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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抢着跟他说，年轻一点的，走的动的的，都出去了。外面是个钱世界，如今田土不留人了。听说，女的还呷香些，有的女的挣钱跟捡钱一样。
他没有说话。
他又只好回到他不适应的那个城市里。
他在那个城市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工作，还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妻子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女孩。结婚前有一段时间，他很高兴，他和她常讲着一些从前的故事，她认真地听着。结婚后，这个农村出来的女人，一听他讲从前的故事，她就皱起了眉头。慢慢地，她再也不听他唠叨从前的故事了。儿子在他的怂恿下，跟他回过一次家乡。呆不上一整天，儿子就喊着要回城里。他看得出儿子大失所望，一脸的陌生和茫然。
终于，有一天，他命令自己：忘掉从前，闭嘴不说。但醒着时，他发现自己身体里有一种痛，隐隐地四处弥散。只有在梦中，他回到了从前，那些美丽的从前，他常常笑醒。醒来，常常到自家的花园里走走。有一天，他猛然抬头，看到了一朵花开的疼痛。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10
春天的风
阿土
我记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自认禅学很深的居士，一天在寺外与庙里的高僧相遇，便故意向高僧提出“佛何为”的话来。高僧并未接话，而是平静地望着春田里劳作的农人。居士再问，高僧却出口说道“春天的风好吗？”居士大惊，警戒之心陡起，随即谨慎言道“什么风？”高僧听了，淡淡一笑自转身去了，居士则沉思良久终不得解。
故事到此止住，不得解的不仅是那个居士，我也一样如坠五里云雾。
春天的风好吗？
其实，风本身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你的心境！这本不是秘密，我却荒废了无数个春天，才不经意发现，而让我发现的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农。
我不可阻止地再次来到乡下。我喜欢在春天来到乡下，这种喜爱让我常常不能自己。其实，人的喜恶在很多时候常常取决于对待事物的心态，也因此导致着他无法平等对待其他事物的机会。
我喜欢春天的乡下，喜欢从那里散发出的泥土气息，喜欢出现在田野里的所有事物。小的时候，我还喜欢打着赤脚与春天的泥土一次次亲近，尽管那时候的泥土还很凉，顺着脚心往上冲的冷气有些刺骨的感觉，对于一个习惯于乡村生活的孩子来说，依然有说不尽的快乐，我们会为此做出不同的运动，直到让冷气变成暖气。如今，再不能像小的时候光着脚丫子，在泥土上欢蹦乱跳了，人到了一定的时期，就得真实地遵从着那个时期的规矩呀！
田埂向远方延伸着，在不远处的地头坐着一个老人。他安静地坐着，嘴里含着一根长长的烟袋，双手环抱膝上，眼睛直直地望着田里，锄头在他的屁股下横着。我走近了他，发现他的头发已几尽灰白，脸上的皱纹很深，让人觉得就是放上一支笔也不会掉下来。老人神往地眯着眼睛，很专注的样子，似乎连我的到来也没有注意。他的样子有些像我十多年前就已去世的伯父，不由得给我一种亲近感。
“看什么呢？”我在他的身边坐下，怕惊了他，而轻轻地问着。
“春天的风。”老人不假思索，甚至没有来及取出嘴里早已熄了的旱烟袋。
“春天的风？”我不由一愣。
“是呀。”老人回过神，转过脸，松开抱在膝上的手，朝我微微地额一下首笑着说，“春天的风好呀！”
“春天的风好呀！”我突然觉得这句话竟是那样的熟悉。由不得随口问道：“春天的风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风本身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你在春天的心境而已！”老人缓缓地说着，“在充满爱意的心境里，春天的风不轻狂、不暴躁，它温和、美丽，能催出生命的新绿，能暖解冰凉的心。”顿一顿，老人又接着道：“在满是怨忿的心境下，春天的风是料峭的，寒冷的，让你猝不及防。但那才真正是春天的风呀，就像人生没有什么可以永恒一样，变幻无常才是真正的世象。”老人边说边指着田里的庄稼，“就像它们在春风里不停地扭着身子，是感激还是挣扎与反抗呢？”
是呀！老人的话再次让我想起那个有关高僧与居士的故事。心里竟慢慢地有了些感悟。其实高僧的表达很简单，他只是在告诉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而已，我们常常因为执着而不知所以！我不得不对这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老农另眼相待，他不仅有着如此缜密的心思，还有着独具的智慧与心性。
是的，一切事物都有它不同寻常的契机，没有什么是可以忽略的！我望着老农，想着他说的话，人生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要彰显出来，有些时候隐忍着的更具有不可估量的深度。
风从田野上吹过，轻缓而温柔，它吹过路面，路面的小草钻了出来。它吹过小河，小河上的冰慢慢地薄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06
城市贫民阶层是一个信号
杨军
城市贫民阶层初现
根据民政部统计的数字，到2002年10月，全国城市“低保对象”为1980万人，2005年底为2232。8万人，但是，由于测算方式和申请较严格以及有些人不愿意申报等原因，“低保对象”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城市贫困人口。
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洪大用认为，如果考虑这些情况，目前我国城市中的贫困者应该有3000万人左右。城市贫困人口已约占城市人口的6％～8％，城市的贫困率已经高于农村。改革之前，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概占全国人口的1/4，到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只占到1/40，农村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城市贫困人口却迅速增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本不存在城市贫困人口，因为当时是企业办社会，个别贫困者也多享受着单位福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出现，并迅速增多。这些下岗工人只领到很少的补偿金，远低于他们曾经创造的价值。
在城市国有企业职工开始下岗的时候，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和失地农民却开始涌入城市。“某种程度上，这是农村贫困向城市的转移。”洪大用如是说。虽然没有城市户口，但因为完全生活在城市，大量的农民工成了城市贫民，据有关专家估计，这个数字可能接近1亿。而有关城市贫民的官方统计，并没有把这部分农民工计算在内。洪大用认为，应该把这些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也列入城市贫民的范畴。
在2002年12月12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民政部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首届国际研讨会上，“城市贫民”这个概念首次被中国政府高层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开始以现实的态度正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并谋求积极解决，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贫民群体的庞大已经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一些缺少专业技能的大学生毕业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开始领低保，加入了城市贫民阶层。
近年来，一些城市正逐渐形成一个个贫民聚居区。在城乡结合部，多是农民工的聚居地，清华附近就有一个据说是最大的贫民聚居区。在城区，则存在差别明显的高档小区和低档住宅，一些老城区像北京的大栅栏成了原著城市贫民的聚居地，上海的棚户区、深圳的农民房等等也聚居着大量城市贫民。
2006年年初，在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几乎得出同样的结论：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明显加重。城市贫民阶层逐渐浮出水面。
脆弱的平衡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那时中国存在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在逐渐形成的城市贫民阶层中，这些“三无”人员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的城市贫民，大部分都不完全是因为自身原因贫困。他们大部分人都有劳动能力并乐于工作，但却缺乏工作机会，他们成年累月地寻找工作，却没有地方愿意雇佣他们。
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对东北地区5个城市的贫困群体进行了调查，他对城市贫民的描述中有这样一句话：离开原有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的工作后，大部分员工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了严重的排斥。
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还好一点，但也存在市场饱和的问题。在经济不景气的地方，工作机会尤其渺茫。在东北，曾经辉煌的一些重工业城市，大量企业破产或减员，因为整体不景气，失业者想做点小买卖，东西很难卖出去，想做家政，市场很小，想当护工，很少有人雇得起。
城市贫民的失业、社会保障、分配制度、社会公平等等许多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新三座大山却还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城市贫民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性贫困，甚至波及后代，出现代际贫困传递，他们的子女长大后成为新的城市贫民。
城市贫民阶层出现会带来很多问题，极易造成集体暴力化和犯罪蔓延等社会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巨大的挑战。当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城市贫民阶层的时候，黑社会势力逐渐形成了。当城市贫民阶层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社会矛盾会集中爆发。而在此之前的社会稳定，则是小心翼翼维持着的脆弱的平衡。
农民工从事着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或脏或累或有危险性的工作，却始终没能融入城市，他们是城市中的绝对弱势群体，不仅在生活中被歧视，而且还会遭遇拖欠工资，这样的境遇容易使他们滋生对社会的仇恨。而弱者也有弱者的武器，近几年，农民工和社会的冲突不断上演。城市的失业人员也曾到政府门前静坐。代际贫困则是一颗危险的种子，一些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贫穷，却不能接受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依然贫穷。
某种意义上，城市贫民阶层可以说是城市弱势群体的代名词，所有的弱势群体都缺少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他们权力过少过小；甚至不存在；而义务则过多，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往往会有强烈地被剥夺感。表面看上去，他们是沉默的，但心底的不满却可能在酝酿，谁也不知道临界点在哪里。阶层之间的差距过大必然影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均衡，这无疑是危险的。
进入2006年11月份以来，粮油价格上涨。对此，有调查显示，77。1％的人表示，粮油价格上涨使他们“生活压力增大”，84。0％的人认为，生活成本比1年前又有增加。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11月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数据表明：百姓的日常生活成本正在逐渐上升。
粮油涨价已经给一些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压力，城市贫民阶层对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