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笥讯荚谥形南岛屠废迪嗨啤Ｎ彝饬礁鱿档慕淌Ω傅美础Ｔ洞笥镅晕难档睦闲欢牵ㄓ刖酵始印袄稀弊郑允厩鴦e）教授便是我时常拜访的朋友。他比我稍长几岁，是远东大学的著名教授。莫斯科出版过他的书。他住在百年大街，离学校很远，也是两室一厅的小单元。他的书多，本来就狭窄的走廊摆上书架更狭窄了，穿过时小心翼翼。在国内我只在漫画家丁聪先生家里见过这样狭窄的走廊。老谢尔盖的工资同我的一样，老伴已退休，领取不多的养老金。按照苏联当时的生活标准，老两口不愁吃喝。可老谢尔盖仍在別的学校兼课、替报社审稿、在市作协任职，这些都是有偿劳动。有一次我们对酌，我望着他满头杂乱的白发，觉得他有点像贝多芬。他忽然长叹了一声，对我说：“还得为儿孙做马牛啊。”他有一儿一女，都已婚配，女儿离异，成了单身母亲。苏联有不少单身母亲。她们宁肯做单身母亲，也不愿堕胎。老谢尔盖不得不帮助女儿。
我回国那年，苏联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化，每个公民都领到一张私有化证券。卢布疯狂贬值。从1美元兑4卢布，到20卢布，到40卢布，到200百卢布，到2000卢布…今天俄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等金融寡头正是那时候发迹的。我在国内为俄国朋友们发愁，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拉利萨，她是朋友当中最弱的，她丈夫取得副博士学位后找到工作了吗？
五年后，1996年，我再度到远东大学执教。苏联已经变成俄罗斯。我先去看拉利萨，她丈夫瓦列里已学成归来，但找不到工作。他原是远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又学了艺术专业，可远东大学不聘请他。不聘请他是有道理的。他的俄国文史知识很肤浅，还爱吹牛。他忽然提出要讲中国文化，拉利萨恳求我跟汉学系系主任说说。系主任同意他讲一次。他讲中国当代作家，在课堂胡说八道，把李先念、薄一波说成高玉宝那样的作家。我给他指出错误，他不但不感谢，反而说：“就您听得出来。”我很恼火，讽刺他是“活着的经典作家。”没想到这家伙听了乐坏了，大声叫拉利萨：“你听听教授说我是经典作家呢。”拉利萨脸色阴沉，对我说：“教授，您何苦挖苦一个酒鬼呢？”瓦列里曾经是酒鬼，后来戒了。他回来后，家庭担子仍压在拉利萨身上。我想帮她一把，把瓦列里介绍给中国商人开车，从海参崴到绥芬河接送中国人。有一次他接送的是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的胞弟孔德墉。孔先生大概很有钱，给了他五百元，他大喜过望，给拉利萨买了衣服，还把饭店里吃剩的菜带回来，一家欢天喜地。然而好景不长，不少中国商人呆不下去了，对我说：“跟俄国人没法做生意。”撤回国了。雇瓦列里开车的中国商人也准备回国了，我请他把旧汽车留给瓦列里，他慨然允诺。瓦列里便开着这辆车在街上拉客。瓦列里的“财富观”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拉利萨的“财富观”仍是一家温饱。
这几年谢尔盖都干了什么，我不清楚。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在家赋闲，但生活有保障．还买了一辆汽车。他妻子不再管理电梯，因为楼里的电梯早已不能使用。他把我拉到离海参崴几百公里外的原始林。请我吃饭，出手大方，同瓦列里大不相同。我同瓦列里第一次见面时，他问我的头一句话是：“您有没有俄国钱？”我回答：“有！”他喊了声“乌拉”，马上跟我要钱买啤酒。俄国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步履维艰，不懂得游戏规则，被美国记者称为“狂野和放荡不羁的资本主义”。一些精明人士则利用私有化的机会趁火打劫。尤克斯石油公司董事长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国的首富，原来不过是莫斯科某区的共青团小干部。他看出私有化证券有利可图，便大量收购一般俄国人看不上眼的私有化证券，很快成为工厂大股东，又几次倒卖股票，资产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等金融寡头都是这样富起来的。金融寡头在俄罗斯人数极少，数得出来的只有七位。俄国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只有普通百姓和金融寡头。生活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寡头们有了钱便干预政治，资助杜马中的反对派。霍多尔科夫斯基甚至觊觎总统宝座，向普京挑战。但都不是普京对手，各个败下阵来。有的逃亡国外，有的被拘留。
老谢尔盖教授的生活一如既往。女儿不再需要他帮助，他不再兼职。工资六千新卢布，老两口仍能过温饱日子。但要请人吃饭，老伴还要动一番脑筋。
2001年我第三次到远东大学执教。我的老朋友们变化都不大。拉利萨的女儿伏拉达生的女儿已经是小学生了，伏拉达也是单身母亲，并且没有工作。她虽然和父母同住，但同父亲关系不好，经济独立。从她穿戴打扮来看，日子过得并不坏，钱从哪里来的，我感到蹊跷。儿子到秋明油田去了。瓦列里的汽车已变成一堆废铁，无法再拉客挣钱。他为远东大学校长临时写点东西，仍不是正式教师。如校长要访问韩国，他便赶写出介绍韩国的书，其中有几幅插图分明是中国的。拉利萨的家庭负担轻了一些，但仍压在她肩上。她除管理图书阅览室外，有了新工作，替教师同学复印资料。她已步入老年，每星期六还来复印。谢尔盖仍时常请我吃饭，依然丰盛。我问他在哪儿工作，他说夜里给一家商店看仓库，每周去三次，钱挣得比教授还多。他的儿子米沙自费到中国学汉语，也说明他的经济实力。不久前米沙给我打过电话，告我父母安康，并转达他们的问候。
三年又过去了，我最牵挂的还是拉利萨，但没有她的消息。拉利萨，你生活得还好吗？
（原载《看世界》2003年第3期）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
拜读了张小曼女士的《不能歪曲历史》一文（《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5月3日），不知为何马上联想起我同俄国朋友的一次辩论。张女士写道：“如果不是1945年8月上旬苏联百万大军及时出兵援助，仅仅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够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打败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精锐部队，解放东北全境，使蹂躏东北长达十四年之久、八年抗战中杀害数千万中国同胞的日寇法西斯遭到彻底失败吗？”1995年我在俄国执教，两位俄国记者来看我，谈到哈尔滨经济发展比海参崴快。一位忽然说，要不是我们出于国际主义义务，帮你们打败日本关东军，你们能有今天？接着说了同张女士意思相同的话，只是说得没有张女士那样气势磅礴。我听了老大不快，反驳说苏联出兵击溃日本关东军，中国人民是感激的，但你们并非出于国际主义义务，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占领了我们的旅顺、大连。另一位说旅顺、大连怎么是你们的，是日本人从他们手里夺走又被他们收复的。并告诉我他本人就出生在旅顺。我同他们辩论起来，从历史上讲俄国如何侵占旅顺口和大连湾，日俄战争俄国如何战败，二战后旅顺、大连理应归还中国。他们说有条约，我说那是不平等条约。他们说我们出兵打日本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他们的看法又同张女士的看法相似：“…请苏联红军出兵帮助中国打败日本法西斯，在局部问题上作出某些让步，从大局来看不可避免…”不过比她说得露骨。这两位记者代表不少俄国人的观点。我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张女士的文章是反驳马斗全和朱正两位先生的，并说马先生“跟着朱正歪曲历史事实，断章取义”，马先生的文章我没读过，朱先生的《怎样的天火》我是读过的，现在就看看“歪曲历史事实，断章取义”的是朱文，还是张女士的文章？
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看法，今天本已不存在争议，张女士的文章反倒引起争议。她不遗余力称赞这个条约，把它说成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条约。她的这种评价显然与中苏领导人的评价不同，也与中国人普遍的评价不同。“最初提到条约问题，是在1949年2月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时候。当时，是苏方主动提出，1945年8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86页）1950年毛泽东到莫斯科签订中苏新条约时，“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他（指斯大林）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师哲《我的一生》，第301页）邓小平也明确地对到中国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3页）苏联领导人承认条约不平等都有一个借口：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但那时的国民党政府是中国中央政府，代表中国，这种借口站不住脚。共产党执政后，毛泽东先后向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要求重新处理外蒙古问题，均遭到拒绝，不论1945年还是“多年以后”，不论横着看还是竖着看，不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为此我不得不同张女士一起温习温习历史。
1945年2月8日下午3点，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苏联雅尔塔列瓦基宫讨论太平洋战区的军事行动。丘吉尔到达会场前，斯大林向罗斯福提出对日参战的条件，在远东要有个不冻港，具体指的是大连；旅顺应成为苏联海军基地，由苏联租借；中国长春铁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保持外蒙现状。“斯大林元帅说，显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61…162页）斯大林建议罗斯福总统征得蒋委员长对上述条件的同意。苏联愿意同中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国政府得知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后，非常恼火。但迫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派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宋子文携蒋经国等人于1945年6月30日抵达莫斯科。租借旅顺口是焦点之一。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日本侵占了辽东半岛。在沙俄和德、法等列强逼迫下，日本不得不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索取三千万两白银作补偿。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动了侵占旅顺口和大连湾的念头。沙皇说：“据外交大臣收到的情报，英国船只正在靠近旅顺口和大连湾的海面上游弋，如果我们不拿下这些港口，那就会被英国人夺走。”于是沙俄“要求中国将整个关东州连同旅顺口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为期三十六年。而且这次租借有些特点：无论俄方还是中方，都未提出租借费的问题。中国政府拒不同意租借”。但俄方以武力逼迫中方让步。“协定于1898年3月15日签署，中方的代表是李鸿章和张荫桓，我方代表是我们的代办。”（《维特伯爵的回忆》，第106…111页）俄国把日本逼走后，自己侵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日本当然不干，于1904年2月8日突然袭击俄国驻扎在旅顺口的舰队，次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