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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宗原属华严宗的一支，又名白云菜或十地菜，是北宋末年居杭州白云庵的沙门孔清觉（1043—1121），提倡菜食为主，吸引在家信众而建立的一个团体。
清觉以为唯《华严经》教义是“顿教”，属“菩萨十地”中第十地，因而是引导众生成佛的“佛乘”，需要特别加以弘扬。他依据华严宗圆融无碍之说，着力提倡儒释道三教一致，认为儒教明乎仁义礼智信，忠孝君父；佛教慈悲救苦，化诱群迷；道教则寂默恬淡，无贪无爱。虽然各有特点，其义则一。白莲宗僧人可娶妻生子，白云宗则不许娶妻，但强调信徒要耕稼自立。
其余在戒荤戒酒戒杀等方面两宗大体相同。在浙江西部农村中，白云宗得到很多信徒，据说往往有以修忏念佛为名。男女混杂秽乱的情况，被视作“邪教”。政和六年（1116），清觉被发配广南恩州（广东恩平），四年后获释。
南宋嘉泰二年（1202），有奏曰：道民“吃菜事魔，所谓奸民者也。自植党与，十百为群，扶持妖教，聋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桥为名，或效诵经焚香为会，夜聚晓散，男女无别，所至各有渠魁相统……假名兴造，自丰囊囊，创置私庵，以为逋逃渊薮”①，请禁止流行。宁宗准奏。
到了元代，白云宗一度有较大发展，杭州南山普宁寺成为该宗中心。该寺住持道安组织雕刻了又一部大藏经，名《普宁藏》，除了复刻宋代思溪《圆觉藏》外，还加入了白云宗的撰述和元代新译经。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白云宗再次遭到严禁。
佛教史
第九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公元11世纪—）
明王朝建立之初，便推崇理学，强化理学专制思想统治。朱元璋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②对佛教控制相当严格。
明太祖朱元璋17岁于濠州（安徽凤阳）皇觉寺出家，25岁投入白莲教徒郭子兴部下，加入打着佛教旗号的农民起义行列。他也目睹了元代崇尚喇嘛教所生的诸多流弊，以致成为腐败亡国的因素之一，因此，他对佛教内幕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深有所知。即位后，对佛教基本采取既利用又整顿，着重在控制的方针。
①《元史》卷22，《武宗纪》。
①《佛祖统纪》卷54。②《明史》卷3，《太祖纪》。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金陵天界寺设善世院，命慧昙（1304—1371）
主持，管理全国佛教。其下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实现对佛教教团全面有效地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分寺院为禅、讲、教三类，要求寺院僧众分别专业。禅，指掸宗；讲，指华严、天台、法相诸宗；教，取代以前的律寺，从事瑜伽显密法事仪式，举办为死者追善供养、为生者祈祷求福等活动。教寺的建立，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佛教法事的强烈兴趣，也是佛教深入民间，正在变成民俗的一种表现。为了便于管理，各类僧侣的服色也有规定，不准混淆。同年，又诏令禁止寺田买卖，在经济上加强对寺院的管制。
朱元璋对佛教强化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切断它与民众的组织联系，防止惑众滋事，以至成为造反起义的手段。洪武二十四年（1391），发布“申明佛教榜册”，谓：“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败其行，理当清其事而成其宗。令一出，禅者禅，讲者讲，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众为寺。有妻室愿还俗者听，愿弃离者听。”二十七年又发布新的“榜册”，进一步规定：不许僧人以化缘为由，强素捐助，奔走市村；不许僧人交结官府，也禁止俗人无故进入寺院。他要求僧侣依据条例，“或居山泽，或守常住，或游诸方，不干于居，不妄入市村，官民欲求僧以听经，岂不难哉！如此，则善者慕之，诣所在焚香礼请，岂不高明者也！”换言之，僧侣只能从事与佛教信仰有关的活动，其它俗务，特别是聚敛财富，干预政事，是绝对不允许的。他特别提倡沙门讲习《心经》、《金刚》与《楞伽》三经，力图引导佛教在思想上统太祖废除了喇嘛教在内地的特权，但并没有中止喇嘛教与内地的联系。他继续给喇嘛以优渥的礼遇，并以此作为皇权中央管辖西藏地方的重要渠道。洪武六年（1373），前元帝师哺迦巴藏卜入朝，赐以炽盛佛宝国师称号；次年八恩巴之后公哥监藏巴藏卜入朝，尊为帝师。
又置西宁僧纲司，由喇嘛任都纲；在河州设番汉二僧纲司，由藏僧任僧官。
朱棣以僧人道衍（1335—1418）为谋主，发动“靖难之变”。经四年战争，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成祖即位后，论功以道衍为第一，乃复其姚姓。
赐名广孝，使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为此，成祖对于佛教有所偏护，永乐十八年（1420）。为《法华经》作序，颂扬佛教功绩；又亲撰《神僧传》，树立僧人形象。他对西藏喇嘛教尤为重视。即位之初（1403），即遣使迎哈立麻至京，给以大宝法王称号。又遣使入藏邀请宗喀巴，宗喀巴派弟子释迦智（1354—1435）来京，成祖给以大慈法王称号，任成祖、宣宗两代国师。永乐年间（1403—1424）受封的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
当然，明成祖对内地的统治依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他明确宣布，“朕用儒道治天下”，“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世人于佛老竭力崇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这是不许的。
明天朝的佛教政策，由前两代奠基，此后没有多少变化，但由于政治经济的多种因素，也时有摇摆。明初废除僧侣免丁钱，度牒免费发给；但对剃度，则严加限制，曾规定3年发牒一次，男子非40以上，女子非50以上，不准出家。出家者还必须经过考试，各州县寺院和僧尼数目也有限额。实行的结果，私度者依然存在，尤其是刺激了民间宗教社团的发展，以至威胁到明王室的安全。代宗景泰二年（1451）开始卖牒救灾，后世沿袭，直到明末。
由此促使僧尼剧增，寺院竞建。据《大明会典》统计，成化十七年（1481）
前，京城内外的官立寺院已多至639所，后来还续有增建。成化十二年度僧10万，二十二年又度僧20万，估计全国有僧50万。相对宋、元言，数目也不算太多。
从总体上看，明代佛教仍然以禅宗和净土宗为最流行，思想理论上则甚少创新。
明初禅宗有楚石梵琦，是元叟行端的弟子，被袾宏誉为“本朝第一流宗师”，也提倡净土修持，所著《净土诗》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君念佛早国心”、“尘尘刹刹虽清净，独有弥陀愿力深”。这也是宋、元禅僧的一般趋向。
明中叶后，临济宗下著名禅僧有笑岩德宝，其弟子为幻有正传，正传门下有密云圆悟、天隐圆修、雪峤圆信，3人各传一方。圆悟弟子汉月法藏著《五宗原》，圆悟见后，予以批驳，曾引起一场绵延至清初的争论。曹洞宗也有几个重要禅师，如无明慧经以及其弟子无异元来和永觉元贤等。元来强调教禅一致，禅净合一，鼓励禅僧念佛，发愿往生净土。元贤更主张儒、释、道三教一致。认为教虽有“分”，理只有“一”，“理一而教不得不分，教分而理未尝不一”。他又说：“教既分三，强同之者妄也；理实唯一，强异之者迷也……盖理外无教，故教必归理”。①因此，三教毕竟统一于“一理”，世界一切也都应归于“一理”。在把“理”作为最高本体方面，明代佛教与宋明理学完全一致起来。
明代官僚士大夫受佛教影响依然很深，中后期参禅学佛也有所抬头。王阳明（1472—1528）继宋代陆九渊“心即理”的命题，提倡“心外无物”、“知行合一”，发展理学新领域，只有在佛教哲学大气氛的薰陶中才能形成。
至于李蛰（1527—1602）对道学的激烈批判，公开打出佛学旗号，采用佛学的思想语言。他用《起信》等讲的“真心”解说他的“童心”，用般若的“真空”否定“伦物”的神圣，他也像南宗禅僧那样自在不羁。李贽开辟了居士佛教同宋明理学对立的一途，至清代而形成一大社会思潮。颇受李贽影响的袁宏道（1568—1610），中年参禅，文学创作上抒发“胜灵”，与晋宋之际谢灵运等以佛经求“灵性”相呼应；后入净土，撰《西方合论》十卷，提倡禅净合一、归宗净土。认为，“禅宗密修，不离净土，初心顿悟，未出童真。
入此门者，方为坚固不退之门“。袁氏兄弟三人皆好佛，主张类似。其兄袁宗道（1560—1600）称颂《西方合论》，谓”念佛一门，于居士尤为吃紧，业力虽重，仰借佛力，免于沉沦“。明清居士多修净土念佛，即使一些大文豪也在所难免，其影响直至民国初年。
佛教史
第九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公元11世纪—）
三教合一与佛教向民间深层的广泛发展，促使许多适应不同信仰层次的著述问世，总称为“善书”和“宝卷”。
“善书”，谓劝善之书，原是在道教信仰基础上，揉合三教之说，以阐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太上感应篇》作于宋代；继之有《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流行。
受《太上感应篇》的启发，明代袁了凡著《阴骘录》，释袾宏加以改编，①《呓言》。
撰成《自知录》，成为以佛教为主体的劝善书。它把世间思想行为判为善、恶两门，善的内容包括忠孝、仁慈、三宝功德等，恶的内容则是不忠不孝、不仁不慈、三宝罪业等，实际上是将封建主义的伦理规范完全溶解到佛教的教义之中。明末以来，这类劝善书在民间广为流传，给社会生活以深刻影响。
“宝卷”是由唐代佛教变文演化而成，同样以三教合一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较早所用题材多为佛教故事，宋元以后则加入民间传说，据信现存的《香山宝卷》就是宋释普明所撰。随着民间宗教社团的出现，“宝卷”又成了阐扬其教义宗旨的基本形式，具有权威性经典的性质。明代万历（1573—1619）
前后，宝卷的刊印达到极盛，对普及佛教在民间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佛教史
第九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公元11世纪—）
三教合一与佛教向民间深层的广泛发展，促使许多适应不同信仰层次的著述问世，总称为“善书”和“宝卷”。
“善书”，谓劝善之书，原是在道教信仰基础上，揉合三教之说，以阐述诸恶莫作、诸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