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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战结束时人们由于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而设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当时名叫科学工作者全国联合会，也是基于同一的认识而设立的。不过在这里是科学家们自己，而不是政府，认为应该去做一些事情。在开头，全国联合会的目标是带有明确的工业和政治目标的。它最早发表的公告中有一项公告说：
“科学工作者全国联合会标志着我国自由职业者组织历史上的新纪元。迄今自由职业者为了联合起来以促进自己的利益而成立的团体要末是没有合法地位、要末是特许设立的协会或者有限公司；不过，最近一些事态已经证明这些类型的组织是不顶用的。
联合会的目标是双重性的；这些目标涉及科学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科学工作者的就业条件。在本联合会看来，实现第二组目标是实现第一组目标的必要条件。英国科学过去的毛病不在于其质量而在于其数量；不在于它在纯学术领域的地位，而在于它在政界和工业界的地位。只有把多得多的国内最有才能的人员吸引到科学研究中来，并且为科学工作者取得同科学对国家的重要性相称的社会地位，才能补救科学的缺陷。有些人——至今仍然有这样的人——认为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报酬；如果大大改善科学工作者的收入和前途，那就会贬低科学研究的身份。他们忘记了三件事：第一，很少人能毫无家庭拖累，可以接受待遇很差的工作而不致使别人受苦；第二，境况不是那么好的人，会采取极其自私的办法，牺牲家人的物质享受以满足个人志趣；第三，对科学进展和科学在工业的应用极为重要的许多奠基工作就性质而言并不能激起艺术家那样的热烈献身精神。从事这样工作的人虽然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兴趣，但关心其物质报酬不下于律师、医生和工业家。……所以，假如工业中的自由职业者希望在保障自己的利益的工作中也有份儿，他们就有必要尽快组织工会。
上述的话主要涉及科学工作的工业方面以及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充分考虑科学家意见的必要性。这对于国家和科学家都是同等必要的。不过联合会的发起人至少也同样重视更具学术性的方面，因为工业成就和纯科学的进展都同样地有赖于此。我国统治阶级终于明白了这一事实，于是人们就成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以增加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科研成果，并使科学和工业协调起来，以便尽早利用有经济价值的新发现。”——《章程草案前言》，1919。
大战后的建设热潮为时短暂；到1926年，在英国出现了一个普遍的令人不舒服的冷漠情绪。后来人们把这期间看作是萧条前的繁荣时期。科学工作者全国联合会在总罢工后惊慌失措地改名为科学工作者协会。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失去了许多会员，但却没有吸引住据说对原来名称感到害怕的人们。它一时处境十分困难，接着在1931年以后，类似的外来原因——首先是萧条的影响，然后是接踵而来的、我们目前所处的不安全处境和重振军备的影响——迫使科学家更多地注意自己工作范围以外的问题。这反映在该协会恢复活动上面、特别是在较年轻的科学家们和理科学生们中间恢复活动。
新的方针虽然同原来的方针类似，在许多方面实际上与原来的方针并不相同；因为后来已经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也否定了不少东西。
现在人们认识到协会的基础有两点：第一整个科学界和个人都关心保障并改善其会员就业条件，并且关心确立同医师或者律师的地位有几分相似的“科学工作者”的地位；另外，大家还关注科学在社会中的整个地位。这两方面是密切关连的，因为只有当科学在社会结构中起适当作用而且被允许发挥它的潜在可能性时，科学工作者个人的条件才能大大改善。上述两个方面的例证是，一方面协会努力改善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协会在国会科学委员会的配合下努力争取在全国范围给予科学充足的基金。⒇不论它是否达到上述任一目标，无可置疑的是：一个建立科学家职业性组织的有力运动正在到来。这个运动在英国和全世界都抱有较广泛的社会目标。这一运动不但表现在成立一些同协会相似的团体上，而且表现在某些纯学术性质的学会恢复活动上，表现在科学刊物对社会问题的普遍关注上。
科学和政治迄今我们所谈的活动只是科学结构本身内部的活动，不过它显然不能一直局限在这一范围内。就科学家个人或团体力图影响社会而言，他是在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以内，人们可以进行这种活动，而不一定意识到它的性质，不过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一个情况不再是这样的阶段了。除非科学家既意识到科学内部的结构，又意识到它和社会的关系，他为改善科学的地位并使它为人类造福的努力大部分肯定是要失败的。在另一方面无论是政治家们或是他们背后的势力本身都无法充分理解或者明白如何去发挥科学的潜力，必须由某些对科学和政治都具有充沛知识、能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科学家来协助他们。
必须承认，由科学家们采取直接政治行动虽然是必要的，却有其严重危险性。直到目前，从经济和政治统治者的观点看来，科学家一直是、而且一直被认为是保持中立的。人们认为，只要工资收入源源而来，使他们能继续工作，他们就不会关心自己工作的结果如何。他们甚至还得到一点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给予疯子的那种宽容，要摆脱这种中立的态度转到负责任的立场上去，难免就会危及这些好处。谁要是稍微尝试这样做一下，就总是有人给他们扣上有倾向性的帽子，因而科学无论如何不得具有倾向性的传统已经形成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其结果是使某些凡有研究成果必然带有倾向性的学科出不了成果，并且使其他学科脱离社会。
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 德国的例子已经很好地说明了，科学家企图在自己工作领域之外去独立思考，就会遭到严厉的“制裁”。于是有人就主张，为了科学的利益，他不这么做要好得多。不过事情可以达到这种地步：保持中立就会使科学本身不再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因为即使科学没有遭到取缔，它也不再能吸引一切思想活跃和有探索精神的人员了。科学家在紧急时期同其他积极和进步的力量联合起来并不是新现象；在布鲁诺和伽利略时代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都有过这种现象。要是普里斯特利博士被人说服继续保持谨慎的正统观点，那对科学所造成的损失肯定会比把他的房子烧掉和把他的仪器毁掉的损失还要大得多。可以把拉瓦锡作为一个相反的例子，不过他显然不是作为科学烈士，而是作为可憎恨的旧政权捐税制度的象征人物而被杀害的，他同旧政权有过一定的关系。霍格本指出，这种激进的倾向一直是英美科学的特征。目前这方面的动向，不仅是由于人们感到科学需要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更为充实和更为公平的经济制度，而且更是由于人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明确的反科学运动。
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一个科学家是能够保持中立的。
群众对科学的看法 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反应是把科学和社会结合起来的趋势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科学界以外的人更加认识到保障科学并促进科学发展是文明的进步或甚至文明本身存在的必要条件。这种认识还没有有组织地表现出来。它表现为公众对科学遭受的摧残等题材愈来愈感兴趣，而且更加赤裸裸地表现在风行一时的专家治国论上。它标志着门外汉对科学的认识的第三阶段。这种认识是从对科学所带来的经济好处的简单赏识开始的。它在战后让位于一个相反的倾向，把一切现行弊病都归罪于科学而且要求回到巴特勒在《埃雷洪》①中所预言的过去黄金时代去。到第三阶段初期，人们才考虑到科学本身并无自主力量。统治者要看科学是否对自己有利才把科学的力量用于造福或加害人类。
不过就象失明的参孙②一样，科学也可能回击它的主人。如果让科学自由发展，它就会比现在为少数人谋福利时更有效地为人类谋福利。
科学和民主 科学必须成为争取社会正义、和平和自由的人们的同盟军，而不是他们的敌人。事实上，科学所提供的帮助可能证明是世界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刚刚开始的斗争中的决定因素。在未来若干年中世界可能分裂为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彼此无情地争夺霸权。在这场斗争中，思想、物质生产和军事潜力的内在和外在的力量将成为武器。法西斯主义必然要反对科学国际化的理想，虽然它也需要科学来为它提供物质力量。它想要在扼杀科学精神的同时又保有科学的好处，就要造成一种矛盾，使科学、而且最终使国家蒙受其害。他们可能保持甚至改善技术，但从长远来看，一定会出现缺乏创造力和灵活性的现象。如果与此同时，民主国家不但让科学自由发展，而且加以扶植，民主国家迅速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可能占有压倒优势，以致只要通过它们的活生生的榜样，不必经过长期而有破坏性的战争，就能使法西斯主义从内部垮掉，或者，假如战争非发生不可，也可以保证民主国家取得迅速胜利。可是我们怎样才能使科学在民主国家中得到扶植呢？我们已经说明，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迹象。只能通过有政治觉悟的科学家的个人合作并且通过他们同进步的政治力量的联合，才能使这种情况发生。要做到这一点将是困难的，因为这需要政治运动的领导人和群众都能真正理解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它的需要。
人民阵线 科学家可以而且也有必要变成政治家，然而他永远也不会成为党派政治家。他把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看作是一个必须首先找出答案，然后把答案加以应用的问题，而不是把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看作是个性、野心和既得利益集团逐鹿的战场。只要民主国家的进步力量由于这种考虑分裂为若干党派，科学家就不可能同任何一派合作。只有当各派在社会正义、公民自由与和平的广泛纲领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期望得到科学家们的通力支援。不过一如法国的例子所示，一旦他们这样做了，就有可能进行有成果的合作。不少科学家通过“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来帮助成立人民阵线。这项工作在新政府之下继续进行着，其表现就是建立了一个真正有力的科学部。同时，通过工人大学，人们正在法国以最好的方式帮助普及科学知识。著名的科学家在工人大学中同工人听众一起讨论自己研究的问题，并且帮助人们消除自然产生的对科学的误解和偏见。我们需要的是在全世界扩大科学力量和民主力量之间的这种合作。两方面团结一致，就会逐渐彼此理解，科学就会得到充分自由和发展，民主力量也就会了解科学的力量和可能性。
科学家如何出一份力量 怎样做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