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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性质所固有的现象，人们对一切官办研究所、特别是对政府直属的研究所不予信任，并且无法为不能立即获利的规划筹到巨款。十九世纪初叶，大部分科学研究工作仍然是在皇家科学普及协会或富有者的私人试验室一类地方进行的。在戴维和法拉第的时代，皇家科学普及协会几乎成了国家物理学和化学研究所。可是尽管它对工业有贡献，筹措经费却不容易。1833年，即法拉第划时代地发现了电感应原理后的第三年，他竟然感到难以为协会筹措区区几百英镑的款项，来使它得以维持下去。
德国登场了 在这当儿，欧洲的科学研究进展十分神速。十九世纪初标志着法国科学成就的顶峰，不过这个运动很快地从法国发展到德国。自从十六世纪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它可以在欧洲文化中起独立的作用了。由于德国各大学进行改革，由于德国人很乐意从法国人那里接受新科学、特别是化学，科学事业迅速发展起来，所以到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科学事业显然已经至少在数量上名列前茅了，德国制造业似乎也比英国制造业更善于吸收科学资源。
部分地是由于这种形势的推动，特别是由于女王的丈夫德国亲王的直接影响，英国的科学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受到了官方的注意。政府设立了一个科学和技术部。皇家委员会采取了坚决的措施，要老的大学开办理科，并且要各省和伦敦设立的新大学也都开办理科。这些新的科学学科自然大多是可以立即出成果立即应用的学科；即物理学和化学，生物学还要等候更久才能得到赏识。达尔文大半生是作为一个退休人员依靠个人资财进行工作的；赫胥黎依靠“地质调查”杂志维持生活。
作为一种机构的科学事业——纯科学的概念 不过在十九世纪中，有一批名符其实的科学机构建立起来了。皇家学会恢复了而且重新掌管了它在十七世纪的职能，虽然规模相对来说远比原来为小）。创立于1831年、主要用以取代皇家学会的英国促进科学协会逐渐成为官方的科学喉舌。许多分门别类的学会，化学学会、地质学会等纷纷自动成立，对出版刊物的工作作了适当的安排。一个由大学教授、工业实验室工作人员和业余爱好者组成的科学界出现了，不过与十七世纪科学界所不同的是，它自称自己的职能是了解客观事实，而不是参加实际行动。进化论之类的十九世纪的大论战是在思想领域中进行的。科学家们不参预管理国家或企业的大事。他们只关心纯粹的认识。这对于双方都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安排。工业家利用了科学家的工作成果，一般地向他们付出一笔代价，但金额不大；科学家们则满意地知道：自己正生活于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他们的工作则对这种进步作出最大的贡献而无需接受审查。正当科学应该同机器时代的发展最明显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却产生了纯科学的观念：认为科学家的职责仅限于进行本身的工作，工作成果则应交给一个理想的经济体系，其所以是理想的是因为它适合于并允许各种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这种态度至今仍然支配着不少科学家和门外汉对科学的看法，虽然这同当今世界形势是很不相适应的。
科学和帝国的扩张
到1885年，产生了一个新的潮流。显然，制造业的发展正在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令人不安的结果。英国已经丧失了它对制造业生产的垄断，它作为工业国的优越地位也正在迅速地消失之中；德国和美国成为可畏的敌手。人们要求帝国向英国工业提供新的出口市场以拯救英国工业。这时出口商品已经主要是生产资料，铁路和机器设备，而不是消费品了。这就附带地促使科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应付扩张帝国的一些新问题，创立了帝国学院和帝国研究所，并对科学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可是德国的工业化搞得更是如火如荼，德国是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规模上利用科学。高等技术学校训练出成千上万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把他们派到工业试验室中去，在短短几年之中，原来主要是在法国和英国奠定基础的染料和炸药化学工业就变成德国新工业的一部分。它实际上垄断了世界市场。
世界大战 科学史上的转折点随着世界大战而出现了。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的地方在于，不仅各国的军队卷进去了，连有关各国的全体人民都卷进去了。工农业都直接为战争服务，科学也是这样。当然，自古以来，改进战争技术一直比改善和平生活更需要科学。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家具有好战的特性，而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比其他更为急迫。各47国君主和政府不那么乐于向其他研究工作提供津贴，却很乐于向军用研究工作提供经费，因为科学界能研制出新的装备，而这种装备由于十分新颖，在军事上极为重要。
科学家的协作 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科学家的协作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问题不在于少数技术人员和发明家把众所周知的科学原理都加以应用，而在于所有国家都对本国科学家实行总动员，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在战争期间提高现代化武器的破坏力并且设计出防护方法，以应付对方在现代化武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这方面，开始时，德国人是占便宜的。他们的科学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同协约国的科学家比起来，还同工业保持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这是一个可以立即见效的有利条件，要不是由于德国严重缺乏金属，橡胶和石油等基本原料的话，这本来可能证明具有决定意义。协约国不得不在战时临时期凑科学和工业机构。采取这一措施的结果，在英国终于在1917年成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在美国则于1916年成立了国家研究委员会。这个研究部1932年度的报告中说道：“这个计划是我们的前任官员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中制订的。战争一开始，就可以看出，科学的应用将在战争中起重要作用；于是便把科学工作者征集到国家的工作人员大军中并收到相当效果。有些人过去一直要求英国工业和科学更密切配合起来，并肩前进，战争的环境使他们的呼吁更显得有力，因为战争环境空前有力地说明，在有了可以由工业加以利用的科学发明之后，不接着采取措施，就会产生什么后果。例如我们很快就发觉：我国不幸主要得依赖国外来供应一部分作战所必需的物资。当时我国的头号敌人已经通过对科学成果的应用掌握了某些工业产品，按其程度及其性质来说，都足以危及我国的利益。大家也普遍认识到：为了在平时和战时都能取得成功，应该充分利用科学资源。战争的危险为和平时期提供了教训，人们认识到：一旦战争结束，工业界就要面临一种新形势。如果英国要保持工业优势，如果我国工业品要在世界市场上继续站得住脚，就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为了先期应付这一形势，当时的政府就设立了科学与工业研究部。议会还议决拨出一百万英镑巨款来鼓励工业研究工作，作为供该部使用的财政经费的一部分。我们的前任在同工业界领袖的磋商中所周密考虑的问题是怎样最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于是就制订出合作研究协会的计划。
国家举办的科学事业 上面引述的一段话表明世界大战怎样自然而然地使人们对科学在现代工业国中的功能有了新的、比过去自觉得多的认识。这时人们认识到，不能让科学处于完全无组织的状态，也不能让科学依赖旧有的基金和偶而的施舍。人们明白，不论在平时和战时，——从技术观点来看，这两种情况所涉及的问题没有什么根本差别——一个现代工业国的存在本身就有赖于有组织的科学活动。探索自然资源和探索最有效地加以利用的方法都要依靠、而且也只能依靠科学。不过，象刚才引述的那段话所表明的那样，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决不是完全清楚的。在老的制度与习惯之中有一些固有的力量，反对采取任何这样的措施来使科学工作合理化。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科学改组工作都是在混乱的、半心半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政府和工业需要它，但却不准备付出代价。科学家本能地死抱着战前相对独立的地位不放。虽然在战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毫无异议地同意为国家工作，在平时却有可能问一下：把科学界整个地交给政府和垄断企业使用是否可取。结果在几乎一切国家中都实行折衷，这种折衷按其性质来说是特别不能令人满意的。科学事业既不是有组织的，也不是独立的。控制它的机构重重叠叠，授给的经费名目就更多了。
战后时期和经济危机 这种混乱状态本身并不能阻止科学研究的巨大生产率。最初，在战争结束以后，科学一从急迫的技术任务中解脱出来，就大大活跃起来，活跃的程度在它的历史上是少见的，在德国尤其是这样，仿佛是要表明：德国人能在和平的知识领域中取得暴力所不能夺取的优势。
这一平静时期由于1929年的危机及其政治后果而告终。科学事业到处都由于节约原故而紧缩，纳粹的狂热则破坏了德国的表面上牢不可破的局面。自从1933年以来，在那里和其他地方，军备的增长到处都限制着整个科学的结构，并且使其面目全非。
科学家本来就天生不讲效率，官僚主义的发展则使科学家的效率更低了，而不是提高了；既不能让科学遵照科学自己固有的倾向自由发展，也不能有效地加以指导，使之为工业服务。在科学的新阶段中，由于仪器设备支出比重增加，由于有必要在有组织的协作中雇用多得多的各级人员，科学经费肯定地需要比以前大大增加；可是也许除了美国之外，所提供的资金到处都不能满足这种发展的需要。既不容许科学照老样子继续下去，又不能有效地帮助它另辟蹊径。
科学和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在苏联则出现了很不相同的局面。在帝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的重要性本来就不知不觉地有所增长。然而这种重要性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1917年的革命以后，科学事业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培根的理想——利用科学为人类谋幸福——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建设理论的一个指导原则。它认为，应当把科学直接用于这一目的，而不再用之于增加利润。尽管沙皇俄国的科学力量极为薄弱，尽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造成巨大破坏，尽管建设时期有巨大苦难和贫困，科学在苏联的重要性仍在继续增长。不过直到1927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才开始把科学大规模地有效地组织起来，作为改善国内情况的伟大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以后，苏联科学事业不论在人数上和经费上，都有了持续不断的迅速增长。它完全没有受到大大阻碍了资本主义国家科学进展的经济萧条的影响。不能期望科学这样的事业迅速取得巨大成效，它需要多年的努力甚至需要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成熟。事实上，苏联科学要在精确度和识别力上超过德国或者英国还得经过一段时间。不过它已有的成绩已经足以证明：这条组织科学为人类服务的新道路为苏联科学提高自己的精确度和识别力开辟了广阔前景，这是目前西方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