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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中是最早的，因聂荣臻早年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
学学过化学，能在技术上和经营上给军工部门以指导。其他如财政、粮食、
民兵等工作都搞得很出色，特别是边区发行的纸币，在战争时期根据地通行，
很有威信，等等。当时，延安的报纸，赞誉晋察冀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我感到，能在聂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到军区时，正是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
期间，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聂荣臻指导冀中区的反“扫荡”斗争。
那时，晋察冀的通信很灵敏，各分区都有电台，我们同冀中军区与各分区的
联系主要是无线电通信。
敌人这次对冀中的“扫荡”是空前残酷的。从5 月1 日开始，由侵华日
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日军3 个师团主力和5 个混成旅团
的大部及一部分伪军，共5 万余人，采取所谓“十面出击”、“铁壁合围”
等战术，企图彻底摧毁这个处于华北日伪心脏部位的平原抗日堡垒。敌人先
在边缘地区反复“扫荡”，稳扎稳打，逐步增建据点，形成包围圈，然后步
步向根据地中心压缩。企图把我军和领导机关，诱迫、压缩到中心区歼灭。
从5 月中旬起，敌人陆空协同，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区多路进攻，进行合
围。平原交通方便，只要一路与我军接触，其余多路便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同时，还建立新的点线，形成所谓的“铁环阵”，使我内外线部队隔绝，不
能互相支援，不便于回旋。但这种阵势，又使我有隙可乘。冀中区部队领导
以小部兵力诱诸路之敌于一处，造成合围的大空隙，主力部队及机关则在群
众的掩护下，从敌人空隙中，先后突出重围。
冀中的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八路军总部于5 月下旬指示，为了长期坚
持冀中，某些地区要改变斗争方式，一部分主力部队，相机转移山地，同时
命令各战略区积极配合。我们及时将总部的指示电告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并
指示所属各军分区向平汉、北宁、正太、平绥沿线积极出击，牵制深入冀中
中心区的敌人。6 月初，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决定，除留下一部分武装坚
持斗争外，机关和部队分别向外转移。一部分部队到北岳区；领导机关率主
力到冀鲁豫区，然后再转到北岳区。
在冀中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外转移后，冀中进入了艰苦的反“清剿”
斗争。这期间，我们曾指示，指导军民转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强调平原
游击战争以武装斗争为主，从冀中报来的情况中，我们了解到，当地群众在
家里挖地洞、垒夹墙，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掩护我军伤病员、零散人员
和地方干部。有的地方武装还利用地道与敌人展开斗争。我和聂荣臻司令员、
唐延杰参谋长一起，对冀中地道斗争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在敌据点增多、
敌伪汉好特务不断袭击的情况下，为能与敌坚持斗争和减少自己的损失，自
动创造与开展地道斗争，是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创造，并向其他地区介绍了地
道斗争的作用及斗争中应注意的问题。
我们还提出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武装组织问题。指出武装斗争须与
人民群众的斗争密切联系，武装斗争应是分散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
争。并对民兵、游击队、地区队等武装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和领导问题作
了具体规定。由于广大军民的顽强勇敢，也由于斗争方式和指导方法改变，
敌重兵无能为力，疲于应付。冀中根据地的形势得以逐渐好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扬言华北是它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
地”，对晋察冀根据地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进攻，除了“扫荡”以外、更加重
视对边区进行“封锁”和“蚕食”，到处建造封锁沟，制造“无人区”，把
根据地分割成好些块。到1942 年，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活动，已对
边区造成严重威胁，有些地方，敌人的据点、堡垒和封锁线，一直伸到我们
鼻子底下。我们派部队去打击敌人，拆毁堡垒，填封锁沟。但敌人与敌伪政
权强迫人民劳役，我们夜里破坏了，白天它又修起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
为了粉碎日军的“蚕食”和封锁，扭转根据地不断缩小的被动局面， 1942
年9 月，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在驻地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会议由聂荣臻主
持，主要研究贯彻
中央关于“敌进我进”的指示。我们在会议上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
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与会同志认为，必须把
反“蚕食”、反“扫荡”斗争联系起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集中军事、政
治、经济、文化多种力量，组成多条战线的全面对敌斗争。应针对敌人在兵
力配备上“前紧后松、前强后弱”的弱点，把游击战争发展到“敌后之敌后”
去。地方部队与主力部队都应如此。
我在会上作了军事报告，主要讲反“蚕食”斗争、将“蚕食”与“扫荡”
的关系和反“扫荡”三个方面对根据地的军事斗争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我认
为，敌人“蚕食”政策的基本特点是“以缓和的、隐蔽的、波浪式的形式逐
渐
向我推进”；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总结几年来速战速胜及进攻根
据地屡遭失败的教训而实行的战略转变。敌人“蚕食”政策在军事上的表现，
是系统的堡垒主义。敌人广泛地构筑沟墙堡垒，并依托这些工事逐步向我地
区推进，由点线的占领逐渐扩大为面的占领。
我在报告中指出，在反“蚕食”斗争中要防止一些错误倾向，如对敌人
“蚕食”政策的严重性认识不够。以为
日寇兵力不足，不可能在广大地区系统地实行其堡垒政策；还有人认为
敌人在我大块根据地上建立几个小小的堡垒，不过九牛一毛；有些地区在敌
“蚕食”尚未严重时，军事上、政策上缺乏具体的研究与认识，不能采取有
效的对策，等等。我提出，华北现时党和军队最艰巨的任务是反“蚕食”斗
争。主要方针是到“敌后之敌后”去，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把敌后活动与正
面斗争相配合，平原与山地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配合，地方
军与正规军相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打破敌人的“蚕食”。
对于敌“蚕食”与“扫荡”的关系，我认为敌人的目的，都是变我根据
地为敌占区。但二者的方法则不同。“蚕食”是以政治斗争为核心，配合军
事的、文化的、经济的各种斗争，采取比较和缓的、隐蔽的方法，以逐渐削
弱我们的力量。但这并不是说敌人不重视军事斗争。大“扫荡”则是组织强
大的军事力量向我进攻，以军事斗争为主，配合其他形式，采取重兵压境，
以多路的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毁灭我根据地。这两种方法虽不同，但并不矛
盾。“蚕食”政策是敌人战略指导的总方针，不断的经济的“蚕食”，正是
为了便于在一定时期的大“扫荡”。因此，我们不能只注意积蓄力量准备反
“扫荡”，也应注意反“蚕食”，应把反“扫荡”与反，‘蚕食”斗争密切
结合起来。
在报告中，我分析了敌人过去对根据地大“扫荡”的特点和规律，提出
了反“扫荡”特别是山岳区的反“扫荡”的方针和战术。在战役初期，因敌
兵力处于绝对优势，应避免同敌主力决战，只以主力军的三分之一和地方军、
民兵，展开广泛的游击战、地雷战；其余主力军一方面与敌周旋，一方面寻
歼孤立的小股敌人。
我强调了要对部队进行控制制高点战术的教育，并对控制制高点战术作
了阐述。我当时认为晋察冀军区位于大行山北段之五台山、恒山、军都山、
燕山。这些地区山高势险，有些地段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扼制敌一连一排的行
动。在战役中要适当控制制高点，阻止和威胁敌人运动，打击搜山的敌人，
保护山上的群众。在五台山和恒山山脉的东面，燕山南面，有广大平原，民
殷物阜，在这些地区开展地道战，我们把山岳和平原斗争结合起来，形成对
敌斗争的完整而有效的体系。加上“军民团结如一人”，就会如孙子所说：
“故善用兵者，动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之下”。
除了军事斗争外，我还强调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方面也要密切配合。
反“扫荡”的时候，要做好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粮食，得不到休息，见
不到群众，从各个方面消耗疲惫敌人，使敌人处处感受困难，减低斗志和武
器装备的优势。要加强对敌伪军的宣传。敌军与伪军，以及敌伪政权之间，
上下有矛盾。我可利用敌之矛盾，以及太平洋战局不利于敌的形势，进行宣
传，分化瓦解，动摇敌之军心，以坚持持久战，保卫群众利益并促成我军的
胜利。
寨北会议后，全军区执行向“敌后之敌后”的方针，北岳区主力部队的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他们派出的几十支武装工作
队，有的秘密越过敌人封锁线，有的分散到封锁线两侧，积极进行游击活动，
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和伪组织，团结人民群众，孤立打击敌人，
相机收复和开辟了1600 个村庄，其中许多小块是我们原来的游击根据地或隐
蔽根据地，开始扭转了从1941 年敌人进行“蚕食”破坏以来的被动局面。
冀中区在寨北会议指引下，恢复工作有很大进展。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
部队，组织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的村庄，开展政治攻势，并利用
平原上的青纱帐作天然屏障，特别是广泛地开展地道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
人，摧毁敌伪政权。到1943 年5、6 月问，冀中区在反“清剿”中消灭敌伪
军近4000 人，使小部队和党政干部能在五分之四的区域里活动。不仅渡过了
最困难的时期，而且为迎接主力部队重返冀中平原创造了条件。
冀东部队在1941 年被迫转移到长城外的热河南部的山区，更深入到“敌
后之敌后”。他们一面继续向东北发展，一面派出多支小部队，采取多种方
式重返冀东腹地，在丰润、遵化、迁安、滦县等地开展反“清剿”、反“集
家并村”斗争，开辟新区，恢复基本区。经过反复较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辽根据地。
平北、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和武装，挺进到“敌后之敌后”，不仅恢
复了很多被敌人临时占领的地区，还扩大了解放区，形势也日趋好转。
寨北会议确定的方针，对晋察冀根据地打破敌人“封锁”、“蚕食”，
变被动为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针，曾受到党中央的赞许。
挺进到“敌后之敌后”的方针及其成功，是晋察冀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
边区从建立起，以聂荣臻为首的领导机关就重视游击战争，加以五台山、恒
山、燕山地形有利，群众好，正规军也一起行动，游击战争发展得很快很好。
“模范根据地”之名，同样体现在游击战争方面。我曾以当时边区战争形势
为背景写了一首诗，讴歌晋察冀的游击战争：
同仇敌忾驱倭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