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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在船尾上空盘旋了几圈之后就飞越了甲板上空，下面的船员们向空中挥着拳头，扯破喉咙地欢呼着。下一站，东京。
在吉米的带领下，其他飞行员小伙子们经过一番努力也成功地把其余的15架“米切尔”飞机开上了天。他们成功地搞定了危险性极高的起飞环节，当他们注意到恼人的逆风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愤怒的海面上飞行了几个小时了。他们顶着依然强劲的狂风飞行，而狂风也在机身两侧不停地向他们挑衅。逆风减慢了他们的飞行速度，消耗了他们的燃料，也打乱了他们跟着领队飞机的飞行计划。
正如事先所担心的那样，飞机上的油量表证实了他们的确是在执行一项自杀性任务。“我们起飞的时候（距日本）还有600多英里，所以很显然，这点油根本就不够，”飞行员戴维·琼斯说，“我们当时只能面对现实——我们没有足够的燃料支撑到中国了。自己切合实际的想一想就会发现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但你还是会尽你最大努力投入战斗。残酷的现实并没有让你太放在心上。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那次飞行与我在战争中其他上千次飞行的区别所在而已。我们在起飞的时候就知道燃油是不够的。”
逆风飞行就意味着我们的飞行员随时有可能坠入冰冷的海水之中。但美国小伙子们这种冒着生命危险捍卫祖国的决心却是裕仁天皇不愿见到的。他们并不是胆小的懦夫，并没有因为战争躲在家里，他们的“战斗精神”一点也不比日本人少。但他们不说“战斗精神”这个词，飞行员小伙子们称之为“勇气”。
当吉米在日本北部低空飞行时，正在那里野炊的人们还朝他挥手和微笑，当地人还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日本部队在演习。吉米的飞机掠过了树梢房顶，开往东京。早些时候，在“大黄蜂”号航母上，有个飞行员问吉米万一遇到麻烦该怎么办。“我们起飞之后，每个飞行员就该负责自己飞机的一切行动，”吉米回答。“为了他的飞机和机组成员，他要为自己作出的决定负责。如果你们失散了，那么你们每个人就要决定自己将要做的事情。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杜立特尔没有再说下去，于是另一个飞行员又问：“先生，您会做什么呢？”
“我不想当战俘，”他答道。“如果我的飞机状况已经不允许我继续飞行或逃脱，我就会先让机组成员跳伞逃生，然后接着开飞机找一个地方砸下去，也就是说，如果我认为在那里坠毁就能给敌人造成最大限度损失的话，我就会熄灭发动机，和我的飞机一起砸下去。我45岁了，也差不多活够了。但你们当中的大多数还都只有二十几岁，如果我像你们一样年轻的话，不知道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总之，该怎么做你们自己决定。”
日本人并没有为眼前的事实感到恐慌。“看上去像真的一样，是不是？”一个正在东京火车站站台上等人的商人在看到一架“米切尔”飞机掠过树梢时对身边的一位乘客说。“就像一架闯过日本空军防御的外国飞机。我猜啊，咱们日本的军队是想让老百姓相信他们是完全准备好了的。”
中午12点30分，吉米在东京上空1200英尺的高度飞行，然后连续投下了四枚燃烧弹。接着，正如他后来写到的，“我再次把飞行高度降到了房顶那么高，从城市西郊掠过，飞进了低垂的烟雾中，然后将机头转向南，朝着海的方向。”片刻，他就钻入了敌人高射炮炮火的一团团黑烟中。
“敌人的炮弹离咱们还有一英里远呐，保罗，”吉米对他的机枪手保罗·伦纳德说道。其实这颗炮弹离飞机已经很近了，机身险些被掀了过去。“上校，”伦纳德说，“那可不是一英里。”
“我们最盼望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英国驻东京的武官富兰克·莫伊西说。“我看到西南方的山后突然冒出一团黑烟。我就跑出大楼爬上了屋顶；那景色美极了。就在东京的重工业区上空，翻滚着涌起六股浓浓的黑烟。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烟雾随风不断扩散的时候，一架巨大的双引擎轰炸机突然呼啸着从半英里外飞过。”一位在英国使馆工作的日本妇女对莫伊西抱怨道：“你们这样轰炸我们真是太不公平了。我们的房子都是用木头造的，可你们的却都是石头造的。”
吉米手下的小伙子们轰炸了东京及横滨一带的大城市，其中包括几座像川崎这样的工业区。日本人并没有把城市的市中心单独规划出来，所以一些军工厂就建在紧挨着居民区的地方。平民的伤亡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四年前，日本轰炸了中国平民，美国总统、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会、媒体，以及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那种轰炸平民的行为是“野蛮的”。但现在人们的观点改变了。
吉田胜造听到了飞机低空飞行而过的轰鸣声，抬起头正好看到了一枚燃烧弹投向了冈崎医院。“整幢大楼顿时冒起了火焰和浓烟。很快就从附近赶来了很多志愿者们。吉田和他们一起帮助护理员转移伤员，大家都被美国这突如其来的野蛮行径惊呆了。”
早稻田中学的佐佐木菊次郎当时正和好朋友们在操场上玩，结果落下的燃烧弹烧死了他的一个伙伴。
天空中的火焰像雨水一样洒向大地，地上的人们奔跑着四处逃命。他们的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恐惧。珍珠港事件和杜立特尔空袭都是偷袭行动，但日本人在偷袭珍珠港时将目标瞄向了军事设施。而此时，美国士兵不断投下炸弹，并向医院的病人、孩子、妇女、农民和渔民低空扫射。“当时有条打鱼的小船在离岸5英里处，于是我用3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射向了他们的头，”机枪手比尔·伯奇说。“曳光弹使我的瞄准非常精确，我从甲板一端扫到了另一端。”
机枪手杰克·德沙泽尔对我们坦白地说道，起初他根本不愿意去伤害平民，但后来发现这道脆弱的道德底线在激烈的战争中很轻易地就被攻破了。“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一件事，说一名德国飞行员朝法国人开火，”他回忆道，“我当时觉得这么做真是太卑鄙了。于是下定决心，即使上了‘大黄蜂’号后我也决不朝平民开枪。但后来他们向我们开了火，我就改变了主意。”
飞行员们在轰炸任务完成后便迅速飞离日本，他们拼命飞向中国，准备在那里着陆，但逆风就好像是死对头一样让他们不得不放慢飞行速度。这是意料之中的：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早就警告过吉米，每年的那个季节中国海上的风向都将是由西吹向东。吉米的领航员对他说，“燃料耗尽时，我们距中国沿岸还将有135英里，”杜立特尔后来回忆起。“我们开始为坠机做准备。我看到水中兴奋的鲨鱼，心想着要是掉在它们中间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儿。”
可是到了后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各路神仙改变了主意，开始站到美国这一边了。谁也没想到，把这80名美国人折磨了一路的逆风竟变成了顺风，这下子可有救了。就连一向倔强的吉米都记得当时风向神奇般地突然转变了：“幸运的是，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吹了一路的逆风变成了风速为每小时25英里的顺风，这让我们打消了坠机的念头。”
后来，吉米和他的小伙子们意识到，原来从一开始执行任务神灵们就一直在庇护着他们。暴风雨虽然狂躁地拍打着“大黄蜂”号航母，但却也为它罩上了一层浓厚的云雾，结果日本的侦察机就没有发现这艘军舰。乌云和狂风就像一道善意的屏障，一路上保护着黄蜂号。事实上，飓风已经吹散了执行任务的16架“米切尔”飞机，致使他们不得不分别飞至日本不同地点，但这却不经意间成了一项完美的“战略”——有效地防止了防空炮手们的集中反击，因为那些炮手无法预料下一架飞机究竟会从哪个方向飞来。看上去，守护日本的神灵们不愿意再保护那些违反武士道精神的“勇士们”了。
当然飞行员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是飞入了黑暗和大雨中。“我们试图通过4495千赫同衢州机场方面取得联系，”吉米回忆道。“但没有回应。这就是说我们安全到达中国机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没有归航无线电信号的导引，手里所掌握的地图又不十分精确，吉米只能继续飞行，直到油箱没油，然后从飞机上跳了出去。吉米和他的机组成员从8000英尺的高空跳向了黑色海水中的敌军控制区，跳下去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等待着双脚砰然落地。“我们根本看不见下面的情况，所以我所能做的就是等着落地，”吉米说。“我在空中飘落的时候所担心的就是我的脚踝，1926年，我的双踝在南美洲骨折过。为了避免双脚突然着地受伤，我把膝盖弯曲起来以减少冲力。”
可是，好像老天和他开了个玩笑。也许是天上的比利·米切尔决定给即将跳下的伙伴们打个铺垫——吉米·杜立特尔轻轻的跌落在了一堆屎上，确切地说，是人的粪便。1942年4月18日晚9点30分，在经过了13个小时的空中飞行之后，这位美国飞行英雄发现自己陷在了一堆屎中。
这次杜立特尔空袭正如珍珠港偷袭事件一样，对太平洋战争的全面展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所受的实际损失如下：
50人丧生；252人受伤；90幢建筑物受损或倒塌，其中包括日本柴油机制造公司、日本钢铁公司第一钢铁厂、三菱重工公司、交通部变电所、国家纤维服装公司、横滨制造公司仓库、名古屋飞机制造厂、1座军工厂、1所海军实验室、1个机场、1个临时军火供应站、9幢电力大楼、6只大油罐、1家服装厂、1间食品储藏仓库、1家煤气公司、2家其他公司、名古屋第二临时军用医院、6所小学和初中。
杜立特尔手下所有的飞行员都成功的逃离了日本的领空。
尽管日本可以轻易地修复那些被损毁的工厂和建筑物，但那次空袭给日本人心灵上造成的打击却是难以平复的。一位东京市民写道：“东京和另外几座城市遭到了轰炸，这使日本人民对战争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情况不同了，炸弹已经炸到家门口了。战场上的战争或是国内的战争看上去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了。”还有一位经历了轰炸的人是这样说的：“我们日本人过去总是强调精神力量的重要性，总以为我们日本永远不会遭到袭击。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去相信天皇和他的顾问所说的一切。当官方对民众正式宣布我国正遭受袭击时，就连那些最坚定的信仰者也受到了沉重的心理打击。最后我们开始意识到，过去我们一直坚信不疑的其实都不是真的——政府告诉我们说日本的国防是坚不可摧的，但他们是在说谎。于是我们就开始怀疑到底日本是不是真的所向无敌。”
日本人那种一相情愿的想法确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因为这次漂亮的对日轰炸，美国人在经过了五个月的痛苦回味后，士气却空前高涨起来。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人的初次袭击已经为珍珠港事件报了仇。而且这个袭击计划还要继续下去”。4月21日，罗斯福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