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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法胜”，当包括他支持的佛法在内。
又据南传佛教①传说，阿育王第三次结集后，由目犍连子帝须长老派遣，十几位上座分成九路，到毗邻国家和地区布教。其中末阐提到罽宾和犍陀罗，摩诃勒弃多到臾那世界（印度西北，希腊移民聚居区）；末士摩到雪山边国（尼泊尔），须那和郁多罗到金地（缅甸或马来半岛），摩哂陀到师予洲（斯里兰卡）。这样，到阿育王后期，佛教不但已遍及印度全境，而且影响西达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北到克什米尔、白沙瓦，南到斯里兰卡，进入东南亚。
佛教由此分为两条对外传播路线，以斯里兰卡为基地并向东南亚传播的，称作南传佛教，以克什米尔、白沙瓦为中心，继续向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和我国的于阗、龟兹传播的，叫做北传佛教。
约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佛教传进希腊人统治的大夏。这时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亚，领域北起阿姆河上游，南抵印度河流域，是势力最强盛的时期，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移民很多，有许多希腊化城市。汉译《那先比丘经》（南传巴利文《弥兰陀王问经》），就反映了佛教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城市国家舍竭（今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初传的情况。舍竭国王弥兰陀，是希腊人，他向来自罽宾（克什米尔）的那先比丘征询佛教教义，他们就沙门性质、人生本质、善恶果报、生死轮回、佛陀其人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弥兰陀王非常赞赏那先的观点，决定日供八百沙门，凡那先所欲，皆可从王取之。
以为“得师如那先，作弟子如我，可得道疾”。弥兰陀王归依佛教是事实，①参见《善见律毗婆沙》。
考古已发现弥兰陀王施舍的舍利壶。此外，一些碑文还记载了大夏希腊移民信仰佛教的情况，他们供养佛舍利，向寺院施舍石柱、水池和其它物品。大夏另一国王麦曼特尔，有学者认为即是弥兰陀，其发行的货币上铸有佛像。
《那先比丘经》是研究佛教在大夏，特别是希腊移民中流布状况的重要资料。此经不假佛说的名义，也非阿毗昙式的论议，而是采用记述、辩论的方式，这在一般佛典的结构上是罕见的。与《善见律》等强调戒律禅定者不同，此经突出“智慧”在解脱中的首要作用，抬高“智者”的地位，也令人注目。此外，经中反映有以“气，为”喘息“，是”命“，是”那先“（指人的统一体，神）的观点，那先力主人及万物皆当过去的观点，这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的哲学。佛教学者讲地水火风四大，希腊哲人讲水火土气四元素，而且二者都把”地“浮在”水“上，作为宇宙结构的基础，也不是偶然的。
前2世纪中叶，大夏衰落，被来自东方的大月氏征服，一些希腊式城市国家逐渐并入大月氏领地。这样，大月氏也直接承受了在大夏流布的佛教。
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人已信奉佛教。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给东汉的一位博士弟子，是有史记载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
当公元前2世纪初佛教传进大夏后，继续向西北流动，至迟在公元前后，安息（帕提亚）已有佛教传播。安息到前1世纪，已经领有西到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广大土地；在东方，前2世纪已吞并大夏的一部和印度西北的一部，这些地方都有接触佛教的条件。在今阿富汗西部迦尔拉巴特盆地的安息旧址，已发现一些公元1、2世纪的佛塔遗址。公元148年，安息国太子安世高，游学至洛阳，开始系统地翻译佛教经典为汉文，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个佛经译者。他介绍的佛教思想被称作“禅数”学，提倡禅与慧并重，属上座系说一切有部。或许安息王室也受到印度西北部奉行有部的传统影响。
安息西北是康居，自前2世纪，建国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勒喀什湖之间，佛教何时传入这一地区，已难稽考。汉末康巨、康孟详分别于187、194年来洛阳译经，可能都是康居人。但他们翻译所用的原本，不是由康居带来的，从中很难看出康居佛教的状况。
佛教由罽宾（迦湿弥罗）向东越过葱岭，约前1世纪，进入我国新疆于阗（和田），于阗成了西域佛教和佛教传入内地的一个重镇。据《洛阳伽兰记》，传佛法到于阗的是比丘毗卢旃（即毗卢折那），玄奘的《西域记》称他是来自迦湿弥罗的阿罗汉，他劝说于阗王建造覆盆浮图，归信佛教，以祐王祚。王果感得罗喉罗变形为佛，遂造赞摩大寺供养。据此，于阗佛教一开始就与崇拜偶像有关。260年，朱士行发自洛阳，到于阗求取《放光般若经》梵本，令弟子弗如擅赍还洛阳，他本人终于于阗。大乘般若经在于阗的流行，时间可能要更早一些，但并未得到王室的支持；小乘学众以般若经为婆罗门书，横加指责，似乎受到官方的保护。
佛教向南方的传播，在斯里兰卡最为发达，自阿育王时摩哂陀传来以后，这里就成了南传佛教的主要基地。前8世纪中叶，大约在天亲帝沙王统治时期，首都阿努罗陀普拉近郊建起大寺，成为南传上座部的中心，后被称作大专部。传说帝沙王还建造了另外一些寺塔拱卫他的首都。佛教上座部在这里得到国王的支持，有了稳固的基地。但也有说，大寺建成于前2世纪末。
此外，大众部案达罗（在印度东南部克里希那河下游）派对斯里兰卡的影响也很深刻。案达罗派是在制多山承认大天五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1世纪后半叶，当代陀迦摩尼王在位时（前43—前17），由太寺部分裂出无畏山部。据说当时国王支持摩诃帝沙长老，并为他在无畏山建寺。摩诃帝沙与印僧法喜所持观点与上座部不同，他们接受的是跋耆子的新见解。跋耆子就是印度在根本分派时，组成大众部的跋耆比丘，他曾公然语诸优婆塞：“应与众僧钱”。同时贬低阿罗汉，认为罗汉也有重新退堕的可能。在教义上提倡有“常我”存在。无畏山部亦称法喜部；在4世纪初，以萨迦利长老为首，从中分出，成立祇陀林寺部（南寺部）。这样，大寺、无畏山、祐陀林就成了斯里兰卡佛教的三大派别。
据南传佛典《倡导疏》记载，至迟在前1世纪，斯里兰卡已与东南亚许多地方有海上往来，包括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泰国的盘谷，以及檀马里（湄公河三角洲）等。加上有关阿育王时布教金地的传说，公元前就有一些僧侣到达东南亚地区是可能的，但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2世纪和3世纪之际，印支半岛北部，属中国交趾（越南河内）的佛教义学已相当活跃，可能是从天竺南部传进的。4世纪和5世纪之际，师子国曾派沙门昙摩奉玉佛渡海送往东晋的建康（406年）。考古学者在苏门达腊、爪哇、西伯里发现有佛陀雕像，属案达罗风格。至于缅甸和泰国，可能在4世纪，或者更晚，佛教才有较显著的痕迹可寻。总的说来，佛教由海上向外传播，速度要比北传缓慢，史料记载也少得多。
总之，从阿育王到前1世纪中，在二百余年的时间里，佛教僧侣的足迹已达到西亚、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的许多地区，佛教开始成为世界性宗教。
佛教与以后产生的世界宗教不同，它没有发动过宗教战争，它的传播主要靠和平的方式。它揭示人生诸种痛苦，并提出解脱痛苦的方案，容易拨动人们某些普遍存在的心绪；它提出的善恶报应，最受统治阶级的欢迎；它有很大的包容量，允许吸收各种异说，可以适应古代不同的民族和社会条件，并满足他们的原先或缺的需要。佛教走向世界，有它内在的原因。
佛教史
第一章 佛教的起源与早期的发展（公元前6—前1世纪）
前已说过，佛教典籍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佛徒群众的创造，形成“三藏”
这种丛书的形式，则是更晚的事。关于三次结集的传说，反映了被陆续创制的典籍已经超出了僧众可以共同接受的程度，当时不一定真的有“三藏”编纂出来。一般认为，佛典的流传由口诵改为文字记载，是在前1世纪下半时的斯里兰卡，用僧伽罗文音译刻写在铜片和贝叶上。原文据说是巴利语，有学者认为，这是原流传于西南印度的一种俗语。事实上，对已流传的佛籍，在5世纪由觉音、法护等又重新作过订正，采取律经论三藏和藏外四部分的编纂方法，也在这个时候才相对稳定下来。此中，律藏分为五种，即比丘戒本解说，比丘尼戒本解说，讲述受戒、安居等的“诸事”（犍度），通论戒的“本母”和“增—毗尼”（对戒依数递增的补充说明）。或分为三部分：分别部（戒条）、犍度（诸事）、附篇（戒条的解释）。经藏即是“阿含”，分作五种：《长部》、《中部》。《相应部》（《杂》）、《增支部》（《增一》）和《小部》（《杂藏》）。论藏也以五分分类：问、非问、摄、相应、发趣；或分七论：《发聚》、《分别》、《界》、《双》、《发趣》、《人施设》和《事》。《藏外》更是后出的，分注疏和其它两部分。所谓注疏，指原用僧伽罗语对三藏的解说，共28种，5世纪转泽成巴利文；其它包括《岛史》（成书于4世纪下半叶以后）、《大史》（成书于6世纪左右）、《弥兰王问经》（《那先比丘经》）和《清净道论》（觉音著，约5世纪成书）。
随着南传佛教先后传进缅甸、泰国、高棉、老挝等国家，这些地方也都有了用本民族语言音译的巴利文经典。我国云南傣族等也有傣文拼写的巴利文藏经。巴利文成了南传上座系的经典语。
据现代学者考证，佛典的最早组织法，恐怕是“九分教”（九部经）和“十二分教”（十二部经），经律论并不分家。这类组织法，既包括用散文譬喻，用颂体表达的教义，与经藏相似，也记叙佛陀论说经律的因缘和本生，大同于律藏的内容，同时也有论议，回答和议论教理上的问题，类似论藏的形式。在较早的汉译佛典中，有的就是经律论并存。
现在，除南传上座部三藏保存比较完备以外，其它部派的三藏都已不甚系统，除个别在中亚发现有梵文的残片外，剩余部分都保留在汉文译籍中。
从汉文译经史看，最早出现的教义是禁欲苦行。传说1世纪译出的《四十二章经》，尽管含有个别的儒道成分，依然掩盖不住那种强烈的厌世和出世思想。这些，都与早期佛说逼近。当2世纪末，大规模汉译开始之际，也只有上座部《阿含》中的个别小本经被介绍进来，而综合论说三科和禅慧的更多，其中包括著名的《那先比丘经》。这样，能够反映早期三藏概貌的典籍，直到5世纪才算完成。其中律藏有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及南传上座部的《善见律毗婆沙》。到6世纪，属犊子部的《律二十二明了论》也译介进来。在《阿含》方面，有属大众部的《增一阿含》，属有部的《中阿含》和《杂阿含》，以及属法藏部的《长阿含》。由此四部分经藏组成汉文的“四阿含”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