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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瑾鹏摘自《瞭望》2007年第38期）
杨福家的三个梦
钱锋 吴昂
当泰晤士河畔的大笨钟敲响新世纪钟声时，有着120年历史的英国著名学府诺丁汉大学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聘请一位外国人做校长。被选中的是来自中国的著名核物理学家杨福家。杨福家，浙江镇海人，一个爱做梦的人。
第一个梦：强国
陈毅元帅亲口讲述的一个故事，令杨福家刻骨铭心：早年留学法国期间，陈毅在无轨电车工礼貌地给一位老太大让了座。但不曾想到，当这位老太太得知陈毅是中国人时，竟站起来说：“中国人坐过的位置我不要坐。”
20世纪60年代初，杨福家在原子物理的故乡——丹麦的遭遇，与此却有天壤之别。当时在哥本哈根的物理研究所里，各国的学者都渴望了解发生巨变的中国，邀请杨福家等3位中国学者的晚会接连不断，最多时一个星期有5个。
杨福家深有体会地说：“我为生活在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而感到自豪。不过，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才获得了应有的尊严。”
第二个梦：科学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在丹麦留学时，杨福家常常这样自勉：“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也是我实现人生追求的地方。”他的第二个梦，就是建立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室，使中国在现代科学殿堂得到应有的席位。为了这个梦想，他屡屡婉拒国际同行的重金相聘，苦苦追寻不已。
如今，杨福家的这个梦想已经部分变为现实。他的“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已被一流专家评定为达到国际水准，完成了一批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的工作。其中的一些实验成果，多年来一直为国际同行所采用。
第三个梦：教育
杨福家说，一国兴旺，教育是本。我们需要有炼铁成钢的炉子，培育更多的栋梁之才，让千年的文明古国重放青春光华。这第三个诱人的梦想．也许就是杨福家半辈子潜心教育的动力。
在担任了6年复旦大学校长后，如今杨福家又成了诺丁汉大学校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已是桃李满天下。
“21世纪的教育将有三大特征：终身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和教育国际化。”这是杨福家的教育理念。如今实践教育国际化的杨福家国内外两头奔忙，却不以为苦。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
有梦就有希望，有梦就有追求。杨福家说，我的“梦”实现得晚了一点；曲折了÷点。但在曲折的途径中我见到了更多的榜样，艰难的历程更能锻炼人、磨炼人。杨福家说，我的“梦”还没有做完，因此还要苦苦地追求下去。
背景资料：
杨福家，核物理学家。1938年6月11日生。1958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原子核科学系主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校长等职。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诺丁汉大学校长。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他是最早在国内倡导知识经济的学者之一。
诺丁汉大学建于1881年，是二战后第一所获得皇家特许的大学，现在是英国重点大学之一。
诺丁汉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设有人文学院、法律和社会学院、教育学院、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本科生18000余人，研究生4000人，此外，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1800人。
（方晨摘自《浙江日报》）
神勇军魂
耿文
赵登禹将军于“七七事变”后二十一日殉国。当时日军占领北平，将军率部驰援，可是，将军没有料到，他率部北上的军情，已被汉奸潘毓桂出卖给日军。
在抵御日寇大规模进攻前，赵将军举酒壮行：“今天，我和冯先生（冯玉祥）通话，我向冯先生告别，冯先生问我何时回来，我说，快则两天，晚则三天，或许……或许再也不来了！”
下面有人啜泣，将军顿了顿：“哭什么？先留着眼泪吧，等胜利了一起哭！”将军走到哭泣的战士面前，一把扯开战士的衣服。这胸膛令人惊心动魄，从中原大战到喜峰口，每一个伤疤，都会述说一个流血不流泪的故事。
将军：“你是二十九军爷们儿吗？”
战士：“报告师长，是爷们儿。”战士立正、挺胸，动也不动，像尊雕塑，只是眼角流泪。
将军：“爷们儿流血不流泪，更何况抗日军人！”战士：“师长——”将军：“有什么话要留下来？这样吞吞吐吐的？”
战士：“我从中原大战就跟着将军，只是家有待产之妻，不知是男是女，如果我死了，望将军抚恤，待如子侄。”
将军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缓缓举到帽檐边，人们都静无声息，只听将军炸雷般吼叫：“书记员，把他的话记下来！”
第二天将军死了，他身边倒着一个壮士，就是昨晚啜泣的战士，他的镔铁大刀砍翻了七个鬼子！朦胧的火光里，日本人的人头被劈开，刀已卷刃。其实赵将军上前线时，他的妻子倪玉书已有七个月的身孕，将军殉国三个月后，他的孩子出世。
28日拂晓，敌寇向宛平县城及南苑一带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日本人在飞机大炮等现代兵器掩护下冲至阵地前沿时，赵登禹挥起大刀，跃出堑壕，赤膊率将士杀入敌群。刀光闪闪，号哭一片。正是暑天，光着土身的将士看到将军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个个如猛虎下山，撕咬腾挪，砍杀声惊天动地。
南苑地区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在枪林弹雨中反复拉锯冲杀，从拂晓战至中午，日军派兵绕到侧翼，企图包围赵登禹部。
赵登禹将军率领部属向大红门方向集结，准备反击。这时天已经黑了，为突破敌阵，借着夜幕，赵登禹挥动大刀，率部冲杀。在接近敌阵时，日军发射了照明弹．埋伏在大红门的机枪以密集的火舌吼叫，赵登禹将军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当将军从昏迷中醒来，借着火光，他对身边满面泪水的传令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然后嘱咐传令兵告知母亲不能尽孝，言逝。赵将军的遗言，有一种悲壮，还没有看到敌寇溃败，自己却舍命疆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军人是应该战死沙场的，赵将军就是提着脑袋去拼去杀的。在中国，从来孝优于忠，忠孝不能两全时，两相权衡，大部分国人选择孝，少数人才像岳飞、赵登禹将军那样，对母亲没有尽孝，先去尽忠。赵登禹殉国时，其母年逾七旬，备尝老年丧子之痛；其妻倪玉书时年仅二十七岁，怀有七月身孕，英年丧夫；存世的儿女，其子四岁，其女两岁，尚不解生离死别，即与父亲阴阳暌隔。
赵登禹将军殉国了。继赵登禹之后，同是二十九军袍泽的张自忠在三年后也以自己的热血殉国，当张自忠死在日本人手中的时候，杀死他的人仍然整整齐齐地列队向他的遗体敬礼，并像护送自己将军的尸体一样护送他离开战场。昔日司马迁借田光赞荆轲曰：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古人真是把人看透了，一个勇字分析得入骨三分，一直追溯到肌理和生理。赵登禹、张自忠将军辈当属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王斌摘自《散文·海外版》）
镜中瑕疵（外一篇）
孙甘露
镜子，是巧夺天工之物。它被上帝施以魔法，由诗人所赞颂，由女士珍藏，由人们频频注视却视而不见。
它隐身在各种事物中，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真正地隐身。它只向探询的目光显现，可以与人们的面影做丰富的互文性研究。
它见识过真正的裸体，见识过哀伤、绝望和狂喜，生活中乏味无趣的时刻也为它所记录。它在某处照看着这个世界，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加速世界的疯狂，它在幽暗处和最耀眼的地方，犹如卑微的神灵，向晨曦、夜色、烛光、出生、病容……做出纯正的承诺。在它面前徘徊是危险的，比不在它面前徘徊更加危险。
有谁曾经在幻想中隐身于一面镜子？这种心理倾向意味着什么？写作也许是一种同等性质的代偿行为，类似于揽镜自顾。向一个光滑的表面逃遁，凝视自己，然后使自己在此处藏匿不见。类似的事物还有许多，航行者享有广阔的水面，乡间狩猎者寻觅一汪清泉，旧时一面带手柄的镜子，随出嫁的新娘移向别处。在平凡的时光里，面对镜子类似于吸烟，这一行为暗含着对另一双眼睛的期待。
你在无数面镜子前凝视过自己，而无数的面容早已随着映照你的那个时刻而不见。
人们在镜子里更多的是面对自己，间或偷窥别人，而很少端详镜子本身——如果那不是一面魔镜的话。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面镜子都具有魔力。而镜子正是这样一种“事物”，它令你借助它反观自身。同时，我猜测，它使自己在每一位对镜梳妆的人的姿容中，在它唤起的喜悦和沮丧中，显示魔法。
在人们不自知的顾盼中，世界获得了另一双眼睛，另一种观点和方法。
那些工匠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书架视为图书馆的昵称。我在某处写道：它是无数时代人们艰苦或随意写作的缩影，同时，它是伴随着一切写作的绵长沉寂的一种写照。它使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论争和个人陈述在静默中簇拥在一起……它是一处心智的迷宫，一个布满标记而又无路可寻的迷惘的乐园，一条曲折的情感泄洪道，一个规则繁复的语言跳棋棋盘，一个令人生畏的灵魂寄宿处，一个小件饰品加工厂……一个纸张、油墨、文字构成的生命的墓因。
我怀念写下这些文字的年代，一如怀念那些散失的书籍和曾经安置它们的书架。那些无名的灰尘、拙劣的书签、语焉不详的眉批以及涂鸦，暗示着人生的迁徙和对旧居的永别。
我记得，那些工匠，在午后的庇荫处，在纸烟和茶水的间隙，背景是墙上的水渍。挥动着双臂，在木料的香味里，微微翻动着时间。
那技艺，总是使我迷惘，每当我凝望着那些书籍，将头伏向那芬芳的书页间，我想，我爱那油墨，就像我爱那刨花的芬芳。
在无知的少年时代，工匠的技艺使我信奉宇宙的秩序，它使粗糙的材料获得光华无比的表面和完美的结构，那肌理和纹路，似有文字之美。
那有力的双手，召唤着我的热情，那些工具，令丑陋的世界获得形态，使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令不可能的事情发生。最终，使我走上求知之路。
在书架形成的回廊间行走、迷失或者永无尽头。
（吴筱摘自《课堂内外》2007年第10期）
让心灵复活
慧子
老好人的多事之秋
2003年圣诞节，巴伐利亚州劳达小镇的银行职员达尔，正喜气洋洋地跟妻子准备晚餐。做了一辈子普通职员的达尔，在年近50的时候，终于得到了升迁，过了年他就是劳达镇储蓄银行的经理了。
当达尔夫妇做餐前祈祷的时候，门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