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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
第一章 佛教的起源与早期的发展（公元前6—前1世纪）
一再结集，一再分裂，最后是分头多极发展，是早期佛教的一个特点。
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主要在佛教内部。一种专门宣讲厌生遁世而又言行一致的学说，对社会生活不可能发生重大影响，更不可能作为一个集团长期存在。佛教对人生的基本判断，也逻辑地要求对许多新的理论问题和宗教问题，不断作出新的解释，以满足社会多层次的需要。
古印度的历史发展极不平衡，各地不仅政治、经济上的差异极大，而且在民族风习、宗教文化上也有很大不同。固有的等级制度和变化着的阶级关系，加深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这样，凡是流向新的民族和地区的佛教，必然会带上该民族、地区的新色彩，就成了一条规律。佛教传播的愈广，它的内容愈丰富，统一的佛教就愈不会是一个模式。
佛教的分裂，从上座部和大众部分派开始，又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到大月氏贵霜王朝的建立（1世纪中叶），形成了很多独立的派别，佛史一般称为部派时期。关于分派的次序、名称、时间、数目和原因，南北传佛教各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已知的部派名称有40多个，考古资料证明有25个左右。
南北传的史料均记作18部，唐译《异部宗轮论》载有20部。
大体情况是：从佛灭第二个百年，约公元前8世纪初开始，上座部发生分裂。据说，当时一位名叫犊子的比丘奉舍利弗、罗睺罗为祖师，声称得到一部《九分阿毗达磨》，据此提出了关于“人我”（补特伽罗）是“有”的新理论，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对，支持前者的僧侣称为犊子部，反对者叫化地部。与此同时，大众部中也分出两派，即一说部和鸡胤部。这两派的分歧，可能与对待佛说的态度有关。以上六派都是在阿育王即位之前出现的。
约在阿育王死后，从化地部中分化出说一切有部，它以“说一切有”的教义得名，主要在印度西北的迦湿弥罗和犍陀罗一带活动。化地部的另一支由中印到达西印，形成法藏部，法藏部以阿跋兰多国为基地，后来传到伊朗、中亚和我国。还有一支东到尼泊尔地区（雪山），叫雪山部。化地部更有一支南下，在南印摩偷罗一带，成立制多山部，传说部主就是提倡“五事”的大天。后来制多山部再分解为西山住和北山住两部，通称案达派。案达派以案达罗王朝的强大为背景，是大乘思潮的一个摇篮，与它对立的是法藏部。
与此同期，从犊子部中分化出四个派别来，即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和密林山部。它们分化的主要原因是对佛经中某些颂文的解释不同，大体活动在半岛的中西部，今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一带。这四派中的正量部，以后发展起来，成了犊子系的正宗代表。
此后，佛教继续分化。约公元前3世纪末，大众部又分出了说出世部。
有说鸡胤部后来即名说出世部。此部又分出多闻部和说假部。约公元前2世纪初到前1世纪，饮光部和经量部分别从有部中脱离出来。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到公元1世纪，终于形成了所谓“大乘”与“小乘”两大佛教体系。
上述部派，既有比较稳定的活动中心，也有自己迁徙的历史，上座系的某些派别从阿槃底向南发展，后来渡海抵达斯里兰卡，在那里建立了牢固的基地，形成南传佛教的中心。
一切有部在舍卫城、江绕城和摩偷罗活动，逐渐转向西北，集中在犍陀罗和迦湿弥罗。最早在中亚立足的可能是法藏部，他们从阿跋兰多出发，循着贸易路线绕了一个圈子，经过伊朗，西至安息；继之，沿丝绸之路向东发展，越过中亚，到达中国。当然各部派僧众杂处混居的情况也很多，如大众部有僧团在迦毕试，说出世部有僧团在巴克特里亚，犊子部有僧团在佛教发源地等。据文字资料和考古发现，各派主要势力在古印度境内的分布大致是：说一切有部、法藏部、化地部、饮光部和经量部集中在古印度西北，以迦湿弥罗和犍陀罗为基地。犊子、法上、贤胄、密林山、正量等部居留在印度西南和西部沿海地区。大众、一说、说出世、鸡胤诸部分散在中印度到西北印度一带。制多山、西山住、北山住等南方大众系流布在南印度；在这一地区和斯里兰卡，还有称做“方等”和“大空”的部派存在。
由于各个部派分布的地区不同，传教用的语言，编集经典用的文字也有不小差异。例如，西北最有势力的说一切有部，一般使用梵语或接近梵语的俗语佉卢虱底语（驴唇文）；以西部苏拉赛那为据点的正量等部，使用阿帕普兰沙语，以阿瓦底为据点的上座部使用派萨奇语，以印度中南部马哈拉施特拉为据点的大众部，使用马哈拉施特拉语。这些地区、民族和语言上的差别，固然造成了佛教组织上的宗派化倾向，但同时也促进了它在思想内容上的多元化，培植了它特殊的适应各种社会条件的能力。这是佛教能够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品格。
佛教史
第一章 佛教的起源与早期的发展（公元前6—前1世纪）
早期佛教的分裂，直接表现在戒律的宽严上，同时也反映在对教义的不同解释上。对教义的新解释，影响更加深远，往往由此发展成为独具特点的理论体系。这里据《异部宗轮论》等记述，着重从上座系和大众系争论的要点上，考察当时佛教在教理上的某些特点。
1。关于“法”和“法”的争论
“法”，音译达磨，是佛教中概括性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的一个范畴。
凡有质的规定性，并能引生一定认识的事物和现象，都可称之为“法”。它还有许多特殊用法，如“佛、法、僧”中的“法”，就仅限于佛的说教，是“佛法”的略称。
前已说过，早期佛教最关心的是人生及其解脱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见解，主要是通过对“法”的分类，给分类诸法下定义，以及分析诸法间的关系表达出来。作为人生观和解脱观核心的是人（有情、众生），由人的构成上可分解为“五阴”；由人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可分作“十二处”
（眼等六根，色等六境）；十二处加上主客观作用所引发的六识。扩大为“十八界”。阴、处、界又可概括为“三科”。“三科”中的每一“法”，都给以特定的解释，形成自身的概念，这样，每一概念都蕴含着佛教特定的义理，对诸法关系的分析，也就变成由概念自身组成的理论体系。
但“三科”的范围，其实是包括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一切现象的，固然可以用于对人的分析，也可用来对宇宙的解释。这样人生观很容易扩大为宇宙观；人的解脱问题变成了对世界的解释问题。
因此，关于“法”的问题，成了佛教各派必须讨论的基础问题，分类方法越来越多，概念也越来越复杂。此中引发佛教理论分派最大的问题，是“法”
的真假有无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法”的真假有无，是佛教哲学的基本问题。早期各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体有六种。
（1）“我”、“法”俱“有”论。这里的“有”，既泛指真实不变的存在，也特指佛所说的各种道理。作为“五阴”统一体和业报轮回的主体的“我”，是实在的，作为和合成“人”的各种组成因素和人的善恶等思想行为，如“五阴”等，也是实在的。主张这种学说的有出自上座系的犊子部：出自犊子部的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等，也沿袭此说。
（2）“法”有“我”无论。以出自上座系的说一切有部最有代表性，大众系的多闻部也持此论。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包括在“色”与“名”
的范围内，它们的本质属性（“法性”）是真实的永恒的存在（“法体”），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都是“实有”。但现实的具体事物，都不是革一的存在，而是由多种“法体”聚合而成，由“因缘”造成，没为自身独立的性质，因而被认为是虚假不实的。“人”就是“五阴”的聚合体，受业报法则的支配，所以也不会有常一自在的“我”存在。这一派的思想，后来发展成小乘中论著最多、规模最大，以实在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3）“法”无过去未来论。这种主张属大众部本宗义，也为上座中的化地等派别所赞同。他们承认，诸法中的“无为法”①，诚如有部所说，是超越时态的“实有”，但“有为法”则否，过去的已灭，没有实体，未来的未生，也没有实体；只有现在的一刹那，才有法体存在，所以说，“过去未来非有实体”。
（4）“俗”妄“真”实论和诸法俱“名”论。大众系伪说出世部认为，世俗世界的一切存在都是不真实的，属于假名系统。与世俗世界相对的出世间，则非是颠倒，因而是真实的。
传说大众系的一说部进一步认为，不但有为法（世俗世界）是不真实的，无为法（出世间）也是不真实的，它们都是人们给予的名称。
这两派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有部的，发展到后来，就形成《成实论》那样系统的宗教哲学；它们的唯名论倾向，是大乘空宗思想的重要来源。
①佛教亦分一切法为“有为法”和“无为法”两大类。“有为法”指具“生、住、异、灭”变化的事物：不具“生、住、异、灭”，不依因缘条件而变化的现象，叫“无为法”。关于“无为法”的范围，佛教各派的解释不尽相同。
对“法”的有无之争，还有其它一些说法，如上座系的饮光部认为，“若法已断，已遍知则无，未断，未遍知则有；若业果熟则无，业果未熟则有”。
这是完全从宗教实践的角度，由行者对“法”的主观感受来确定有无的。
由这些争论看，各个部派对于原始佛理的抽象化和哲学化，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由此形成了两种基本倾向，这就是，上座系各派大都偏重说“有”，大众系各派大都侧重说“空”。说“空”道“有”，成了佛教表达哲学基本问题和人生观、宗教观的主要论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佛教的“有”，不等于客观物质的存在，说“有”者，不等于哲学唯物论：“空”不等于否定一切存在，更不等于哲学唯心论。佛教各派对空有涵义的规定，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在以后的发展中，也多因为对空有的解释不同，而更新观念，形成新的宗教哲学体系。因此，空有究属什么性质，需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言。
2。关于“我”与“无我”之争
“诸法无我”是佛教区别于印度其它教派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联系到业报轮回的宗教教义，便出现了矛盾。围绕解决这一矛盾，各派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