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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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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玄奘所闻,僧伽罗国有伽兰数百所,僧徒2万余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大寺派依然是斥大乘,习小教;无畏山寺则学兼二乘。总的看,斯里兰卡的佛教依然兴盛。

  公元4世纪,师子国王尸迷法拔摩(约352—379年在位)曾请笈多王朝的三谟陀罗崛多王(约330—375年在位)帮助在摩揭陀佛成道的菩提树附近建立“摩诃菩提僧伽兰”,专门安置自楞伽岛来此巡礼的僧侣。玄奘到时,此寺有僧近千人,亦习大乘上座部法。公元7世纪前后,大乘上座部当是斯里兰卡佛教特有的派别。作为佛牙舍利产地的印度羯陵迦国,有伽兰10余所,僧500人;坎贝湾东岸的跋禄羯呫婆国有寺10余所,僧300人;卡提阿瓦半岛及其东岸马希河一带的苏刺侘国,有寺50余所,僧3千人,也都属于大乘上座部。它们都是沿海国家,受斯里兰卡佛教的反影响是很方便的。

  所谓大乘上座部,当是接受大乘思想的小乘上座系统,无畏山寺派是最显著的代表。但这“大乘”的内涵,日前还未弄清。从汉文文献看,佛牙供养和密教兴旺是7、8两个世纪楞伽岛上两大突出现象,这与修禅持戒维持佛教早期思想的上座部传统,严格说来,是格格不入的。斯里兰卡的佛牙供养,名振东方。据义净记,仅7世纪中后期,唐僧前往瞻礼佛牙的就有大乘灯、义朗、无行、僧哲等8、9人,其中僧明远曾潜入阁内,密取佛牙。另有高丽玄游,随师僧哲在这里出家,并定居岛上。佛牙对岛外佛徒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是斯里兰卡佛教变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唐代传播密教的开元三大师,有两个人与斯里兰卡有关。其中金刚智(671—741年)于南印修学《金刚顶瑜伽》等密典,来唐之前,两次往楞伽城,住无畏王寺,顶礼佛牙,涉楞伽山顶,瞻仰佛迹,曾被师子国王室哩室罗延入宫中供养。室哩室罗王可能就是阿迦菩提四世,他接受密教信仰,崇奉的也属金刚乘系统,中心在南传上座部大本营的大寺。另一个人是金刚智的弟子不空(705—774年),本身就是师子国人,随师入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被遣送回国,受到师子国王尸逻迷迦的“殊常”礼接,迎住佛牙寺,“重学秘密总持,三密护身,五部契印,曼陀罗法,三十七尊,瑜伽护摩,备皆精练”,经8年,奉王命献方物至唐,天宝五年(746)抵京。据此可见,斯里兰卡的密教到8世纪中已相当发达,它的几个主要寺院,都是密教的基地。在古首都考古发现,13块铜板上镌刻的全是密教陀罗尼。密教沿海向东传播,斯里兰卡成为最重要的口岸。直到晚唐时期,还有师子国来唐僧人译出《吒呮罗天女法经》。

  10到11世纪之际,北宋再次打通了海上交通,与斯里兰卡的往来也有所恢复,师子国沙门先后来中国的有佛护、觉喜、觅得罗、妙德等,带来的有梵经、佛舍利、菩提树和画像等。但一般认为,由于密教的盛行,冲击上座系统的传承,致使戒律败坏,佛教衰微。传说到公元1072年,维阇耶巴护一世(1055—1113年)再次打败注辇人,企图着手整顿佛教时,国内竟然已无5个受过具足戒的僧侣来主持剃度仪式。






                    佛教史



                第五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公元7—10世纪)

                  

  7世纪以后,表达佛教哲学新体系的经典和论著,日渐稀疏,能够影响时代的佛教哲人也寥若晨星。小乘正量部在枝节问题上尚有若干新意出现,而以擅长义理著称的说一切有部,至此已大都不知所云。能够支撑理论场面的,主要是大乘瑜伽行和中观两大派别。五天竺佛教的义学活动日渐萎缩,而且集中在几个大的寺院中,像摩诃菩提僧伽兰(大觉寺)和超行寺等,特别是摩揭陀那烂陀寺的经院一隅。

  那烂陀寺,意译施无厌寺,在今印度的比哈尔邦巴特那境。传说该寺建立的年代极早,但直到帝日王(即笈多王朝的拘摩罗笈多,415—455年在位)

  才建造成为真正的学术中心。此后,经过历代诸王的续造,到玄奘来游时(约633年),已扩建成为拥有6院的全印最高学府,除佛教大乘兼小乘18部外,同时开设“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寺内常住僧4千余人,“外客道俗通及正邪,乃出万数”。约675年义净再来时,那烂陀寺增为八院,寺内僧众有3500人,外道诸派10余个。平日各承所宗,并无交杂,“若有斋会聚集,各各自居一处,并与僧尼无竞先后”。寺内讲座,日百余所。793年,当寂默(牢尼室利)离开那烂陀时,该寺扩大成九寺一门,周围48里,住者仍有万余人。976年由印度回国的继业说,围绕那烂陀寺南北还各有数十寺。本时期的佛教学派和佛教思潮,大部与这个学院有关,印度内外的佛教巡礼者和佛教学者,也大都以这里为活动的轴心除了玄奘和继业等外,在这期间到那烂陀寺留学或巡礼的中国僧人,还有7世纪的义净、玄照、道希、道琳、无行、灵运、道生、大乘灯、佛陀达摩等,同时还有经唐境来的新罗僧人慧业、阿难耶跋摩等。8世纪下半叶,唐僧悟空也在那烂陀寺参学8年。由那烂陀寺学习出来对外传道的僧侣,当为数不少,其中7世纪初入唐的波颇蜜多罗,8世纪初和8世纪末分别入唐的善无畏和般刺若,就是著名的代表。吐蕃赤松德赞(755—797年)曾礼聘那烂陀寺的寂护及其弟子莲华戒入藏弘教;受阿里王子绛曲微之请入藏传法的阿底峡(982—1054年),在那烂陀寺任过主持。

  作为佛教学术中心的那烂陀寺,也是当时世界佛典储藏最多的地方。东方求经者,无不到那里抄写,唐代许多高僧也把本土的佛籍带到那烂陀寺供养。早于义净到摩揭陀游学的道希,即携有“唐国新旧经论四百余卷”,保存在那烂陀寺。唐本经籍,当是那烂陀寺藏书的一部分。

  那烂陀寺纪律严明,学风自由,所传佛教也不拘一派,但以大乘瑜伽行派和中观派最为发达,新兴的密教则越来越有压倒一切的优势。波颇蜜多罗和玄奘都向当时的唯识大师戒贤就学过《十七地论》(《瑜伽师地论》),同时钻研因明。戒贤是唯识新学护法的弟子,而护法担任过那烂陀寺的主持;唯识古学的德慧,也在那烂陀寺活动过。护法弟子除戒贤外,还有胜子、胜友、智月。戒贤弟子除波颇、玄奘外,则有亲光、胜军,他们也都以那烂陀寺为基地。比玄奘稍后来的玄照,曾从宝师子大德受《瑜伽十七地》,说明在戒贤法系之外,还另有讲授瑜伽说的高僧。后来义净住那烂陀寺10载求经,他译出的佛籍中包括有弥勒、世亲、护法和陈那等人的著作,都是玄奘所未译的。直到8世纪后半叶,般刺若在那烂陀受《唯识》、《瑜伽》、《中边》、《因明》等论,仍有知名的论师智护、进友、智友等。瑜伽行派始终是那烂陀寺最有势力的学派。中观学派也相当活跃,玄奘在该寺时,有中观派的重要代表师子光;义净时代有中观学派的后期代表月称,他曾是那烂陀寺主持;另一代表是7世纪末8世纪初的寂天。以弘扬瑜伽学派著称的波颇蜜多罗所译《般若灯论》,是中观派的中期代表清辨(分别明)的著作,玄奘也译有他的另一重要论著《掌珍论》。玄照时有胜光法师,更以讲授《中》、《百》等论知名。

  在龙树、提婆之后,中观学派的知名学者有南印的罗睺罗跋陀罗和身世不详的青目。前者著有《赞般若偈》、《法华略颂》,其片断散见于汉藏文佛典中;青目撰有《中论注》,汉译《中论》的长行解释,就是以他的注解为底本编写的。四世纪末,这一学派在沙勒、莎车和龟兹等西域地方传播,经须利耶苏摩到鸠摩罗什的弘扬,在中国内地发生巨大反响,有了全新的变化。

  印度本土的中观学派受到不断壮大的瑜伽唯识思潮的冲击,也有不少变化。传说与无着、世亲同时代的有佛护,与护法同时的有清辨,他们都是标榜中观学说的。佛护也有《中论注》,藏译有部分保存。他改变了龙树、提婆“只破不立”的古典论法,提出了所谓“应成”的方式,即“就敌论随言出过”,显然是受了瑜伽行派运用因明的影响。清辨的论著较多,除了汉译《般若灯论》和《掌珍论》外,还有藏译的《中观心论》。他的理论重点在用中观学派传统的“二谛”说,解释瑜伽行派的“三自性”说,使这两大派别在“有无”、“净染”这类关系佛教认识论和道德实践重大问题上的界限明晰起来,但同时,他又受到瑜伽行派方法论之影响,承认因明在破他显已方面有积极的作用。

  月称和寂天都是南天竺人。南天竺本是印度教盛行地区,7世纪以来,佛教密教化的程度,在这个地区特别明显。那烂陀寺容纳的“外道”比佛徒还多,密教也很发达。在这样条件下熏陶出来的佛教学者,普遍带有密教的色彩,月称和寂天就是他们中的重要代表。

  月称是南印萨曼多人,出身婆罗门家庭,投在莲花觉的门下。莲花觉属佛护系统。他的著作大部保存在藏文译本中,有关密教和显教的各有9部,还有一部分梵文原本。近人法尊译宗喀巴撰《菩提道次第论》和《辨了义不了义论》两书,引用了月称的《明句论》,为从汉文了解他的思想,提供了部分资料。《明句论》是月称的代表作,原是注解和通论龙树所撰《中论》的。月称的整个理论就是通过注解龙树和提婆的论著表现出来。他坚定地维护佛护提倡的重点破他的方法论,恢复龙树、提婆那种彻底的怀疑论传统,否定一切自性、一切实在。据此,他反对清辨肯定因明的主张,认为因明立量,必须以概念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前提,即承认“自性”的存在,这与中观的基础理论“无自性”思想是对立的,是不能容许的。月称发挥的佛护这些说法,形成了所谓“随应破派”,而清辨及其追随者被称作“自立量派”。

  中观学派由此分成两个小思想派别。

  月称对瑜伽行学派的批判,同清辨是一致的,但重点放在破除唯识有“性”上。按照唯识家的说法,“识”的活动及其创造物是“空”,而识体和识性并不空。月称认为,“空”是指“自性”空;承认识体和识性是“有”,就使“自性空”的般若理论无法贯彻到底。据此,月称否认阿赖耶识的实在性,但承认它是假设,属于假有。

  月称把中观“无自性”的理论发展成为“性空缘起”,也就是说,正因为一切本无所有,才为“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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