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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几架米格…29飞到美国的埃格林空军基地，当了最后一次“假想敌中队”。
之后，在美国的一手导演下，完成了一个侮辱性的交易，北约新成员国波兰，用1欧元从德国手中买下了23架“支点”米格…29战斗机。
（章剑飞摘自《美文》2007年10月上）
镜子中的箴言
丛维熙
童年时代，我在日本铁蹄的蹂躏下生活过一段时光。对每一个人来说，童年的岁月又是无法忘却的，因而每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8月15日，总会激起我内心的波澜。近日在灯下阅读《20世纪大全》中的日本史料，百感丛生之际，不禁记起了在20世纪末，我出访日本时，与一位日本友人关于镜子的笑谈。
当天，我第一次喝日本的“清酒”，因为其酒精度较低，便放量多喝了点儿。之后便借着酒兴，斗胆向日本友人说了个自撰的寓言。我说世界土第一个发明镜子的人，是个伟大而聪明的智者。之所以如此，在于人们无法自知其形影之时，它给人们一个自照其五官美丑的器具，它的最大功绩是让那些脸上有污垢的人，对镜自照后可以洗掉污垢，使面孔变得美丽起来。日本友人对这一话题很感兴趣，先是与我研究起镜子的发明人究竟是谁，当我们都无法得知镜子的首创者时，便进入了博大的主题：即镜子的主要功能是自照（当然也能用以照人），小到一个人的面部卫生，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照和自审。我询问那位友人：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二战之后最勇于正视自身盲点和缺陷的是德国，最缺乏这种白审精神的，你认为是哪个国家？
这位同行友人是个有识之士，一语道破了我的腹内玄机：“君之用心，我已清楚。你在比喻我们日本对侵略战争缺乏自照镜子的精神。”
我说：“你同意我的‘日本观’吗？”
“我们算是异国知音吧！”他说。
因无争论，便无“战争”，镜子的话题到此刹车；又因观点一致，我们便又碰起杯来。
其实，这一段酒话我一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所以如此，皆因二战之后的德国几任总理，在有关二战的纪念日，都无一例外地向被害国人民不断赔礼道歉。笔者记得，德国前总理科尔，每到二战结束的纪念日，必向世界人民忏悔德国发动世界大战的罪恶。有一次，科尔在德国境内遇见一群受害犹太人的后代，曾弯下他胖胖的身躯，连连向他们鞠躬谢罪。据当时报纸刊载，他在出访以色列期间，曾向希特勒企图灭绝其人种的以色列人民下跪，以忏悔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血腥屠杀犹太人的罪恶。科尔如此，他的前任和后任总理，都无一例外地向世界忏悔过德国发动二战的罪恶：前总理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期间，特意去昔日奥斯维辛集中营凭吊死在这里的300万冤魂。出于悔罪的诚意，勃兰特曾跪倒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念碑前，为死者久久默哀。历史记载：2003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的纪念日），当时的总理施罗德，再一次发表悔罪声明，除了代表德国政府向前苏联死于二战的2700万亡者，以鞠躬表示祭悼之外，特别提出要严防纳粹在德国的死灰复燃。到了2004年夏天，在盟军庆祝诺曼底登陆成功以及波兰华沙纪念反纳粹起义60周年之际，施罗德专程前往法国诺曼底和华沙出席这两次纪念活动，并为法西斯德国犯下的罪行向受害者道歉。21世纪初，德国先后拿出千万马克的巨资，对二战期间被纳粹强制为其劳动的劳工，进行认罪赔偿；到了现任女总理默克尔，于2007年再次承诺德国将对二战期间受纳粹奴役6个月以上的东欧劳工（仍活在人世间的，大约有120万人），每人将获得15000马克赔偿金，以示为二战时的德国谢罪。
看！历任德国政府的政要，对战争罪恶的态度多么鲜明！世界媒体对德国的评论，都认为德国不单纯是形式上的表态，而是出于对二战中德国所作所为的严格自审。据传媒报道，在前两年的6月7日，德国众多著名科学家，又对二战期间纳粹科学家参与“人体实验”的屠杀行为进行了清查。主持这个会议的科学家胡贝特·马克尔在会上以十分沉重的心情，首先向被杀戮的受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然后对当时一些德国的顶尖科学家与纳粹沆瀣一气，丧失人性地沦为纳粹杀人工具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并因他们的行为而感到“悔恨、悲恸和羞耻”。
我们以德国为镜，扫描一下我们的邻邦日本，就会发现与德国大相径庭的奇观了。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作为发动世界大战的轴心国的三大成员国之一，它与德国勾肩搭背发动了“大东亚圣战”，除了使中国饱尝战火劫难之外，东南亚许多国家都受到了它的铁蹄蹂躏，这是写进世界史，全球人人皆知的事情。可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尽管东南亚各国强烈呼吁他们反省侵略战争的罪恶，但日本却从没有自审之后的真诚悔罪。恰恰相反，二战之后的历任首相很少有自照其历史，并向世界做出交代的智者。尽管日本政坛像走马灯一般，不断更换首相，但是能认识战争罪恶并拒绝到靖国神社叩拜战犯亡灵者，可谓寥寥无几。德国政要在集中营的纪念碑前下跪，而日本多数政要却永远不忘超度战争亡灵。这种鲜明的对比，只要不是痴呆茶傻的弱智，都能洞察出日本政要今日之所想。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到现在，历史已然过去了整整62年。日本那些政要不断去参拜战争亡灵的同时，还不忘千方百计地美化当年的侵略战争，用以愚弄欺骗国内的新生代。比如，对那场世人皆知的南京大屠杀，面对几十万人头落地的事实，包括昔日侵华日军东史郎在内，出于良心的忏悔，向世界披露了他亲眼目睹的血腥屠杀记录之时，还到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面壁忏悔；可是那些日本政要们，却躲在政坛的大幕之后，“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不出来。他们并没有闲着，而是挖空心思寻找盾牌。把侵略战争美化为“大东亚圣战”的历史教科书不断改头换面，就是在他们的锣鼓点中，上演一出黑白颠倒的戏。但是不管怎么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淡化侵略战争的种种罪行。2007年6月，他们否决了韩国提出的“慰安妇”问题，就是佐证。
何故？又意欲何为？
这里，我们翻开日本档案和有关书刊，就不难管窥出其狼子野心。日本档案里有这样一桩记载：早在1927年田中义一任日本首相时，就曾向日本天皇密呈奏折，文内写道：“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国）；欲征服支那（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之后，自1928年6月4日发生的皇姑屯火车爆炸事件始，继而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直到1937年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与同年12月13日发生的南京大屠杀，都是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结出的恶果。日本当今的政要们，为什么不把这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档案，写进教科书．反而还在那儿玩偷梁换柱的把戏，为血腥的侵略战争涂脂抹粉？说穿了，不外是在演绎昔日那些战争狂人的梦呓罢了。
如果说，那是陈年旧账，我们不妨把历史镜头的焦距拉近一些：君大概不会忘记三岛由纪夫的剖腹表演吧，那事件发生在1970年11月25日。据日本出版的《自卫队的影子部队——杀害三岛由纪夫的真实告白》一书中记载，三岛曾在日本接受过特务训练，当1968年日本爆发反战的学生示威时，他曾接受自卫队的命令，混进学生队伍打探情报。这个狂热的武士道分子，叫嚣“对天皇的信仰高于人道主义”，因而在1970年，上演了一出“勤王”闹剧。并在发表了“勤王”演说之后，拿起他手中的日本战刀，剖腹身亡。笔者直译其剖腹自杀的目的，不外是为昔日的战争招魂，意在使日本继承军国主义的“慷慨捐躯精神”。不同于田中义一手段的是，田中义一是以文谏日本天皇，为日本侵略战争出谋，而三岛由纪夫则是以武士道之死血谏东瀛。其共同的目的，都不外是铸造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特别意味深长的是，此书作者山本舜胜，过去曾是个侵华老兵，但他不同于东史郎，至今仍然是个侵略战争的吹鼓手。战后他在特务队做过“三岛”的教官——此次他公开声言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三岛”招魂，并令其精神在日本发扬光大。至此，这些人究竟意欲何为，已然自供于天下了。这种自供，能使我们一通百通：那些口头上把和平当招牌，而在行动工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政要们的诡秘心机，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特别是近年日本右翼战争狂人石原，叫嚣“该到对中国说‘不’的时候了”，就更让我们不得不睁大警觉的眼睛。
（冯国涛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8月13日）
两句台词
万奇
1858年，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剧《私生于》问世。剧中主角受尽了人们的白眼，全剧结尾时，私生子终于明白了叔叔原来是自己的生父。剧本最后的台词是：
父：当我俩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允许我叫你“儿子”的。
子：是，叔叔！
儿子的回答冷峻、辛辣。短短的一个称呼，蕴藏着多年累积的巨大的愤懑。原来小仲马本人也是私生于，直到他7岁时，大仲马才认他为儿子。这句台词显然也寄寓着作家本人的人生感慨。
谁知在决定上演时，巴黎大剧院的老板蒙提格纳提出了异议。他从生意人的角度，要求改动剧本的结尾。他提出的方案是：父子俩激动异常，热烈拥抱，涕泪横流……全剧在大团圆中结束。
小仲马不想违背自己的创作良心，去迎合世俗的审美趣味。他给蒙提格纳的答复是：“对不起，先生！我就是为了这两句台词，才写这个剧本的。”
（刘晓梅摘自《智慧》2007年第11期）
张光半：给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师
张严平 李江涛 卫敏丽 吴晶
95岁的张光斗对自己头顶上的光环总感到不适。“我不仅不是什么‘泰斗’‘大师’，也不是科学家，我就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给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师。”
他认为：“我们过去一直有个毛病，重科学、轻技术。现在很多人，你说他是工程师，他很不高兴；你说他是科学家，他便很高兴。”
张光斗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他是中国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的创建人之一。
2002年之前，作为国务院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他一连几年每年都要去几趟三峡工程现场。
“我很想去三峡工程再看看，但可能去不了了。”今年4月28日，在清华大学为他从事水利水电事业70周年而召开的座谈会上，他道出了心中的遗憾，“我年纪已经很大了，很多事情做不了了，”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为军工生产建设——批小型水电站，到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张光斗的身影伴随着当代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历程。
现在应是报国的时候了
张光斗1912年生于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的一个贫寒家庭，1934年毕业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