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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单论列近代今文诸家，可以说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戴望、邵懿辰、王辏г恕⒘纹街钊斯赜诰Ъ獾姆⒄购图蟪桑巧鲜鲋钊酥鸩教岢隽恕吨芄佟贰ⅱ佟∥涸矗骸读胶壕窆盼募曳ǹ夹稹罚段涸醇飞喜幔�152 页。
《左传》、《诗经毛传》、《逸礼》、《古文尚书》、《尔雅》等书的后起伪作问题，康有为才提出“新学伪经”，整个推翻古文经学的独尊地位。在康有为之前，大部分今文经学家虽有变易思想，但由于没有以外来学说作为借鉴（魏源了解一些外部史地知识和时事，但还未深入到“学说”），因而只能在传统学术中兜圈子，甚至以复古为变革。康有为高出于前述诸人，一在他综合并大步推进诸家之说，二在他融合了进步的西方学说，尤其是把“学术”与“政术”结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因而造成了空前的影响。今文学家以复古为变革，但与认为“凡汉必真、凡汉必好”的古文学家相比，确实多了一些疑古精神。清代学者本有疑古辨伪之风，如崔述（1740—1816）著《考信录》，对先秦诸书除《易》、《书》、《诗》之外，全都怀疑，对《春秋》、《论语》中某些部分也不相信。今文学家既受疑古思想的启发，其学术也更助成了疑古思潮，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崔适（1852—1924），就引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著《春秋复始》，疑《穀梁传》为古文；著《史记探源》，称《史记》曾被刘歆窜乱，其学说直接影响到20年代的疑古思潮和古史辨派。
再次，晚清汉学——古文学派。
晚清古文经学派略呈不振。能坚守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朴学、并对当时和后来学术有较大影响的是黄以周、俞樾和孙诒让。
黄以周（1828—1899）曾主讲南菁书院，不太拘守汉宋门户，但服膺段氏与二王的治学方法。精于治《礼》，著《礼书通故》，集清代学者治《礼》之大成，对于每项礼制都博征古说而下以审慎明晰的判断。俞樾（1821—1907）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学问渊博，于群经、诸子、语言文字以及小说、笔记撰述多种。名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系在长期札记的基础上组织成书，对古书中出现的、而《说文》所没有的文字予以考证解说，并指出后人许多误读古书、妄改文句、或传抄失真的例子，是训诂学名书，于人读秦汉古书极有帮助。他的另一名书为《群经平议》，主要价值也在训诂和校勘。孙诒让（1848—1908）于经学特长《周礼》，积20 年之力写成《周礼正义》，该书以“注明即经明”为旨，收录释注、旧疏极多，声明来历而不强为牵合。梁启超称“仲容（即孙诒让）斯疏，当为清代新疏之冠”，“此书和黄儆季（即黄以周）的《礼书通故》，真算得清代经师殿后的两部名著了”①。上述三位经师不仅受到梁启超的肯定，在古文经学方面尤其给章太炎巨大影响。
属于古文经学派的，除前已谈到的章太炎外，还有刘师培（1884—1920）。他于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曾在《国粹学报》上连续刊载《读左札记》，以多种有力根据批驳了今文经学派以《左传》为刘歆伪作的观点，肯定《左传》为解释《春秋》而作，故政治和文化思想均与孔子一致。此外，刘师培对《周礼》亦有深入研究，在音韵、文法方面，这一时期有更可观的收获。陈澧著有《切韵考》和《广州音说》，研究古代音韵和方言。前述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不仅有训诂、校勘之功，而且总结了古人许多说话、行文、用字的习惯和规律，实际就是探讨了古代文法，因而大有助于阅读古籍。马建忠（1845—1900）利用精通多种外语的优势，参照拉丁语法、从经、史、子、集中选出例句，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和运用规律，写成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00 页。《马氏文通》，成为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章太炎著有《文始》和《新方言》，不仅考察古今音变，且由发音探讨字义，研究精审，从而成为现代音韵学的奠基人。
先秦诸子研究的巨大进展。
先秦诸子的学说，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直至清代中叶，2000 年来问津者寥寥，主要原因当然在政治忌讳和未脱思想牢笼。乾嘉考据学风兴起之后，一切唯古是尚，才有学者渐把目光扩大到六经之外。卢文弨的《群书拾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 已推勘及于诸子，毕沅、江中、孙星衍、洪颐煊诸人，也兼治荀、墨。进入近代，蒋光煦、戴望、王辏г恕⑼跸惹⑼豕馍鞫荚谘芯恐钭由匣瞬簧倬Α５接衢泻退镖比茫蚧旧贤瓿闪说谝唤锥蔚墓ぷ鳌�
俞樾在这一领域中著有《诸子平议》、《诸子平议补录》和《读书余录》，于先秦管、晏、老、墨、荀、列、庄、商、韩非诸子均有初步研究。孙诒让不仅博通诸子，尤精墨学，以10 年之力著成《墨子间诂》，不仅据善本雠正，还探讨古训，刊正错漏，去伪存真。其《附录》和《后语》，辑佚钩沉，考订流别。“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①。《墨子》中的算学、光学、力学、逻辑学，由此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
但是此时对诸子的研究，总的说还处于整理、校勘、注释的阶段。直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他们，才有对诸子学说思想意义的发掘、评价、利用和改造。
康有为对先秦诸子，如同他认为孔子是“创教”、“改制”一样，提出了“诸子并起创教”、“诸子创教改制”、“诸子改制托古”、“诸子争教互攻”等基本看法，从“政术”的角度，以创教说附会于诸子，为其尊孔子、倡儒教的主张作陪衬。梁启超不同，他不从“创教”、“改制”的角度看待诸子，而是以是否尊君、崇古，能否用世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说，先秦诸子不是讲“平等”（如墨子）就是“主放任”（如老庄），都“不利于专制”；“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因此“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又说，先秦“诸家道术，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于前者既希，其传于后亦自不广”；而“孔学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便于后学“自附”，意即保守崇古才能使学说流传广播。他还认为，先秦诸子“未尝有借助于君之心”，因而脱离了现实的可行性，孔学则主张“以用世为目的，以格君为手段”，后代儒者对君主“恭顺有加，强聒不舍”，故能“捷足先得”①。总之，要能“用世”，就一须崇古，二须尊君，否则这种学问就不能流传，不能有用，也就不值得肯定。梁启超的这种出发点是和他当时既要改良时政，又要忠于光绪帝的立场是一致的。
章太炎把诸子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在十九世纪末，他就力图发掘先秦诸子丰富的思想意义，作为挽救社会危机的借鉴。他首先把荀学提高到与孔学同样的地位，阐发荀子认识上朴素的反映论，“法后王”的进化观念以及政治上主张“合群明分”，经济上主张“损有余、益不足”，道德上主张“欲不可绝，欲当为理”等学说。同时肯定管仲、申不害、商鞅等前期法家的富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30 页。①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0—41 页。强之术和墨家的勤俭刻苦。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章太炎更写下了于后世影响极大的《论诸子学》，以深刻的批判精神系统地讨论评判先秦诸子。他指出儒家虽“以致用为功”，但“湛心荣利”，因而极易与现实妥协，进而缺乏坚定的政治信念。中庸之道、矫言伪行、投机取巧、竞奔名利，给后代留下了极坏的先例。又指出老子“胆怯”，“事事以卑弱自持”；批评墨家为宗教家，“墨子之说，其不应者甚多”；对韩非力主思想专制的学说也作了抨击，只肯定了庄子放言无忌的“抨弹前哲”和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以及墨家“所独胜”的“非命说”。此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也曾多方面尝试用新方法（如西方的逻辑学、心理学），从新角度探讨诸子思想。在《齐物论释》中运用佛学阐发老庄“道法自然”、不强求齐一的主张。
章太炎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当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而且前后也多有曲折变化，但他彻底打破了前一阶段停留于名物训释、考校补正的研究格局，抛弃了康有为、梁启超实用主义的附会方法和尊君崇古的价值标准，运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从纵向上考其渊源，察其流变，而且从横向上联系对比，逐层深入分析诸子学说，为人们再现出五光十色的古代思维宝库，举凡诸子在哲学、政治、宗教、伦理、逻辑、语言等各方面的建树，均能初识其大处，评判其长短得失，并将这些理论观点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求是”与“致用”的统一。所以章太炎的先秦诸子研究，明显地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当时产生巨大震动自不必说，就是在后来也一直被人们重视，“五四”时期出现的“新墨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再往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先秦诸子的讨论和研究，都能或隐或显地看到章太炎的影子。
刘师培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周末学术史序》，对先秦诸子的学说思想，分别划归伦理学、政法学、理科学、计学、宗教学、逻辑学等加以衡量和讨论，评述诸子各自的优长和不足，对此前研究不够的管子，所论尤有见地。刘师培的“诸子出自王官”说，与章太炎相同，但在分析时，章太炎主要关注各家学说的社会效果，刘师培则侧重于各家的学说体系，不过他用近代学科的概念和体系来衡量诸子，仍然显得有些牵强。最后是清末民初学者们对两汉至两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