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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讯社的大量建立。中国人自办通讯社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
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中兴通讯社，宣统元年（1909）李盛铎、王慕陶在比利时创办了远东通讯社。此外，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夕在武昌创办过类似通讯社的新闻传播机构。辛亥革命后，新闻通讯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1912 到1918年，新创立的新闻通讯社有20 余家①。较著名的有李抱一于1912 年创办于长沙的湖南通讯社，邵飘萍于1915 年创办于日本的东京通讯社和1916 年创办于北京的新闻编译社，还有1918 年冬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国民通讯社。通讯社的大量建立，改变了我国新闻传播单纯依靠报纸的状况，反映了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三，记者地位的提高和名记者的出现。随着报刊和通讯社的大量涌现以及人们对新闻需求的增长，以新闻采访为业的记者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有人回忆说，辛亥革命后，“无冠皇帝（指记者）纷然并起。报社如林，报章如雨，高谈雄辩，扬厉铺张，当道虚席，社会侧目，炙手熏天，此为一盛”②。这反映出记者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凌霄、刘少少、胡政之、张季鸾等。他们大都受过较多的资产阶级教育，有一定的新闻理论修养和办报经验。与以前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政治活动家兼报刊政论家不同，这些名记者都是专门从事新闻采访。
然而，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发展是短暂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封② 《政治官报章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43 页。
③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47 页。
① 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0 页。
② 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0 页。
闭了所有国民党人办的报刊。到1913 年底，辛亥革命前后发展起来的500多种报刊只剩下130 余种，这就是近代新闻史上有名的“癸丑报灾”。接着袁世凯政府又先后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出版法》等法令条文，并以这些法令条文为据，残酷镇压报纸和报人。从1912 年4 月到1916 年6 月，被袁氏政权封闭的报馆达71 家，被传讯的49 家，被捣毁的9 家，有24 位报人被杀害，60 余位报人被捕①。袁世凯在镇压了国民党报刊和反袁报刊的同时，先后创办了《亚细亚日报》、《金刚报》等御用报刊，并用各种方式收买一些报刊为己所用，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
1916 年，袁世凯死亡，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裂。各派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放松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许多被袁世凯封闭的报刊趁机复刊，报刊上反对封建专制独裁、宣传新文化的文章也逐渐增多。1915 年9 月15 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此后，又有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晨钟报》，陈独秀、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国民》月刊和《新潮》月刊问世。1918 年10 月14 日，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该会还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新闻学专业刊物《新闻周刊》，并开始了我国近代最早的新闻教育①。这些都表明，我国的新闻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① 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4 页。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年版，第31 页。第二节图书出版事业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第一，传统刻书业和近代出版并行发展。随着西方科学文化和新的印刷技术、机器的传入，新式出版事业产生并不断发展，但中国传统的刻书业并未因此而衰落。尽管其刻印技术并没有突出的发展，但它仍是中国近代图书印制的重要途径。第二，在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编辑、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往往由一个出版机构完成，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书肆、书坊内，也表现在新式的书局中。第三，中国近代新式出版业最先是由外国人创办，而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又往往是报刊出版发行机构。
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逐步发展1。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
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我国出版发行报刊，而这些报刊中，中文报刊都还是雕刻印刷。嘉庆二十四年（1819），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印刷工人梁发和蔡高的配合下在马六甲铸成了中文铅字，并译印了第一部汉字铅印书《新旧约圣经》①。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拥有中文铅字和英文铅字，使用较笨重的印刷机器，以牛为动力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②。它最初主要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品，后来又译印了一些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从咸丰二年至九年（1852—1859），共译印9 种。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韬就职墨海书馆编辑，他不仅翻译了一些西方科普读物出版，而且写成《海陬冶游录》、《瀛海杂志》等著述在该馆出版。该书馆还出版了《六合丛谈》月刊，这是我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
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美华书馆，是中国近代另一个重要的由外人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它的前身是开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馆，这个书馆采用英国人制成的汉文铅字（当时称为“香港字”）印制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道光二十五年（1845），该书馆迁至宁波，改名为美华书馆。咸丰十年（1860）又迁至上海。它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出版印刷机构。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它总共出版发行各类图书40 万册，其中24 万册是《圣经》和其他宗教书刊，其余还有一些学校教科书和自然科学书籍③。该馆还改进了中文活字规格，定出7 种标准，奠定了中文铅字制度的基础①。
同治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又相继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如法国人办的土山湾印书馆，英美传教士办的广学会，英国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格致书院，以及由大英圣书公会、大英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合并而成的“中华圣经会”。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十六年（1890）止，这些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3 页。
② 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0 年版，第265 页。
③ 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66—267 页。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4 页。
版史上1000 余年来一直以儒家经典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并译印了一些外国宗教书；一些出版物如《资政新篇》，还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向西方学习的要求；而且，太平天国出版的儒家经典都作了删改，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少见的。这些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出版事业所具有的革命意义。
3。洋务派译刊西方书籍。
洋务派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于同治年间开始大量翻译刊印西方图书。
洋务派译刊西书活动始于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于同治元年（1862）奏准设立的外语学校。为使学生有翻译实践机会，同文馆也从事西书翻译活动。学生在馆学习五年，最后两年必须译书。教习也多有译著。同治十二年（1873）同文馆附设印刷所，备有中、西文活字4 套，手摇印刷机7 部。馆内师生译著均由印刷所铅印。光绪十二年（1886）专设纂修官两员，负责编辑加工润笔工作。同文馆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合并到京师大学堂为止，共译刊西方图书200 多部，其中以美国人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中国人杨树和张秀合译的《世界史纲》、法国人毕利干所译的《化学阐原》影响较大。
同治六年（1867），李鸿章创建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附设了翻译馆，开始翻译西方图书。参加翻译的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中国科技人员，也有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等外国人。译书方法是由外国人口述，中国人记录并予以改正修润。该馆在前后近40 年中，共译出各类西书199 种①。内容以自然科学、机械制造、兵工和造船为主，兼及史地、医学、国际公法等。其中以徐寿主译的《化学鉴原》、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续几何原本》、徐仲虎与傅兰雅合译的《运规约》最为著名。
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奏准创立上海南洋公学，附设有译书院。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898—1901）间，张元济任该院院长。他主持出版了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和《原富》二书，影响较大。其余出版物主要是学校教科书。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才开始译刊各国政治、历史、科技方面的书籍。
在洋务派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图书中，确有不少价值较高的书。但这些译著偏重于自然科学、实用工艺和军事方面，而很少有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艺方面的著作，这是与洋务派创办这些机构的动机有关的。
4。戊戌维新时期的出版事业。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后，维新派不仅创办了一系列的报刊宣传变法维新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且将译印西方图书也作为他们宣传活动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在论述维新派学会的作用时，就将“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作为学会的任务之一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等组织了强学会。不久，强学会改为强学书局，“日以翻译西书，传播要闻为事”①。接着，康有为又到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在上海强学分会所举“最重要四事”中，第一是“译印图书”，第二是“刊布报纸”。然而，无论是北京强学会还是上海强学分会，存在的① 邹振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出版史料》第6 辑。② 梁启超：《论学会》，《戊戌变法》第4 册，第376 页。
① 《益闻录》第1574 号，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出版。
时间都很短，它们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是创办报刊，在译印图书方面成果并不显著。
维新派的主要图书翻译出版机构是大同译书局。大同译书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立于上海，以康广仁任经理。关于该局的译印范围，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写道：“以东方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华商学，挽回利权。”②大同译书局创设至戊戌政变发生时存在的1 年时间内，共刊印了10 余种书籍，较重要的有《大彼得变政考》、《英人强卖鸦片记》、《瑞士变政记》、《俄土战纪》等译著和《经世文新篇》、《新学伪经考》、《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