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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及其不足》中，弗洛伊德再度发挥了这一思想，即性压抑的根本原因在于一种器质性因素，在于人类机体中较高功能和较低功能间的不平衡：［２］
整个性欲而不仅仅是肛门性欲受到了威胁，可能沦为由于人采取直立姿势和嗅觉价值降低而导致的器官压抑的牺牲品。因此，从那个时候起性功能就与一种不易作进一步解释的阻力联系在一起了。这种阻力在通往完全满足的道路上设置下障碍，并迫使性功能从其性的目标转向里比多的升华和移置……所有的神经症患者，也包括许多其他人，都对“产生于屎和尿之间”
（ｉｎｔｅｒｕｒｉｎ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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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ｆａｅｃｅｓｎａｓｃｉｍｕｒ）
这一事实怀有反感。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对始于直立姿势的新生命形式施行机体保护，乃是随着文化而发展的性压抑的最深刻的根源。
那些像米德尔顿。默里一样诅咒斯威夫特的排泄幻象违犯基督教义的人们，大可以深思一下弗洛伊德在上述两段文章中部使用过的圣。奥古斯丁的那句引语。
下述事实表现了斯威夫特的思想与弗洛伊德相类似，即全面阐述他那些诗作不得不采用“压抑”和“升华”这些术语。造成斯特里芬和卡西努斯的罗曼蒂克幻想并使得真相的暴露如此具有伤害性的，当然不是对肛门因素的无知，而是对它的压抑；而斯威夫特诗中表现出的最终恐惧正是想到升华——即是说所有的文明行为——是一个谎言，一旦质诸真实就无法存在。他在最早处理这一主题时（《贵妇的化妆室》，１７３０）
，还和斯特里芬一道讲述升华仍然可能的道理：
难道我要拒绝爱情的女王，只因为她来自恶臭的泥污？
斯特里芬也使自己调和于——
混乱中产生了这样的秩序，粪堆里长出如此艳丽的郁金香。
但是在《斯特里芬和奇萝》（１７３１）中，升华作用与对排泄功能的意识则表现为互不相容，而结论是升华作用必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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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一切代价，甚至以压抑为代价来加以培养：
古今官方都命令说女人应当体面端庄：对配偶尤须藏起每处瑕疵岂止是不要让全世界所知……
把感情建立在情理和智能上，用礼仪铸造成铁壁铜墙。
在这些诗作的最后一篇《卡西努斯和彼得》中，甚至这个解决办法也碎裂了。集中体现在“理智”一词中的具有文明化升华作用的生活，因为排泄幻象之不可压抑而崩溃了。
这首诗谈到了两个大学生：
剑桥成长的两个二年级大学生都富于特别的理智，都是多情人——
而卡西努斯这样解释他的致命创伤：
也不要惊奇我怎样丧失了理智；啊！西莉娅，西莉娅，西莉娅拉（屎）。
神圣的马的种族“慧駰”
（ｔｈｅＨｏｕｙｈｎｈｎｍｓ）
，①则摆脱了
①《格列佛游记》第四部中慧駰国的统治者，它们与耶胡相反，是些富于理性、公正和诚实的马。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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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蒂克的柏拉图式爱情的幻想，更确切地说是摆脱了爱情。
“求婚、恋爱、送礼、遗产、授产之类在他们头脑里都绝不存在；在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表达这类事情的词语。年轻夫妻的相识和结合，都仅仅因为他们父母和朋友的决定——这是他们每天都看着发生的事，而他们也把这视为理性动物的一种必然的行为。”
［２３］如果说慧駰代表着对人类生殖功能和生殖制度的一种批评，那么耶胡就代表了对肛门功能的一种批评。
耶胡代表了人类兽性的自然内核；但斯威夫特的想象和格列佛赎罪心理的实质乃是认识到西欧的文明人不仅仍是耶胡，而且比耶胡更坏——“是一类凑巧得到了一点理性的动物，他（指慧駰，下同。——译注）想不通这是由于什么机缘。然而理性对我们却毫无用处，却只是助长了我们天性的腐败堕落，并且使我们感染上造物本没有赋予我们的坏习性。”此外，耶胡的本质在于肮脏，这种肮脏不是使它们区别于西欧人，而是使它们区别于所有其他动物：“使他感到奇怪的另一件事是耶胡对污秽肮脏有奇怪的嗜好，而所有其他动物则似乎对清洁有天然的爱好。”
耶胡在生理上具有一种极度的恶臭——“那臭气大概介于黄鼠狼和狐狸的气味之间”
——它在交配季节更为强烈，对于公耶胡是一种有力的诱惑。格列佛在回到英格兰之后还仍然感觉到人类身上的臭味：“第一年里我不能忍受我的妻子或孩子呆在我跟前，他们的那种气味简直让人受不了。”当他上街的时候，他要“用芸香、薰衣草和烟草紧紧塞住鼻子”。耶胡吃东西的习惯也同样不洁：“没有什么比耶胡不分青红皂白任何东西都吃的习惯更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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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了，它们遇见什么就吞下什么，无论是草、根、浆果还是腐败的兽肉，或者把杂七杂八的东西搅在一起吃下去。“
但是，耶胡和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对自己的排泄物的态度。对耶胡来说排泄物并不仅仅是些废物，而且是自我表现和进行攻击的工具。这种态度从幼年期就开始了：“当我用手抓住那个小坏蛋时，它排泄出一种又黄又稀的污秽东西，把我的衣服全弄脏了。”这种态度持续到成年期：“有几个该死的这类畜牲抓住背后的树枝，跳到树上，从那里把粪便拉到我的头上。”
这也是耶胡的仪式的组成部分，象征着社会的更迭：当耶胡群的老首领被撤职的时候，“它的继任者就率领着那个地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耶胡一齐前来大小便，弄得它从头到脚都是屎尿。”因此，在耶胡的社会领属系统中，“这个首领总有一个与它本身尽量类似的宠儿，它的差事就是舔主人的脚和屁股，并把母耶胡赶到主人的窝里去。”
格列佛在返回英格兰之后还仍然认为人这种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就在于具有特别的排泄性，所以他和自己的马夫呆在一起就觉得摆脱了人类的那种难受的臭气：“因为我嗅到他从马厩里沾上的气味就感到精神振奋。”
斯威夫特并不像赫胥黎所说的憎恨人有五脏六腑，而只是憎恨人类使用它们的方式。
［２４］
对人类排泄天性所作的这种可怕的描绘，是理解《格列佛游记》的一个巨大的障碍——昆塔拉说它是审美上的一次失误，是拙劣的哗众取宠；米德尔顿。默里说它是对人类谬加毁谤：“因为即使我们竭尽想象之能事来对人类进行剔刮剥离，也不会得到耶胡这种东西。我们大概会找到它的残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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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恶，但我们绝不会找到它的污秽和肮脏。那是人性的一种毫无道理的堕落；不是一种赞扬，而是骇人听闻的攻击。“
［２５］
可是，如果我们不是用隐蔽在昆塔拉和默里的苛责背后的那些助长人类自傲心理的老一套自鸣得意的偏见，而是用精神分析无情的睿智来衡量斯威夫特是否说得正确，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耶胡的排泄幻象与精神分析关于肛门性欲在人类文化形成中广泛作用的学说实质上是相同的。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在婴儿期要经历一个阶段——肛门阶段——其结果则是里比多即身体的生命能量集中在肛门区域内。婴儿的肛门性欲阶段采取的基本形式是在肛门产物之上附加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性等同方式的结果，则是肛门产物对于孩子来说获得了作为其自己的孩子或创造物的意义——他可以用它在游戏中得到自恋快感，或者从别人那里得到爱（以粪便为礼物）
，或者向他人表明独立（以粪便为财产）
，或者对他人施行侵犯（以粪便为武器）。这样，社会行为中的某些最重要的范畴（游戏、礼物、财产、武器）就从婴儿性欲的肛门阶段中产生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绝没有失去与这一阶段的联系。当婴儿性欲达到其灾难性的终结时，非身体性的文化事物承袭了本来附着于肛门产物的象征意义，不过只是作为第二好的替代物来取代原来的东西（升华作用）。因此升华是象征的象征。财产的范畴并不只是简单地由粪便转移为金钱；相反，金钱就是粪便，因为肛门性欲在潜意识中继续存在着。
肛门性欲并没有被戒除和摒弃，而是被压抑了。
［２６］
精神分析学中主要的含混不清的地方包括如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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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比多的婴儿前生殖器时期的机制，包括肛门机制，是不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我们在本书其他地方业已采取的立场是，它们并不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而是被人的自我（ｅｇｏ）
建构的；更确切地说它们代表着人的身体的畸变，而这正是人的自我。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精神分析学和斯威夫特的论点不谋而合，即肛门性欲——用斯威夫特的语言来说是“对污秽肮脏的奇怪嗜好”
——就特别是人类的特权；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又与斯威夫特有所分歧，按照他的意思，那种对污秽肮脏的奇怪嗜好在生物学上是既定的。这也就是说，斯威夫特不给耶胡任何“一点理性”
，并且把耶胡转变为西欧文明人仅仅归因为理性，这是错误的。如果肛门机制是由人的自我建构的，那么，“对污秽肮脏的奇怪嗜好”就是人。
类理性的一种原始的或婴儿期的表现。斯威夫特也先于弗洛伊德对肛门性欲与人的侵犯行为之间的联系作出了强调，耶胡的污秽首先表现为以排泄物实行侵犯：精神分析理论也强调肛门机制与人的侵犯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至于将婴儿期性行为的这一阶段称为肛门－施虐阶段。挑衅、统治、权力意志这些人类理性的属性首先是在排泄物的象征性操作中发展起来的，又在对排泄物的象征性替代物进行象征性操作中永恒化了。
精神分析关于肛门性欲的理论依赖于它关于升华作用的理论。假如金钱之类并不是粪便，那也就没有多少理由去假定人对于排泄物怀有奇特的迷恋。同样的道理，假如斯威夫特没有同时也预见到升华理论，那就很难理解他怎么会预见到关于肛门性欲的理论。然而斯威夫特确实是预见到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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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作用的理论。发现这一点的功绩应当归于威廉。燕卜逊（ＷｉｌａｍＥｍｐｓｏｎ）。
燕卜逊在谈到《桶的故事》及其附录《精神的机械作用》（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
时这样写道：［２７］
在斯威夫特的这个可怕的事例中，也由于同样的机制，表明了他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一种怀疑，而不是读者的意识。
“每一件精神性的和有价值的事物都有一个粗俗而令人厌恶的模仿物，与它十分相似，并有相同的名称。
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