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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科学
科学发展的几个阶段都是从大到小，从简单到复杂。科学的第一阶段，即对已知宇宙现象的描述和整理阶段，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第二阶段，即理解这个宇宙的机制的阶段，也快要结束了，因为我们已经能够在原则上看到这个解释的梗概了。除此之外，剩下来的便是未知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其中有一部分也必然是不可知的，虽然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已经可以略见端倪。很显然，如果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不去毁掉使人类获得文明而不再是先前的纯生物学存在物的惨淡经营的协作事业，科学就得去应付一个越来越变成人类的创造物的宇宙。人类社会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为自己造成的各种问题，已经成为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困难所在了。
在将来，随着人类解决了征服非人类力量这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上述各种问题就会变得日益重要。
新事物的起源问题 这个过程将使人们注意到一些新的情况。社会的发展一部分是自觉的力量所推动的，一部分是由社会内部各种因素之间难以觉察的交互作用推动的。思维越是考虑社会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就越是需要改进应付问题的办法，以便处理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新情况。
首先纳入理性范围的学科是一些研究最简单的作用的学科——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在这些学科的体系中，一切事物都是始终如一的，不发生任何真正新的情况。我们的理性模式就是根据对这些体系的研究制订的。这种思想方式在生物学中已经开始崩溃了。进化论不仅标志着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有所进步，而且也是我们思想方法中关键的一步，因为它包含着人们对科学中的新颖事物和历史的认识。人类的确已经对历史进行几千年的研究了，然而他们并不是以科学精神来进行研究的。正是由于历史可能包含新颖事物，他们甚至根本否认历史可以成为科学。不过人们却没有什么真正理由可以说明，科学为什么不应该学习处理宇宙中的新颖因素。这些新颖因素毕竟也同反复出现的正常因素一样是宇宙的特色。迄今科学还没有这样做，因为它还没有这样做的必要，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首次正面地提出来了。如果我们要主宰和支配我们的世界，我们就不仅要学会怎样去应付宇宙的有秩序的方面，而且也要学会应付它的新奇的方面，即使它们的新颖性质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
辩证唯物主义 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而且他还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根据自己对经济学的研究，从正统学派感到满足的表面上正常的现象中，深刻地认识到新形式的发展以及产生更新的形式的斗争和平衡。这是对发展本身的合乎理性的研究的开始，不过在这种研究之中，已经不再可能把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严格区分开来，这样学者便和他所研究的力量合而为一，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领域所经历的动乱和斗争之中，这些思想正在迅速地甚至深入到对这些思想反对得最厉害的敌人阵营中去。这些思想所以正确不仅在于它们能够预言人类发展进程，而且在于它们能够决定人类发展进程。
这个任务，在一种认为世界上的事物井井有序、永世不变的科学范围之内，是不可能解决的。
由于科学本身几乎完全是用把一种现象完全孤立起来的方法进行工作的，所以，科学家们往往感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松散而不科学，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形而上学的。
不过在科学上只有严格控制实验的环境或者应用的环境，才能把一种现象完全孤立起来。只有在知道一切因素之后，才能作出充分意义上的科学预言。当新事物出现在宇宙中的时候，显然无法知道所有的因素，因而把现象完全孤立起来的科学方法就无法处理新的事物。不过从人类的观点看来，能够处理新事物同能够处理自然界正常秩序一样必要。科学把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后者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当科学认为人类智慧对正常秩序以外的事物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有当科学认为凡是不能“科学地”加以处理的事物就不能合乎理性地加以处理的时候，科学才是错误的。
理性的扩展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是：它在人的问题上扩大了理性所能达到的范围，把崭新事物出现的可能性也包括进去。不过，这要受某些必要的条件的限制。首先，有关新事物的预言在精确程度上决不能同科学中孤立起来的有规律的现象相提并论。虽然精确知识一向被视为理想，精确知识和一无所知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甚至在科学本身内部也还有着大片大片的无法取得精确知识的地带。例如，现代物理学的整个趋势就说明：在原子现象方面，我们不可能期望获得精确知识。不过我们可以依靠大量事件的精确统计来绕过这个困难。同样，临界性变化、即影响人类社会的战争和革命的精确日期和地点也是无法预测的。由于仅有一个人类社会，在这里，统计的方法不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某些经济和技术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一般是可以证明的。这些制度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到底什么时候崩溃，可能有几十年的出入。
将来的趋势 连完全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所依据的方法的人们也毫不怀疑：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分析事态发展的办法的，因此，他们能够比科学思想家们早得多地判断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如何。可是不少人由于不加辩别地接受了这一观点，就以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另一个天意目的论。他们以为马克思订出了人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遵循的必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针。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并不是制订了这样一项发展规划的结果。反之，他们强调指出这是办不到的。在一定的时刻所能看到的只是当代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组成，它们之间必然的斗争以及斗争结果将要产生的新情况。除此之外，我们只能预见到这是一个过程，至今还没有终止，而且在将来必然会取得新的、完全不可预料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方法和行动的指南，而不在于它是一个信条和一种宇宙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它这样做，也就可以剔除在整个科学历史进程中渗入科学思想的形而上学成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而这种认识也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成就才能体现在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的组织形式中去。
人们必将认识到科学是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
经济和工业制度使得、或者说应该使得文明保持下去。技术不断改进的过程使得生活的范围和便利不断扩大。科学理应使技术本身不断发生不可预料的根本变革。这些变革是否适应人类需要和社会需要，可以说明科学适应于其社会功能的程度。
只有到这场斗争结束之时，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些萌芽的见解的全部价值。在我们看来，这场斗争虽然似乎是无穷期的，但在历史上也将只是一幕而已，当然，这一幕也是重大的关键性的一幕。然后，人类就将接受它的物质遗产，非但不会减少对科学的需要，反而会对它提出更大的要求，要它解决更大的、必须正视的人类和社会问题。为了应付这个任务，科学本身必须改革和发展。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将不再是少数幸运儿所专有的学科而将成为人类共有的遗产。
作为共产主义的科学 科学实践是人类一切共同活动的原型。科学家们已经承担起来的任务——理解和控制自然界和人类本身——仅是人类社会的任务的自觉的表现。人们为了尝试完成这一任务所使用的方法，不管运用得多么不完善，都是人类为了保障自己的前途最有可能采用的方法。就其奋斗的过程而言，科学便是共产主义。人们在科学中已经学会自觉地服从一个共同目的，而不丧失他们的成就的个性。
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有赖于前人和同道的工作，而且自己的工作只能通过后人的工作才能开花结果。在科学工作中，人们互相协作并不是因为上级的权威强其他们这样做，也不是因为他们盲目地追随某一上天指派的领袖，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在这种自愿的合作中，每一个人才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决定行动的不是命令，而是忠告。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工作只有依靠别人真诚无私地提出的忠告，才能取得成功，因为这些忠告再精确不过地表现了物质世界的无情的逻辑、即严酷的客观事实。我们无法随心所欲地改变客观事实，只有承认这种必然性，而不妄想对必然性置之不理，才能得到自由。
这些便是我们在科学研究中痛苦地而且不完备地学到的一点东西。这些东西只有在人类的更广泛的任务中，才会得到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