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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
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下）（公元11世纪一）
与前期相比，中后期历代国玉更加崇奉佛教。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受菩萨戒，经常读经拜佛。常请禅僧说禅，设百座法会请僧讲经，举办各种修忏法会，或求雨，或祈福消灾，或求国泰民安，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北方契丹3次入侵，11至12世纪之交，女真入侵，13世纪，蒙古前后6次入侵。
在这种情况下，笃信佛教的国王一再到寺院设供，举办法会，甚至发愿和实施雕印《大藏经》，祈求佛菩萨和善神的佑助，击退外敌，国王滥建寺院，度良民为僧，向寺院施舍大量土地财物，对国家财政构成严重危胁。忠宣王五年（1313）让位于忠肃王，自为“上王”，每天饭2千僧，点2千灯，5日可饭僧1万，点灯1万，称之为“万僧会”。浪费之大由此可见。
由于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僧侣在政治上的影响也增大。
仁宗（1123—1146在位）宠信的僧人妙清，权势很大，最后谋反，遭到朝臣杀害。恭愍王（1352—1374在位）宠信僧人遍照（辛旽），让他参与国政，权力倾朝，“百官诣门议事”，后以“谋逆”罪被朝臣处死。此外，在明宗（1171年）和高宗时（1217年）都发生僧人武装暴乱事件，人数成百上千，被杀的很多。
关于高丽中后期社会上流行的佛教宗派，史书上有所谓“五教二宗”的说法。但具体所指，有不同的见解。常见的说法说：“五教”包括戒律宗、法相宗、法性宗（三论宗）、圆融宗（华严宗）、天台宗：“二宗”指禅寂宗（禅宗）以及新成立的曹溪宗（也属禅宗系统）。但在一般书中，“五教二宗”往往是整个佛教界的代称，如元宗二年（1261）“设五教法席于内殿”，十四年（1273）“幸贤圣寺，集五教两宗僧徒”，恭愍王十九年（1370）“设工夫选，大会两宗五教袖子”①等等。“五教”简称“教”，指禅宗以外的以佛教经论为依据的宗派，“二宗”简称“宗”，指“教外别传”的禅宗。
为选拔高级僧人指导传教和管理僧尼事务，从高丽初期就开始设置僧侣考试制度，至宣宗时（1084—1094）制度已达完备。一般称此为“僧科”。
僧科仿进士科举制，每3年一选，试以佛教经、论。到高丽末年以至李朝时①朝鲜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下编。
期，禅宗僧则试以《景德传灯录》及高丽慧湛的《禅门拈颂集》；教宗僧则试以《华严经》及《十地经论》。通过僧科考试，僧人可得到不同的阶位。
禅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全国最高的僧官是“王师”和“国师”。王师与国师必须从上述禅宗的禅师、大禅师和教宗的首座和僧统中任命。
高丽的僧尼管理制度是仿照唐宋而建立的。新罗时期已设僧官，高丽王朝继承并有发展，设左右街僧录司统摄僧众，主管一切佛教事务及宾馆威仪的事情。僧录司设僧维、僧正、副僧录、都僧录，统摄两街僧录的是左右两街僧统。
高丽末年，随着儒学的兴起，佛教的干政和日趋腐败，逐渐引起排佛之风。高丽忠烈王时（1275—1308）置国学，派人入元画回孔子和72弟子像供奉，购祭器及儒家经书，建大成殿和学宫，培养儒生。此后儒学渐兴，恭憨王十六年（1367）命郑梦周等为学官，增置生员，授朱亮《四书集注》，“程朱性理之学始兴”。郑梦周被推为“东方理学之祖”，令土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祖先之把，致力发展儒学。辛昌（废王）时（1388）典法判官赵仁沃上疏指出佛教“固非所以治天下国家之道”，批评“近世以来，诸寺僧徒不顾其师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佣，不以供沸僧而以自富其身；出入寡妇之家，污染风俗：贿赂权势之门，希求巨利，其于清净绝俗之教何？”
建议收土地于官府，对僧徒严加管理。恭让王二年（1390）儒者郑梦周上奏说儒者之道“至理存焉，尧舜之道亦不外此”，而佛教教人“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观空寂灭为宗”，不是“平常之道”。此后，大司宪成石璘等人又上疏，批评佛教“无父无君”，“以毁纲常”，师其法必国灭绝祀。直到高丽灭亡前夕，大臣和儒者郑道传等多人连续上疏批评佛教妄谈祸福，劳民伤财，危害国家，应当革除。这些排佛之论，是李朝兴儒排佛的先声。
佛教史
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下）（公元11世纪一）
知讷（1158—1210），俗姓郑，自号牧牛子，8岁出家，年25在僧科考试中中选，在昌平清源寺学寮读《六祖坛经》，至：“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见闻觉知，不染万像（按，今本作”境“），而真性常在。”心下有悟。
曾在下柯山普门寺读《大藏经》，得读唐李通玄《新华严经论》，对华严宗圆顿观门十分赞赏。后居公山居祖寺，立“定慧社”与同道好友坐禅修心。
他在《劝修定慧结社文》中说：“迷一心而起无边烦恼者众生也，悟一心而起无边妙用者诸佛也”，主张“自修佛心，自成佛道”，“狂心歇处，即是菩提，性净妙明，非从人得”，可见他认为内心自悟是解脱的根本途径。此后移住智异山无住庵，“专精内观”，读宋代《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宋蕴闻集）中所说：“禅不在静处，亦不在闹处，不在日用应缘处，不在思量分别处，然第一不得舍却静处、闹处、日用应缘处、思量分别处参。”从中受到启悟，认为禅不过是“屋里事”。又读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最后居松广山吉祥寺（全罗南道界州郡），将“定慧社”移来，或修禅，或修头陀，或谈道。主要依据《金刚经》及《六祖坛经》，并采用李通玄《新华严经论》和《大慧语录》的观点。熙宗即位（1205）改此山寺为“曹溪山修禅社”。“曹溪”之名取自中国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传禅之地“曹溪山”（在广东曲江县境），故称曹溪宗。知讷的著作有《修心决》、《圆顿成佛论》、《看话决疑论》、《诫初心学人文》、《真心直说》、《法集别行录节要并入私记》、《华严论节要》等。弟子有慧湛、混元等。慧谌（1178—1234）
著《禅门拈颂集》，集禅门公案1125则及诸祖师的拈颂文字，为后世禅僧科试的必读之书，另著《禅门纲要》等。
知讷的禅法理论主要有两点：（1）心为觉悟之本，成佛不假外求。知讷认为众生与佛在本质上并无根本差别，皆具“真心”，（或简称“心”），只是众生不悟此心，使此心不能摆脱烦恼妄念的缠缚；佛则觉悟此心，使妄念烦恼得以断灭。他引证《华严经》、《般若经》、《涅槃经》等多种佛典，在《真心直说》、《修心诀》中对心性和修心作了详细论证。他解释“真心”时说，真心有种种不同名称，“心地”、“菩提”、“法界”、“如来”、“涅槃”、“如如”、“法身”、“真如”、“佛性”、“总持”、“如来藏”、“圆觉”皆为真心的异名；至于禅宗内部（“祖师门下”）随机立名，真心有时被称为“自己”、“正眼”、“妙心”、“主人翁”、“无底钵”等等。这种真心的本体“超出因果，通贯古今”，一切山河大地，草木丛林，“染净诸法皆从中出”。他认为此真心人人皆有，“圣凡本同”。“一切众生迷妄，盖迷此心也。一切行人发悟，盖悟此心也。一切诸祖相传，盖传此心也。”在他看来，此“真心”
之体既是一切众生本有之“佛性”，也是一切世界发生之根源，又表现在“从朝至暮十二时中，或见或闻，或笑或语，或瞋或喜，或是或非”等“能见闻动作”之中。据此他强调，“若欲求佛，佛即是心”，只需自见自悟本有佛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自悟的方法是“息妄”修心：修心的方法分为十种，或通过“觉察”使妄念不生；或通过“休歇”停止思辨善恶；或通过“泯心存境”、“泯境存心”、“混心泯境”、“存境存心”、“内外全体”、“内外全用”、“即体即用”、“透出体用”的思虑观照，消除心与境、心与外、体与用的分别执著，最终达到“不分内外，亦不辨东西南北，将四方八西，只作一个大解脱门，圆陀陀地，体用不分，无分毫渗漏”这样一个至高圆融的精神境界。据称达到这种境界，“其妄自灭，真心即现”，就可获得超越生死烦恼的永久解脱。
（2）顿悟渐修和定慧双修的修行理论。禅宗北宗主张渐悟，南宗主张顿悟，后人对渐顿的解释也很多。知讷的《修心诀》用问答体也作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要达到觉悟，不外顿渐两种法门，以前人和他自己的体验为依据，他认为一般人并不能在顿悟时断尽一切烦恼：“无始习气难卒顿除，故依悟两修，渐熏功成，长养圣胎，久久成圣，故云渐修也”。就是说顿悟之后还需渐修，以断除先天的情欲烦恼，然后才能成佛。
《坛经》讲：“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主张“定慧一体”。
知讷接受这一说法，对顿悟渐修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如果修习“自性定慧”，即领悟自性本来“无乱”、“无痴”，任运寂知，原自无为，即为顿悟法门，如果修行者素质优越（机胜者），顿悟之后无需再行渐修，这种顿悟叫做“自性定慧”。但一般人虽能达到顿悟，仍随环境产生喜怒之精，故需再修“随相定慧”仍对治烦恼，达到解脱。这与素质低下修习渐悟法门者，仍有不同。他虽重视坐禅修心，但认为也不应执著于避乱求静。他引《永嘉证道歌》说：“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知讷的曹溪禅影响很大，已超过禅门九山，后来由中国临济宗传入者，也用曹溪宗的名义传禅说法。在这方面，高丽末年的太古普愚和懒翁慧勤是突出的代表。
普愚（1301—1382），俗姓洪，号太古，年13出家，访道于迦智山掸寺，在僧科考试中中“华华选”，先后参“万法归一”、“狗子无佛性”等禅门公案，后在三角山重兴寺东建一庵，名曰“太古”。元至正六年（1346）入燕京，第二年到江南湖州（浙江吴兴）霞雾山参石屋清珙禅师。清珙是临济宗第十八代禅僧。普愚见他时献上自作的《太古庵歌》，其中有：“念未生时早是讹，更拟开口成狼藉，经霜经雨几春秋，有甚闲事如今日”，“道不修，禅不参，水沉烧尽炉无烟”。清珙用“牛头未见四祖时，因甚百鸟衔花”
的公案试他的禅机，他的回答得到清珙的印可，授给袈裟。普愚回国后被恭感王封为王师，后住小雪山寺，此后又游历各地，向僧俗信徒传禅说法。死后赐谥号“圆证”。（维昌《圆证行状》）弟子把他的法语、颂歌集为《太古和尚语录》。
普愚传临济禅法，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