学校里唯一可以上自习的地方就是图书馆。那时西南联大有学生两三千名，图书馆却只能提供不到二百个座位，所以每天抢占座位成了学校最热闹的事情。后来，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吃完晚饭并不去排队抢占座位，而是带着书本三五成群，不紧不慢地溜达出了学校。有人跟踪了一次，才发现了秘密：原来他们是到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学习。
“买一杯最便宜的普洱茶只要五分钱，而且有煤气灯照明，最重要的是可以占着位子坐一个晚上，读书写字十分清静。”当时的学生周锦荪说，“校园内没有供应饮水的设施，去茶馆还可顺带解决口渴问题。”茶馆的老板见到联大的学生都很头疼，他们知道，这些学生不到茶馆关门是不会主动走的，但大部分老板都能理解流浪学子的苦处，有些茶馆甚至针对学生，专门提供了“喝白开水只收费三分钱”的服务。
说来你也许不信，大家现在所知道的朱自清、闻一多等名人，当时在联大当教授，生活贫困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当时国民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急速飞涨。与“卢沟桥事变”之前相比，联大教授的月薪增长了六七倍，物价却上涨了四百多倍。教授靠那些微薄的月薪根本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联大的教授们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筹措口粮。在社会科学系任教的费孝通卖起了大碗茶，吴大猷教授则去菜市场捡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治病。联大外语系学生贺祥麟目睹了一件让他震撼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去当时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闲逛时，居然见到了他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首席教授拿着师母的游泳衣在街头吆喝贩卖。
在西南联大流传着一个笑话：一名乞丐在大街上追逐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
尽管贫困潦倒，联大的教授却从没有为金钱而污染为师的风范。有学生回忆，当时昆明城中有位附庸风雅的商人，辗转请朱自清为自己作一篇寿序，好向亲友炫耀，润笔费高达三千，当时朱先生冬天时连一件棉袍子都做不起，却仍婉言谢绝。
尽管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但西南联大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光彩照人的一所大学。8年时间里，联大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了真正的“大师之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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