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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反“围剿”不过一周完全结束。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红军去苏区东南部做了一时期发动群众扩大苏
区的工作，就准备第二次反“围剿”了。工作程序和准备一次反“围剿”差
不多，但内容更丰富，也更老练了。
第二次反“围剿”于1931 年4 月下旬开始，敌人来得更多，我师同全军
一起，参加反“围剿”战斗直到5 月底就胜利结束了。主力东进到福建建宁、
泰宁一带，这时，总前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增建第4、第5 两个独立师，这是
地区性的红军，介于县游击队与主力红军之间的武装。
6 月中旬的一天，林彪把我找去，说：“你的工作有变动，让你到独立5
师当师长。”
我虽然没有思想准备，但也没有大多顾虑。因我知道这又是一支农民部
队，我已经有些带农民军的经验了。
当天，我就赶往驻在福建建宁康都墟的总司令部，见到毛泽东、朱德。
他们同我谈了谈，让我去龙岗，向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报到并受领任务。
苏区中央局派来参加总前委会议的王稼祥也回中央局，正好同行。我们
从建宁出发，步行9 天，到了龙岗。
项英向我详细交代了任务：独立5 师在永丰、吉安、吉水、万安、泰和、
乐安几个县活动，主要是巩固和发展这片红色区域，并努力配合主力红军在
当地作战。独立5 师由上述几个县的游击队合编组成，共约2000 人，我任师
长兼师党委书记，党内归永（丰）吉（安）泰（和）特委领导（我参加特委）。
在龙岗住了一夜，第二天去永吉泰特委驻地富田，见到特委书记毛泽覃
和组织部长陈正人，我把上级的介绍信给了他们。毛泽罩高兴地说：“太好
了，正需要你来。”陈正人也说：“老伙计，咱们又一起干了。”
陈正人是井冈山时期的遂川县委书记，我早就认识。毛泽覃也是参加井
冈山斗争的，也熟悉。我说：“得快些找个政委，再派个政治部主任和参谋
长。”
毛泽覃风趣地说：“蒋介石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
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你也一个人都兼了吧。”
我笑了，说：“那不成了‘独裁’吗？”
陈正人说：“你就辛苦些，党政军工作一起抓。”
我们都是满腔热情的年轻人，干工作还讲什么条件？我不再说了。
毛泽覃又向我介绍了一下游击队的情况，要我尽快建立师的指挥机关。
告别毛泽覃和陈正人，我赶往离富田40 里的水南镇，找到吉安县委，就
以吉安独立营为基础组建师部。在县委帮助下，从各方面找了20 多个干部和
勤务人员，包括参谋、副官、供给员、会计，还有医生、护士、传令兵、炊
事员等等，打出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的牌子。又将吉安独立
营及永丰、万（安）泰（和）独立团分别改称第13、14、15 团，每团辖3
至5 个连，独立5 师算是建立起来了。这期间，我既管军事、政治、后勤、
党务，还要管部队，累得够呛。但觉得干革命，累也痛快！
独立5 师组建不久，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就开始了。7 月上旬，驻吉
安国民党的第19 路军东渡赣江，直抵富田。我们没有料到敌人进军如此之
快，这时，主力红军还在武夷山南部，鞭长莫及。我和毛泽覃商定，独立5
师虽然刚从游击队集中起来，但也要敢于打大仗，尽量控制住我们的阵地，
不让敌人过早深入苏区中心，以待主力回师。
我们沿九层岭、观音岩山地，构成一条向西防御的阵地，固守了26 天，
多次打退敌人整团整营的进攻。
这时东、北、西各路敌人陆续深入苏区，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再守阵地了，
就分散游击。敌李抱冰师占领了东固。李抱冰是湖南宁远人，我在学生时代
就听过不少关于他能打仗的故事，心想，同这样的敌人打仗，得以智谋取胜。
敌人远道而来，背不了多少粮食，要守东固，就得另找粮食。于是，我把东
固附近地区的干部召集起来，统一部署，坚决贯彻前委的“坚壁清野”政策。
牛牵到山里，粮食能搬走的搬走，搬不走的就埋在地下。
那时正是8 月，稻子快熟了。我担心敌人割稻谷，就下令把脱谷壳用的
砻子（一种木质结构的磨）藏起来。我们在江西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稻
谷要用砻子磨，再用风车把谷壳扬掉，才能把大米分离出来，没有砻子就是
有稻谷也吃不上米。
砻子很大，要4 个人才能抬动，我们发动者百姓搬，有些来不及搬走的
就把推臂破坏。敌人驻守的东固镇，我们也派人进去，把能用的砻子都破坏
了。
敌人割了稻谷，没有办法脱谷壳，只好煮谷子吃，边吃边吐谷壳，难以
下咽。时间一长，人饿得发慌，但蒋介石有命令，又不能不守在那里，真是
进退两难。有一天，我们截到一封信，上面写着这样的话：“牛耕田，马吃
谷。马可以吃谷。人还能吃谷吗？但我们现在不能不当马了”。
我们在这一带游击了两个月，真是军民一家，官兵同心。蒋介石有30
万人，在苏区厉行坚壁清野的政策下，“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我主力红
军消灭敌人两万，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剿匪已告一段落”，纷纷撤退。
反“围剿”胜利后，我适当集中部队整顿了一下，各团都武装起来了，
莫说梭镖，就是土造五响枪也不要了。15 团（原万泰独立团）最阔气，他们
在拦截蒋鼎文部独立旅时，缴获了3 挺重机枪和200 余支步枪，4 个连都武
装得和主力红军一样。我像在红4 军3 纵队一样，对“带枪的农民”进行整
训，想使部队迅速来个“铁军化”。
这次整训重点抓政治教育，办了一个党支部委员训练班，我亲自当教员，
讲红4 军“九大”决议以及苏区中央局和总政治部编印的时事教材等。十月
革命到了，我们开纪念大会，我亲自讲话。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
回来后，我又请他们传达大会精神。总之，那时有个责任感，觉得自己是师
长又是师党委书记，没有参谋长，司令部的工作不能放松；没有政治部主任，
政治工作更不能马虎。
经过一段教育，干部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我也逐渐了解了他们。缺的
干部慢慢配齐，部队也严整了，能做到“令行禁止”，可以集中，可以分散。
1932 年1 月底，红1 方面军围攻赣州，我师奉令西渡赣江，在万安、泰
和、遂川地区游击，配合主力攻赣州。两个月后，赣州撤围，我们又回河东，
在永丰、乐安活动。
当时，乐安县城被敌人占领，但乡下大部分是我们的，只有一个叫万崇
圩的大镇，我们没有控制住。本来，这一带是老根据地。1929 年冬季，我曾
到这里做群众工作，结识了一位叫邱汉杰的地下革命者。他在大革命失败后，
一直在当地坚持斗争，我们走后，他干得很出色，把这一带的群众都发动起
来了，建立了游击队，他当队长，还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1931 年5 月以前，
这块苏区已发展到两万多人，但邱汉杰与县委的一些同志搞不拢，肃反时，
有人就怀疑他是“AB 团”。邱汉杰知道后闹独立，当“山大王”。但他不投
敌，不改变苏区时期的主要政策。乐安县委要求5 师帮助恢复这一地区，我
就带了一支小部队来到这里。当地老百姓中的壮年男人都走了，只剩下些老
人、妇女和小孩。有的老人认识我，我就问：“邱汉杰哪里去了？”
妇女们说：“我们是妇道人家，哪里知这些事啊？”
老人们说：“我耳朵聋，听不清啊！”
我知道邱汉杰在当地搞了几年，在群众中有威信，我就想争取他。
我写了一封信，交给一位老人，说：“请你送给邱汉杰。”
信送到了，邱还回了信，但他不敢与我见面。我与他通了两三次信，再
三劝说，他就是不肯出来。
县委有的同志说：“不要对这种人存有幻想啦！”后来我离开那里，县
委调动周围的游击队打他，他就投敌了。
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教训。由于我们不能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于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采取扩大化和简单化的方法处理，结果
把一些人从革命的队伍逼走，甚至逼到敌人一边去。 1928 年的郴州事件，
闽西的傅柏翠事件，就是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这些人本身有大缺点，缺乏坚
定的革命性，但从党的领导思想来说，这种做法，只能削弱自己而增强敌人
的力量，对革命没有一点好处。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1932 年6 月，驻乐安的敌人一个团出动，我率独5 师去迎战。战斗中，
一颗子弹从我左胯穿到右腿根，这是我从军以来的第四次受伤，而且比前三
次都重。天黑部队撤离战场，我被抬往设在兴国茶地的红军医院。
在医院一住就是3 个月。这期间，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张云逸到医院巡视。
我们以前不认识，但一谈起来，都参加了北伐战争，又都是当时“铁军”即
第4 军的，就很投机。张在粤军中有声望、地位，与张发奎也很接近，他给
我讲了不少关于粤军的历史和4 军上层的事，又讲了卢德铭任第二方面军总
指挥部警卫团长的经过等，他说：“警卫团建立时，叶挺想让共产党员卢德
铭去当团长。但他想到自己色彩重（指共产党员色彩），就让我去说，因我
年纪大，资格老，张发奎对我更信任。同张发奎一说，他果然同意，这样才
有一个共产党员当团长。”我听了他的话，很佩服他善于在国共合作中工作。
住院期间，得知独立5 师编入红22 军，成为主力红军的一个师，还听说，中
央局准备调我去当红22 军军长。9 月，我的伤基本好了，就从医院搬到驻兴
国县城的江西军区司令部，那时，陈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任政委，
郭天民任参谋长，蔡会文任政治部主任。
记得刚从医院出来不久，一天蔡会文同我谈，说中央决定调他任湘赣军
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也调我去湘赣军区任红8 军军长，政委由他兼任。
这个消息对我有点突然。我原准备去22 军，陈毅司令员已同我谈了话，
据说命令都下了，因我在医院治伤，未到职，现在又决定调我到湘赣任红8
军军长，虽说都是当军长，但这中间却有很大不同。红22 军属红一方面军序
列，在中央苏区活动，上有方面军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红8 军则不一样，
它是一个独立战略区域的红军主力，担任这个军的军长，就意味着要担负起
一个战略区域的主要军事领导责任，要独立自主地支撑起一个局面。
我感到担子很重。蔡会文对我说：“我们都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也算是
湘赣的‘老人’了，对这个地区情况熟悉，你又有带农民军的经验，军事上
有一套，我们好好配合，一定可以干好。”
这番话使我很受鼓舞。蔡会文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同志，井冈山时期同
在红四军。1930 年6 月汀州改编时，我任红4 军3 纵队司令员，他任红12
军3 纵队司令员，后来我到独立第5 师当师长，他到黄公略的红3 军，第三
次反“围剿”后，调到江西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他政治坚定，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