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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增进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阐扬民族固有道德，灌输现代知识为己任的西南地区最大的全国性的编辑出版企业”。
文通在抗战时期取得的辉煌成绩充分说明，除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性的要素还在于人。主事者的远见卓识与经营能力，足以使一个平常居于普通地位的企业，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甚至在总体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也可以有单项异军突起。这正如何长风在《贵阳文通书局近半个世纪发展的启示》一文中所论：“在贵州创办、经营、发展企业，首先要根据贵州的情况，把握全国的态势，看准企业发展的前景和方向。更要注重企业对贵州、对全国、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对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但好景不长，西南的经济很快就随着战时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衰退状态。衰退主要分为两阶段，其一是自1942年下半年开始至1943年，由于内迁大潮平息，西南国际交通线被迫中断，经济发展的有限性如资金不足、市场有限等局限开始凸显；第二阶段是抗战胜利后，大量企业回迁东南，因此导致西南经济大起大落，影响深远。这种起伏，充分说明西南从根本上说，在当时并不具备经济现代化的条件，也说明近代化是不能完全靠简单的短期移植达成的。（参见王瑞成《战时后方经济的若干关系》，《西南师大学报》2000牟第3期）与此相似的是抗战前后的西南一地的文化发展，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无可逆转的变化。抗战胜利．绝大多数文人学者在“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心绪中东归，西南一地的文化兴盛气氛迅速回落沉寂，而新闻出版业的重心重归东南，以上海为中心的京沪杭地区再度成为全国出版中心。这种变化，使文通的发展开始面临着日甚一日的困难：以其核心刊物《文讯》为例，与此前数年刊物开本不断放大、版面不断增加的情形相对照，1945年后的《文讯》已经感觉到勉力维艰。首先是稿荒，“许多作家们忙着搬家，新的写作在后方很不容易得到了。已交来的作品在发表后，也常常找不到作家的新通信处，无法把本刊交到作家手中”；其次是印刷困难，“拖，拖，拖，从十天半月以至三十天五十天地拖。后来我们没有法子，还是分几期拿到贵阳去印”。华问渠决定到上海、广州、长沙设立分局；编辑所也为配合继任所长顾颉刚、副所长白寿彝的工作方便，一再从贵阳迁至重庆而再至昆明而又至苏州，最后又因《文讯》交由臧克家主编而将编辑所移至上海，可谓步步紧随回迁的脚步。臧克家在《写在卷首》中说：“在炮火连天，经济险象日益加深的今天，入口的纸额受到了限制，排字印刷装订的工价，一天比一天地高涨，寄递的费用有时比印刷的成本还多，写作发表的自由时时在受着威胁，可能的读者群时时为更迫切
的需要夺去了购买书刊的能力，一个在内地经受了种种困难而新迁到上海来的刊物在准备以更大的勇气接受更大的磨难，同时他也感到一种文化工作在这时之更为庄严更为需要。在一切逆流中争取前进。”及至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对进步人士与文化刊物的迫害亦日益加重，大批进步文人学者开始远走香港等地。臧克家也因主编《文讯》且作者多是左翼文人而被列入“黑名单”，只好在12月远走香港。由此经营八年的《文讯》结束了她辉煌而艰难的历程，在12月15日终刊。《文讯》的终刊，说明它作为“在精神上彼此互相沟通的机关”的消失，也意味着文通逐渐丧失其在文化界沟通联系的影响力而开始呈现出退守之势。及至“1949年春，上海解放，与内地联系发生梗阻，编辑所同仁各就新职而离去，所务无形停顿”（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与经营》）。文通的起伏，充分说明了时局变迁对内地文化企业的致命影响，也说明了文化是不能简单地横向移植的，除了时机，它需要足够的土壤。
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业的共赴国难、担当时艰，铸就了中国现代出版史凝重拘一页，随着战局的推进，出版业也随着这种形势不断流徙迁移，“将抗战文化和进步思想由大城市带到中小城市，带到乡镇，甚而穷乡僻壤，就地开花，四处播种，这对于提高大后方特别是落后地区的思想文化水平、政治觉悟水平，显然有积极作用，而于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亦具有深远影响”（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429页，重庆出版杜，1999）。据叶再生统计，抗战八年中贵州出书的比例占了整个民国38年的32．7％。“抗日战争促进了原来出版业相当善后的边远省份贵州省出版业的大发展……从复制方式看，因有着文通书局的关系，战时贵州已进入现代化印刷的阶段。”（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册739页）它促使西南地区文化事业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大后方出版史》一书总结大后方出版史的发展时说：“历史实践证明，文人学者荟萃的地方，出版业就发达兴旺，出版业的发达兴旺，又给文人学者提供了驰骋其才智的园地，文人学者与出版业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此殆为一不可颠扑的真理。”在西南联大等战时文化机构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热点的今天，探讨文通的历史及其与战时中国知识界精英聚集之互动关系，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话题。
三、艰难时世中的近现代出版业人文生态环境
在二十世纪新的地平线上，民营企业除了要应对外国资本日甚一日的觊觎和压迫，还要承受本国官僚资本的挤压。而对于出版业而言，因为其特有的意识形态性，更易成为政府打压的重点。对于僻处西南之地的文通书局而言，还有着其他出版业所未有的艰难，首先是地理位置导致的交通不便，比如为筹建永丰纸厂从日本购买机器，跋山涉水，耗时半年才将机器从上海运抵贵阳；再次是国外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的挤压。如日本造纸机器厂以旧机充新机，文通总经理田庆霖为追究欺骗之责，劳苦奔波，竟至病死沪上。但最为严重的，则是军阀混战下的人文生态之恶劣。1912年至1935年间，贵州各派系地方军阀对贵州实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统治，各派人物轮番上台主政，走马灯般更迭达十多人次。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文通更是深受军阀官吏敲诈勒索、政府摊派抽捐、官办资本倾轧凌辱之苦。
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后，云贵一地匪患频仍。为替创办中的永丰抄纸厂购买先进设备，华之鸿特请都督刘显世派兵护送银子到上海，交付外国银行汇寄日本。当文通总经理田庆霖押着驮着白银的马匹经过省府时，全被军警赶人省政府大礼堂，强迫办了借款手续，以作军政费用开支，实为变相劫掠。华几经交涉，亦无济于事，悲愤之中只得再筹数万两银子以重作打算。
《文通》一书记载，一向雄心勃发的华之鸿到1930年代初，即开始走向衰老与避世。除了受1929年书局遭遇大火之劫所致的刺激这一原因外，另一重要原因即是“黔省军阀连年战事不休，苛捐税收如猛虎。省政府更迭不绝，今政府否认前政府，拖欠的印刷费用太多并不认账，致使文通书局年年亏损，人不敷出，职工薪金不能按时支付，餐不食肉，举步艰难，债务高达40万银元”。悲愤交织之中，华之鸿深感心劳力竭，因此将家业尽托儿子。华之鸿盛年退隐而郁郁而逝的个人命运，深刻地反映出了近代企业家无以摆脱的群体困境。
军阀混战的乱世对民族企业最大危害，在于不同势力的轮番盘剥。1935年前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势力开始掌控了一向为本地军阀所盘踞的贵州。一大批标志着推陈出新的新文件，将公报、公告、表册、刊物、报纸等绝大多数交由文通印刷，还时常派兵持枪督印，不得延误。前欠未清，又添新债。屡屡的拖欠费用，使文通不堪负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逼至采取借高利贷以维现状。日积月累，数字既大，为期又长，举贷尤难。最后只得商诸职工，共谋良策，同舟共济，力渡难关，遂采取工薪不按月关发，而生活实在困难者，酌量支付；伙食方面，不食肉类。职工之穷困，可谓至极”（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这时，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委员、省政府社会处处长周达时乘人之危，欲收购文通作为宣传晶印刷厂。他一方面派人在工人中串联，一方面以政府官员身份要挟。华之鸿以保留祖业为名拒绝。1939年2月，文通被日寇敌机轰炸，为此搬迁至郊区生产。时任贵州最大的企业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省政府建设厅长、何应钦胞弟何辑五鉴于文通营业萧条、债台高筑的情况，提出以2万元法币价格收买文通，华之鸿又以变卖祖业为耻以求保全。而何辑五在他已经成为贵阳市市长的抗战时期，又对华氏的另一家庭企业、财力支柱成义茅台酒厂产生了凯觎之心。他以市长身份出面，要将酒厂并人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华问渠又一次顶住了压力。何辑五遂又以其妻姓华为借口，叫她到华问渠家中“认本家”，企图用宗族关系拉拢。华问渠以同姓但地域相异为由予以拒绝。至于酒厂平日逢年过节时所要应付的吃喝拿要、敲诈勒索，更是无时不休。
文通历史上最大的创痛，是永丰抄纸厂的被迫出让。1924年，贵州桐梓系军阀周西成成为省府主席，意欲称霸西南。他看到永丰厂“房屋既属宏大，各项机器亦尚完全”，就提出议价收买，将其改作兵工厂。华之鸿迫于其势力，只好在1926年8月签署合同，同意政府以40万大洋收买纸厂全部地基、厂房和机器作为修枪厂，而只保留很少一部分维持生产。而收买款仅付10万元，其他30万则自1927年元月起月付1万元。而随着周西成与其他军阀之间的胜败起落，财政困窘的政府仅先后累计付款25万余元，另还欠有各种印刷费2万余元。屡经谈判交涉，直到十年后的1935年，政府才将早已停工无力生产的修枪厂所有权发还到华之鸿之子华问渠手上，而华之鸿本人，早已赍志而没，不及见此了。即使如此，华问渠所得到的仍是一纸空文，因为工厂房屋等仍为中央修枪所占领，无法正常开始纸业生产。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全国通货膨胀，金融全面崩溃，文通亦遭受灾难性打击。这时的华家已无不动产变卖，而只好借百分之十至二十的高利贷，吸收社会与私人存款，以维持书局日常开支。而在货币贬值的情势下，国民政府两次推行的金圆券改革，更使书局雪上加霜，濒临绝境。华问渠回忆说：“文通借贷之款何止千亿，反动政府欠付文通之印刷款，又何止千亿！均按反动政府法定比率折还，文通承受之损失，转嫁于亲朋好友身上，当时文通已无可偿之物，亲友亦遭拖累。”
文通创办以来一直在封建经济与军阀统治下求得生存发展，显示了华家作为新兴生产力之代表顽强拼搏、善于在恶劣环境中突围的非凡能力。书局的兴衰沉浮，也反映出了贵州近代化进程之环境、机遇与艰难。刘学洙在《军阀与贵州经济》一文（载《当代贵州》2002年第12期）中认为，1912至1935年，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