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学校是比较经济的。
我就去报考，一考就考上了。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听到这消息，并不
高兴，她发愁地说：“家里粮食不够吃，哪有米给你拿到学校去呢？”我也
想不出什么办法，好在学校并不马上要，我就先去上学了。过了半个月，学
校要米。恰好父亲回来了，他想方设法借了些钱，给我买米交了伙食费。这
样坚持了一个学期，父亲再也借不到钱了，我又面临着辍学的危险。
校长李崇本对我的境遇很同情。说起来，我们两家还有些关系。他的父
亲因为反对袁世凯， 1914 年被汤芗铭杀害了，我父亲也因此案坐了3 个月
牢。李校长知道我父亲坐牢、大哥被杀、家里遭劫，颇为同情。加上我学习
用功，就有心帮助我完成学业。他让我和另一个也是家庭困难的同学，为学
校刻腊板，印讲义。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刻腊板，并按教师规定的份数油印。
这样每人每学期可得小洋10 元（大洋7 元）。靠这个补助，我读完了简习师
范。
学校生活是清苦的。每天4 个铜板的菜金，校承包伙食的人还要赚一点，
吃到我们嘴里的就更少了。我家里穷，没有钱加餐；就是有，也舍不得吃，
而是用来买灯油或买书。平常，我总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和那些有钱
人家的子弟站在一起，显得很寒酸，但我并不以为耻。我曾读过宋濂写的《送
东阳马生叙》，深受文中“贫非罪”的观念影响，我不羡慕荣华富贵，不为
贫穷自卑，而是如饥似渴地求知。
学校的课程很多，除了语文、数理化，还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
学校管理法等。我既要学好这些课程，又要刻腊板，还要读大量的课外书籍，
总感时间不够。星期天我很少回家，晚上常常自学到深夜。一盏小煤油灯和
回荡在夜空中清幽的敲更声，陪伴着我苦读。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养成了“手
不释卷”的习惯。以后，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在繁忙的领导岗位上，我都
保持着这个习惯。
那时，我一心想报仇，想搞军队，对军事方面的书籍特别感兴趣。我花
钱买了蔡锷编写的《曾胡治兵语录》，还买了《孙子兵法》、《七子兵法》
等古代兵书。有位同学搞到一本《步兵操典》，我也贪婪地阅读了。我还喜
欢读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孙中山写的《心理建设》、《伦敦蒙难记》，朱执
信和邹鲁编写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等书，都读过，有些段落几乎能
背下来。我还花三块大洋从上海邮购了一套蔡元培主编的《新文库》，读了
许多当时文化名人的文章，有些观点至今还能记忆。
第二学期，学校来了一位叫谭步昆的老师，是湖南第二师范毕业生。他
一来就为学校订了《响导》、《政治周报》、《社会科学讲义》、《小说世
界》等书刊。我浏览这些书刊，思想开阔了许多。从书刊中我第一次看到了
列宁的名字，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激动人心的学说。虽然在这
以前，我也读过关于不平等条约、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等问题的文章，但
真正对世界的环境和中国局势有些了解，是在此时。这使我能够从比较高的
角度来思考问题，包括我的家仇。
也就是这期间，在广东读大学的堂哥萧武惠，不断给我奇来有关广东革
命的书刊。当时的广东是革命的根据地，国共合作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
火如荼。我被那里强烈的革命气氛所感染。从广东革命中，我看到了中国的
出路，也看到了自己的出路。我认识到，只有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中，
才能报国恨家仇。
我们行动起来，在学校开展学生运动，当时学校某些教员不专心任教，
钻营政界官职，还常向我们灌输功名、利禄等封建思想。在谭步昆老师推动
下，我们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共学社”，抗议这些教员的官僚倾向，
谭老师半公开他讲第三师范闹学潮的经验，我们仿效着做，比如，举行罢课
斗争，驱逐那些腐败教员。县政府曾出面干涉，但也没有办法，只好依学生
意见，撤换了些教员。我们取得了胜利，也经受了锻炼。
“共学社”没有社长，只设包括总务部在内的七个部，我任总务部长，
开会都是我主持。“共学社”开会很多，经常研究运动情况。我们通过阅读
各种报刊，了解国内、省内形势。遇有大事，就开展活动配合。孙中山逝世
和五卅运动，我们都组织了较大的活动。由于有我堂哥这个关系，我们得到
广东方面的消息很快，比如1924 年冬孙中山在广东大学作题为“三民主义”
的讲演，我堂哥拿到记录稿立即奇给我，约10 天我便收到了。根据这个记录
稿，我也在学校作了“三民主义”的讲演，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三学期后，学校又来了一些进步教师，有黄益善、杨宗禧、李祖莲、
唐朝英等，他们都是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黄益善、李祖莲、
唐朝英此时都已是共产党员。唐朝英后来成为衡阳地区共产党的负责人。他
门带来了更先进的思想武器，也帮助我们把革命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在李
祖莲的引导和介绍下，我参加了嘉禾新建立的国民党组织。当时湖南属北洋
军阀统治，国民党不能公开。秘密国民党组织实际都是共产党员帮助建立的
（现在也有材料说，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组织），参加的人员是进步的工农
分子和青年学生。全县发展了十余名党员，我参加了。
这时，从广东传来东征胜利的消息，黄埔军校声威大振。我的志向是搞
军事。如果说开始是出于报家仇的考虑，在经过革命陶冶后，我已把军事斗
争看成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最重要的途径。早在1924 年黄埔军校开办时，我
就得到消息，很想去报考。但打听了一下，黄埔军校和厂东的其他几个军校，
都要中学毕业生，我当时连具立甲种师范都还没有毕业，所以不敢去考。1925
年冬，甲师的课程已全部学完。这时，我对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已有进一步
认识。五卅运动后，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达到高潮，大部分城市工人罢工、
学生罢课：南方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广东革命战争的胜利，东征军打
下惠州，攻下潮梅，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达到统一。广东已成了我心目中的圣
地，我再也按捺不住去广东参加革命军的热望了，因此，决心不等毕业考试
结束就去广东。
行前，我去向已调到同德高等小学当教员的谭步昆老师借路费。我早就
把去广东从军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完全支持。当我提出向他借路费时，他慨
然应允，以成全我的志愿，这使我异常感动。
我又去找校长李崇本，向他谈了我的想法，并说明我不能等考试完毕去
广东的理由。李先生非常赞成我的志愿，夸为“鸿鹄之志”。他不仅准许我
不待毕业考试结束就走，而且灵活处理，提前给了我毕业证书。
这时，我还欠学校一个月膳费，不能不交就走。“钱账分明大丈夫”，
我就是穷也应该分明，于是去找本校教员杨宗禧，他热情慷慨地说：“你尽
管走，欠学校的伙食钱由我来付。”说完他就去找管理员，帮我把账结清了。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谭步昆、李崇本、杨宗禧三位先生的支持和帮助，
我就不能到广东，也就不能及时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北伐战争。虽然以后也可
能会去，但不知何年何月，也不知何种境况。人生路程漫长，关键之时先生
们帮助了我，每念及此，心中都充满深深的谢意。
1958 年1 月，我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时，曾到湖南衡
阳参加一个高级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我特地去茶陵县，一为了解这个老
苏区的情况，二为探望谭步昆教师。在这之前，我与他通过几次信，得知先
生在茶陵。我带了两只火腿去看望他，师生久别重逢，情谊之笃，无以言喻。
李崇本老师，我一直未能再见到。红军时期，我曾以在学校的名字（萧
武毅）给李崇本先生写过几封信，不想被国民党在邮局查获。湖南省清乡司
令部发出训令，一方面通缉我，一方面以共党嫌疑案传讯丰崇本先生。先生
潜逃他乡，为我当红军而受累，未解放便去世了。1982 年我回到阔别已久的
嘉禾城，睹物思人，倍加怀念曾帮助我的李先生。第二天，我找到他弟弟李
崇禄医生，一起回忆崇本先生，都叹惋不息。
杨宗禧老师在北伐战争时期，任宁远县农民协会秘书。1927 年马日事变
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农民协会，杨先生在家里躲藏，被一股土匪杀害
了。解放以后，因他系土匪所杀，未被承认为烈士。1982 年我去宁远，见到
科学院院士乐天宇，他曾任宁远县农会委员长，从他那里我才得知，杨先生
默默无闻于九泉已有55 载。我问土匪是在什么情况下杀害杨先生的？他说是
在反动派镇压农民协会的时候。我说这是国民党利用土匪杀害革命份子呀！
他说就是如此。我们意见一致，认为应该承认杨先生为烈士。经向有关方面
反映，终于承认了。我这样做，不仅仅是回报当年先生的资助之恩，更是为
申张革命的正义。
三位老师的帮助，终于使我赴广东得以成行，我从谭先生处拿到路费后，
第二天就上路了。我去广东的事，一直瞒着家里。一来是怕父母难过。大哥
被杀，二哥远走，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儿，父母一定舍不得我走：二来更怕他
们反对、阻拦。书香传人，投笔从戎，征战沙场，父母一时是难接受的。
但我义无反顾，早已决心“先斩后奏”。出发前，我回了一趟家。告诉父母
我要出门旅行。母亲问我何时回来，我说个把星期。母亲急忙找了两件衣服，
我又拿了几本书，打成一个小包袱。临走，我深情地看了一眼已鬓角染霜的
父母，默默地向他们辞行。
回到学校以后，我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请孀居城里的堂姐转交。信的
开头先讲了一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说广东国民革命是孙中
山领导的，我准备去参加革命，打倒“率兽食人”、鱼肉百姓的军阀和土豪
劣绅。又讲到我家多次受害，长兄被残杀，就是官兵与本地的豪绅勾结，欲
报家仇，必去广东。我还讲，也许我尚年青，但唐太宗也是“以少年起兵”，
18 岁就帮助李渊打天下。后来堂姐把这封信转交给我父母时，二老尽管心里
很难过，但并没有责怪我。父亲还对二伯父讲我能从大处落墨，有志向，有
胆略。 1927 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回家再见父亲，同他讲了些革命道理，
都能讲得通，他们对我从事革命活动从不干涉。我想，这就是父母亲对我的
理解和支待。
第一天我走了70 里，到同宗的杉木桥村，向学友萧亮告别。萧亮的父亲
曾当过私塾先生，后来经商。他听说我要去广东，表示反对。说：“你太年
轻，还应该上学。”我说我去广东就是上学的，考军事学校，他又说，“你
从没出过门，怎么走啊？”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对他说。“这是我从
书本上描下来的地图，上面有许多地名，是我向出过远门的人调查后标上
的。”萧父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