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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下的渡口，小船儿依然柳树上，却不再悠悠晃动，横了身子，被冻固在河里。船夫没有出舱，弄他的箫管吹著，若续若断，似乎不时就被冻滞了。或者嘴唇不再软和，不能再吹下去，在船下的冰上燃一堆柴火。烟长上来，细而端。什么时候， 火堆不见了，冰面上出现一个黑色的窟窿，水嘟嘟冒上来。
一只狗，白茸茸的毛团儿，从冰层上跑过对岸，又跑过来，它在冰面上不再是 白的，是灰黄的。後来就站在河边被砸开了一块冰前，冰里封冻了一条小鱼，一个生命的标本。狗便惊奇得汪汪大叫。
田野的小路上，驶过来一辆拉车。套辕的是头毛驴，样子很调皮，公羊般大的身子，耳朵上，身肚上长长的一层毛。主人坐在车上，脖子深深地缩在衣领，不动也不响，一任毛驴跑著。落著厚霜的路上，驴蹄叩著，干而脆地响，鼻孔里喷出的热气，向後飘去，立即化成水珠，亮晶晶地挂在长毛上。
有拾粪的人在路上踽踽地走，用铲子捡驴粪，驴粪却冻住了。他立在那里，无声地笑笑，做出长久的沉默。有人在沙地里扫树叶，一个沙窝一堆叶子，全都涂著霜，很容易抓起来。扫叶人手已经僵硬，偶尔被树枝碰了，就伸著手指在嘴边，笑不出来，哭不出来，一副不能言传的表情，原地吸溜打转儿。
最安静的，是天上的一朵云，和云下的那棵老树。
吃过早饭，雪又下起来了。没有风，雪落得很轻，很匀，很自由。在地上也不消融，虚虚地积起来，什么都掩盖了本质，连现象都模糊了。天和地之间，已经没有了空间。
只有村口的井，没有被埋住，远远看见往上喷著蒸气。小媳妇们都喜欢来井边洗萝卡，手泡在水里，不忍提出来。
这家老婆婆，穿得臃臃肿肿，手背上也戴了蹄形捭套，在炕上摇纺车。猫不再去恋爱了，蜷在身边，头尾相接，赶也赶不走。孩子们却醒得早，趴在玻璃窗上往外看。玻璃上一层水气，擦开一块，看见院里的电线，差不多指头粗了∶
“奶奶，电线肿了。”
“那是落了雪。”奶奶说。
“那你在纺雪吗，线穗子也肿了。”
他们就跑到屋外去，张著嘴，让雪花落进去，但那雪还未列嘴里，就总是化了。
他们不怕冷，尤其是ê；两颗眼睛。互相抓著雪，丢在脖子里，大呼大叫。
一声枪响，四野一个重重的惊悸，阴崖上的冰锥震掉了几个，哗啦啦地在沟底碎了，一只金黄色的狐狸倒在雪地里，殷红的血溅出一个扇形。冬天的狐皮毛质量好，正是村里年轻人捕猎的时候。
麦苗在厚厚的雪下，叶子没有长大来，也没有死了去，根须随著地气往下掘进。 几个老态龙钟的农民站在地边，用手抓住雪，咬咬地捏个团子，说∶ “那雪，好雪，冬不冷，夏不热，五就不结了。” 他们笑著，叫嚷著回去煨烧酒喝了。
雪还在下著，好大的雪。
一个人在雪地里默默地走著，观赏著冬景。前脚踏出一个脚印，後脚离起，脚印又被雪抹去。前无去者，後无来人，他觉得有些超尘，想起一首诗，又道不出来。
“你在干什么”一个声音。
他回过头来，一棵树下靠著一个雪桩。他吓了一跳，那雪桩动起来，雪从身上落下去，像脱落掉的锈斑，是一个人。
“我在做诗。”他说。
“你就是一首诗。”那个人说。
“你在干什么”
“看绿。”
“绿在哪儿”
“绿在树权上。”
树上早没有了叶子，一群小鸟栖在枝上，一动不动，是一树会唱的绿叶。
“还看到什么吗”
“太阳，太阳的红光。”
“下雪天没有太阳的。”
“太阳难道会封冻吗瞧你的脸，多红；太阳的光看不见了，却红了你的脸。”
他叫起来了∶
“你这么喜欢冬天！”
“冬天是庄严的，静穆的，使每个人去沉思，而不再轻浮。”
“噢，冬天是四季中的一个句号。”
“不，是分号。”
“可惜冬天的白色那么单调……”
“哪里！白是一切色的最丰富的底色。”
“可是，冬天里，生命毕竟是强弩之末了。”
“正是起跑前的後退。”
“啊，冬天是个卫生日子啊！”
“是的，是在做分娩前准备的伟大的孕妇。”
“孕妇！”
“不是孕育著春天吗”
说完，两个人默默地笑了。
两个陌生人，在天地一色的雪地上观赏冬景，却也成为冬景里的奇景。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4期P08
东京的天空为什么那么蓝
黄琳
上海浦东机场到东京成田机场，仅仅3个小时的飞行距离。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一样的汉字标识，几乎分不清是在中国还是日本。
不过，只要闭上眼睛，深呼吸一下，就能体会到差异扑面而来：喧嚣与宁静，即便在机场，也是如此泾渭分明。热闹是属于上梅的，海那一头的东京则是那么安静。
东京的色彩也似乎只有一种——蓝色。记者抵达东京当天天气非常好，蓝色的天空像玻璃—样通透、纯净。
曾经的“公害大国”
这里的天空为何这么蓝？
这个问题让东京王子饭店花园馆的服务生愣了一下，答不上来。也难怪，20出头的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天空，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
但是如果他再年长10岁、20岁，这该是一个可以滔滔不绝回答的问题。因为，东京的天空也曾经黑云密布。
和中国一样，日本的经济曾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飞奔。从1955年到1973年的近20年时间里，GDP增长率基本在10％左右。那个时候，“经济高增长”是日本全国上下惟一的目标，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围绕着“产值第一”而制定。
很快，日本似乎赶上了英美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丰富起来。富足，成为描述当时日本的新词汇，然而与富足相伴的，还有环境污染带来的种种噩梦。
31岁的菅原顺也还依稀记得小时候妈妈告诉他关于海里有死鱼的事情，那时，工厂排出的污水流到了海里毒死了鱼，还形成了日本各大海域独特的“赤潮”。
北九州，日本著名的工业城市，为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到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污染问题。该市环境局局长垣迫裕俊说，起初大家不了解工业污染的危害，还一度认为烟囱冒烟是经济繁荣的象征，市歌和校歌里都有赞美烟囱冒烟的歌词。
汽车经过彩虹大桥，碧绿的洞海湾一览无余。谁想到，这片如风景画般美丽的海湾居然曾被称为“死海”。40年前，两岸工厂林立的海湾被严重污染，最严重时连船只的螺旋桨都被腐蚀掉。城市上空终日笼罩在各种烟雾中，形成当年北九州独特的“风景”——“七色烟”。
工业污染导致了全国众多的公害病，汞污染中毒导致儿童神经受损的“水俣病”一度成为环保灾难的代名词。1973年，经过确诊，日本全国约有18万人患有哮喘、“水俣病”、骨痛病等，而导致这些病因的，正是大气污染和水污染。
居民健康受损的同时，财政损失也急剧上升。日本环境厅的统计表明，仅仅1970年一年，日本因为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损失高达15000多亿日元，全国城市居民财产损失4100亿日元。
“以民促官”
1963年的一个下午，日本大阪西淀川，出租车司机森协君雄路过一块空地，看到一群小孩们在玩球，也看到了一旁发呆的小男孩，他有些奇怪，“为什么不一起玩？”“他有气喘。”孩子们回答。
森协君雄和那位发呆的小孩玩了一会儿球后，小孩就让去他家喝水。走进屋子，森协君雄看见榻榻米上有许多暗红色的血迹，很吃惊。小孩的妈妈说，每天晚上孩子气喘发作时就会不停地乱抓。翻开男孩的衣服，背部全是被抓破皮的伤痕。
不久，森协君雄便致力于反污染的抗争活动中，直接向工厂抗议。但那时日本甚至连有关污染的法规都没建立，环保人士能将企业怎么样呢？
北九州最早发起反公害运动的是一位小学生的母亲毛利昭子。孩子就读的成山小学后来因为受到的污染过于严重而被迫关闭。在清洗了儿子被大气染黑的衣服后，昭子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她联系了更多孩子的母亲自发走上街头，打出‘还我蓝天’的口号。
她们还和大学的研究机构合作，举办培训班宣传环保知识，监测大气降尘，之后到相关企业要求停止污染物排放，同时敦促政府制定环保法规和标准，控制企业排放。
渐渐地，母亲们的力量越来越大，环境污染变成一个选举议题，官员们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压力。1967年，北九州在全国第一个通过污染法。上世纪70年代初，全市的工厂都开始烧低硫煤，大大减少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昭子如今早已经成为该市的环境大使。
类似的人，类似的事，在当时日本其他城市的反公害运动中层出不穷。一波波的游行示威、抗议、申诉和请愿活动也越来越多。面对这样的形势，政治家们开始介入并参与到这场大规模的全民运动中。环保，成为了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开始重视污染问题，陆续就水质、大气等污染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单项法规。
“政府站到了市民—边，反击污染带来的种种危害，终于迫使企业态度有了改观。”北九州市环境博物馆馆长桥本润说。
让环保增值
经济学家们对于亚洲的未来非常乐观，毕竟亚洲经济发展的一连串数字没有理由让他们不惊叹——仅仅15年时间，就有2．7亿亚洲人远离了贫困！
几乎在同时，环保专家们却不得不对亚洲的环境现状提出了警告。联合国2005年的一份报告警告称，尽管1／5的亚洲人每天仍然只靠不到1美元生活，但“该地区已经是在超出环境承受能力的状况下生存”。
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近期封面文章《绿色的前景》报道了亚洲所面临的环境困境——“如今的亚洲正处在十字路口。”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堆积着十层楼高的垃圾山，在尼泊尔，融化的雪山冰水对大片土地构成了洪水威胁：在印度，孟加拉虎接近灭绝……
文章说，亚洲的困境在于——破坏环境的力量正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动力，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产量、更多工作、更多餐桌上的食物，但是也意味着更多的烟雾被排放，更多的树木被砍伐，更多的化学物质被倾倒入河流中。
企业宁愿把钱放进扩大生产规模，也不愿意购买防污治污设备。重要的是，政府和企业把资金投向了环保，会不会影响经济增长？
北九州市环境局环境产业室主任中西修介绍，从1972年到1991年间，北九州市政府投入了近52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所有的年度预算总额）来改善污水处理系统和发展绿地，但这样大规模的投入并没有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
北九州市还将环境保护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