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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北京市丰台区永合庄垃圾填埋场》的照片，也贯彻了王久良的拍摄方法。一个巨型的垃圾填埋场，覆盖上了一层防渗膜，垃圾被一层层填埋、碾压，景象壮观。这幅有点像展示垃圾填埋技术的照片，王久良在“图片说明”中道出了其中的问题：填埋场半径700米之内有背景著名的经济中心———总部基地，600米内有国内著名的旅游景点——— 世界公园，还有10个住宅小区和10多个村庄，涉及人口7万多。
王久良表示：“有一个数据，垃圾填埋场和居民区的安全距离是500米。实际上，距离垃圾填埋场3公里，味道就非常刺鼻，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合选择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地方，而北京恰恰是这样。北京现在大填埋场是16座，近郊的、五六环中间的就有8座之多。几十万人走出家门，就能闻到垃圾场吹来的恶臭。”在一家杂志的专题配图中，市民们戴有防毒面具在家中看电视、聊天，尽管这张图片不无戏谑色彩，但是，污染问题的严重和大家盼望问题得到解决的迫切性，由此可见一斑。
“垃圾污染环境，垃圾又是能源，围绕着垃圾的是利益和政治。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为垃圾博弈不断。一些人靠垃圾为生，也有人因为垃圾而致富，更有人因垃圾倒下。垃圾最后成为政治。”在王久良的展览前言中，鲍昆说，“王久良用一年多的时间把一个城市的垃圾现状记录给我们看，让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景观的崛起，它们是那么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在鲍昆诗化的语言背后，实际上是一个被垃圾围困的城市。在利用地图过程中，王久良无意中留意到，当他将去过的巨型的垃圾填埋场用一个个小点标注出来后，惊讶地发现，用线条围合起来的圆圈中间，是一颗硕大的五角星。
王久良这次展出的大尺幅照片，都是由两张或多张小照片拼接而成，拼接处，接缝线故意错开，不做人工处理，刻意留下一些“瑕疵”。策展人鲍昆说，“我曾催过他，让他PS处理下；但最后发现这样更好，可以凸显照片的真实性，这更像一个证据”。
2
“我将放弃《垃圾围城》的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
实际上，王久良一直将自己的工作视为证据的搜集，而不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拍摄垃圾场，重要的不是艺术，我希望是提供证据性的图片，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到底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我希望我的照片是一个例证。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收到积极的作用，只是到市场上卖个价钱，或者被一帮摄影评论家评头论足，那等于没做。”王久良说，他的拍摄完成后，作品不会制作成限量艺术品进行买卖；当全部作品定稿之后，他会考虑放弃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他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包围我们的垃圾场。
为了尽量客观地记录，王久良的拍摄全部是以极其冷静的方式，用大全景进行观看和记录。这个开始于2008年10月的拍摄计划，是在极其偶然中产生的。当时，正在创作观念摄影作品《鬼神信仰》的王久良，拍摄工作都是在野外环境下进行的，这让他见到了和他印象中已经不同的、已经被撕裂的乡村。
“当时，我回了一趟潍坊老家，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田间地头、水塘边、小沟渠里，全是包装农药的塑料袋，以前的水塘里，有鱼、蝌蚪、青蛙，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当时，让我感兴趣的不只是一个污染的问题，而是消费社会的快餐化，对这个社会的深远影响。”王久良家乡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对任何一个乡民而言，都是不得不注意的问题。王久良在潍坊的家，因为海水倒灌，离海边的距离以前是10公里，现在已有30公里了。
去年，王久良参加平遥摄影节，遇到了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机，要解决吃饭问题。他突然感觉到当代艺术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丝毫关系：“我当时在平遥的宾馆，和鲍昆老师聊天，我忽然感觉到，我做出作品，然后在画廊展出，卖钱，供有些人去狎玩，我很迷茫和绝望。我需要有所改变。”当时，王久良的《鬼神信仰》在798也卖得不太好，他从平遥回到北京，就骑着摩托车出去了。
一路上，王久良接触到惊人的垃圾堆，分布在城市的不同方位，将整个北京城团团围住。他谈到，“几十公顷的超大垃圾场，就在很多居民区附近，恶臭的气味侵袭着周边的居民，我是以愤世嫉俗的态度去拍的。”但一进垃圾场，他就进入状态了。“我会停下来，抽支烟，会想很多事情，镜头会冷静很多。”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做大量的案头工作，搜索资料，询问国外的朋友，对垃圾问题进行学习。《中国摄影》主编闻丹青就收到王久良送的一本艾伦？杜宁的《多少算够》，谈到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炫耀性消费，为了满足个人的食物、教育、充实的工作所形成的恶性循环。
王久良分析垃圾场的分布，然后制作一个指示图，一个个地进行实地考察，“我拍的垃圾场其实离北京并不远，基本上都在五环到六环之间。我把所有超过一万平米的垃圾场都标注出来，包括垃圾的填埋时间、库存量、地理位置、面积等。我制作了一张北京垃圾地图，联系了一个出版社，到时会用作封面。”
王久良也注意到，根据欧盟的标准，垃圾中有机物的含量不能超过5％。“但在我们的垃圾填埋场，95％是有机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不敢填无机物，量太大，远远大于生活垃圾量。”
在查找资料和寻访过程中，王久良不断发现秘密，比如垃圾上的灰色利益。“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每个月需要交纳固定的卫生管理费，钱到达物业公司手中，他们有义务处理这些生活垃圾，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们收了钱，又把垃圾转卖出去，获取双重利益。大型社区、CBD的垃圾回收含金量是很高的，他们拉出去以后，进行简单的人工分解，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回收过来，剩下的怎么办？就是偷偷地倒掉。正规的垃圾场都是收钱的，每一车60到80元不等，他们显然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
“北京修筑六环路，挖了无数的大坑，无数的土坑就形成了无数的垃圾场，还有采砂场、烧砖厂取土，形成大坑后，再去卖钱，收垃圾，里面有黑色利益，他们是很小心的，特别不欢迎手持照相机的人”。这样的黑色利益圈，也让王久良的拍摄变得更不容易，甚至辛苦拍摄得来的照片，也被强行曝光。
3
拍摄时总会有冲突，因为他们被视作危险的人
几乎每到一个地方，王久良和他的纪录片摄影师都是像打游击一样，到了一个垃圾场，先审时度势，勘察地形，揣摩好拍摄时间，垃圾场老板不在，就可以开拍了。有时，为了更好地拍摄垃圾场，他甚至还需要爬到树上，或者攀爬到垃圾山上。
在这一点上，王久良和卢广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在污染严重的敏感地区拍照，必然会遭遇到危险。去年3月，当卢广去连云港化工园区的灌河口，看到很多工人偷偷挖延伸到深海的排水口，以便排放废水。当卢广条件反射式地掏出相机，一个管委会的负责人很凶狠地问，你是谁，为什么拍照，工人也作势要抢相机。卢广死死抱紧相机，大喊，“我是浙江人，来旅游的！”众人僵持了好一会，对方还是把卢广拉到了管委会，专门找了一个人盯着他。
即使他们不想造成过多的冲突，但是，他们的拍摄总是不可能没有冲突，因为他们被视作危险的人。“比如在海淀区六里屯的垃圾填埋场，我们隔得很远的情况下，去拍摄垃圾场全貌，保安一下子就冲上来了，把我们挟持到垃圾场，很快，一个副厂长过来。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不能这么拍，如果某一天政府找到你，别怪我没告诉你。我不知道政府和我们善良的公民怎么成了仇人？我们碰到的，有提着菜刀上来的，有牵着狗巡逻的，我们的底片被强行曝光，磁带被洗。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甘拜下风，主动撤离。有风险的地方，我们就不去，采取迂回的方式。”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我有权利知道垃圾场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公民的观看成为‘非法’的行为？”越是遇到阻力，王久良越认为自己应该冷静，做到相对客观地去呈现基本的状况，“我要尽可能多地向观众透露垃圾场的信息，让他们进行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王久良把严酷的现实披露出来，这个社会到了不能不改变的时候。”鲍昆说，我们在北京看光鲜的高楼大厦，实际上可能就在两座楼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厂；我们乘坐京津高铁，以350公里速度飞速驶过田野的时候，却不知道，这条铁路遗留下来巨大的垃圾堆。这些建筑垃圾是无法分解的。一条非常雄伟的现代化铁路和它产生的垃圾永远同在，触目惊心！”
在宋庄艺术村，甚至有一部分房子就是建在垃圾堆上。鲍昆对记者说了个故事：“栗宪庭有自己一个基金会，盖了一个建筑物，很棒。我跟他聊天，他告诉我，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建在垃圾堆上，我一挖坑，就挖出陈年的垃圾。可以说，整个北京朝阳门和建国门以外的地下水，是根本不可以抽出来就用的，因为集中了所有城市乱七八糟的东西。以至于老栗跟我说，这里太危险了，现在宋庄的水是从北京城里运过来的，当地的水没法喝。”
在王久良的拍摄中，鲍昆是介入比较多的策展人，当然，主要是帮忙找钱。“去年9月份在平遥，他当时很迫切解决生存问题，最早的动机就是怎么让久良生存下去”。王久良的拍摄工作，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盛事今来画廊的姜看提供了资助；企业家周其岳和欧阳星凯为他提供了拍摄的机器；这次展览和扫描、打印都是由朋友资助。为了王久良顺利地完成拍摄，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晋永权也帮忙开出特约记者证，自由职业者王久良拥有了一个有效的护身符。在连州的颁奖典礼上，王久良说，“我只是一个执行人，无数有良知的人，帮助我实施了这个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拍摄计划。”
在谈起自己的境遇时，王久良说，“我认为首先我是一个牺牲者，而且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恰恰是需要牺牲者的。如果我挂靠在某个国家单位，我可以衣食无忧，但是我会得到很多限制。于是我首先牺牲掉这一切。我要么衣食无忧，要么我有这把锋利的刀子，现在我选了这把锋利的刀子。我认为目前中国是需要很多类似的一个保持着自由精神的和自由言论精神的摄影师或者艺术家。”
4
在环境面前，艺术变得不重要
“王久良的照片，呈现出了一个国在山河破的景象。”西安摄影家胡武功走进果品仓的展厅，就被巨幅的北京郊区被污染图片震惊了。“我经常乘坐飞机，没有看到一座山是原始的山。我没有想到北京近郊也被垃圾包围、被侵蚀。可以想象，中国的其他城市也都是这个样子。这是令人心惊的真相。”
王久良说，除了拍摄，他还要做更多的事情，促使整个事情的改变。在连州，他不断地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将媒体比作扩音器，他要让照片传播出去，让声音让更多的人关注整个问题。“现在有种风气，如果再讲靠摄影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带来什么社会责任，好像是很过时、很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