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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四年（1844），洪秀全、冯云山离开家乡去广西，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不久，洪秀全回到花县，一面教书，一面传教，并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稍后，又写了《原道觉世训》。这些作品要求平等，反对压迫，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企望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同时，冯云山在广西省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拜上帝会”组织，团聚了会众2000 多人，包括汉、壮、瑶各族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中有种山烧炭的杨秀清和贫农萧朝贵。道光二十七年（1847），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区和冯云山会合。为巩固和发展拜上帝会，他们共同策划、制定了“十款天条”、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加强对会众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拜上帝会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同当地封建势力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并由开始的反对神权发展为政治性的斗争。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的力量，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斗争愈演愈烈。道光二十八年（1848），恶霸地主王作新率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等人，向桂平县衙门控以“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①。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讯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又回广东，拜上帝会一时失去了主持人，会众① 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 册，第82—83 页。发生混乱。在紧要关头，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随后，萧朝贵也以同样方式取得代“天兄耶稣”传言的资格。“天父”是拜上帝会信仰的最高主宰，它的体现者是洪秀全。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虽然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却从此在宗教地位上取得了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最高权威，给日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埋下了一重危机。
冯云山在拜上帝会会众营救下出狱后，往广东寻找洪秀全。道光二十九年（1849），两人重返紫荆山。这时，拜上帝会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以紫荆山为中心，东由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起武宣、象州，南迄陆川、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都有它的组织。拜上帝会在发展和斗争中，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死，咸丰帝即位。当时，广西又遇大饥荒，农民到处起来斗争，把整个广西省都震动了。拜上帝会起义时机已趋成熟，洪秀全要求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整编队伍。拜上帝会会众到金田团营后，按军队编制建立了一支队伍，与清军展开战斗，先后在平南县思旺和金田附近的蔡村江大败清军。这两次胜仗，稳定了金田的形势。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 年1 月11 日），在洪秀全生日这天，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金田起义后，清钦差大臣李星沅发现太平军与天地会不同，“实为群贼之尤”，决定集中兵力围攻太平军，由广西提督向荣指挥。在清军的围攻下，太平军英勇奋战，在大湟江口击败清军。咸丰元年二月（1851 年3 月），太平军转进武宣县东乡扎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正式即天王位。八月（9 月），太平军击败新任钦差大臣赛尚阿督率的清军的围攻，并一举攻克永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西王以下各王都受东王节制。还订立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制度，颁行了天历。
清廷急忙调集重兵包围永安城。咸丰二年二月（1852 年4 月），太平军由于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于是突围北进，出广西入湖南。在湖南南部连克道州、郴州，当地天地会及劳动群众参加太平军的很多，其中的挖煤工人组成了土营。其时已是七月（8 月）。十月（12 月），以久攻长沙未下，转占益阳。十一月（12 月），克岳州。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批军火、船只，组织了水营。在进军的战斗中，冯云山、萧朝贵先后牺牲。
太平军撤离岳州后顺流东下，进入湖北，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 年1 月），攻占湖北省城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清廷震惊，将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拿问，命署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防守安徽、江苏，以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防河南，妄图堵截太平军。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将近一月。咸丰三年正月（1853 年2 月），洪秀全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等地，兵临南京城下。二月初十日（3 月19 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翌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等。太平天国把南京改称天京，定为都城。随后，太平军又先后攻克江南重镇镇江和江北重镇扬州，肃清了天京外围的残敌。
太平军在进军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借券，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扫荡。而对于人民群众则爱护备至，“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献给贫民，。。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①。这使太平军到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连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乡民处处助贼打仗”②。因此，太平天国起义获得迅猛发展。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 册，第271 页。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 册，第272、275 页。
第二节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明确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规定把田地按好坏分成九等，在分配时好坏搭配，不分男女，16 岁以上的都可以分到一份，15 岁以下的减半。它还规定，居民25 家为一基本单位，称为“两”。地方基层政权建立乡官制度。各家农副业生产所得，除个人消费部分以外，其余都应缴归国库。婚丧等额外开支，都由国库按定额发给。太平天国想通过实施这个制度，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大大发展了过去农民战争提出的均贫富和均田的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愿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是，这个制度所制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所设计的那一套方案，却不切合实际。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这是农民的平均主义空想。《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没有能够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太平天国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安徽、江西等地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一政策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漕粮。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在太平天国辖境内，由于很多地主被杀或逃亡，原来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不再向他们交租了。留下来的地主大都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不少佃农拒绝向他们交纳或者少交田租。这一切说明农民的生活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国一度在天京完全废除私有财产，生活必需品由国库按定额供给。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夫妇不得同居。男子除参加军队者以外，都要参加生产或在政府机关中服役，女子大致相同。商业也被废除。对于手工业，则由诸匠营和百工衙统一经营管理。诸匠营和百工衙只是为供应太平天国的需要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给各单位，不经过市场进行交换，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依照农民平均主义思想所制定的改造城市的方案，让居民过平均主义式的生活，有城无市，原来的城市变成了城堡，这是违背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的，所以终于遭到失败。咸丰四年底、五年初，他们允许居民恢复家庭生活，承认私营工商业，天京的秩序逐渐恢复原来的状态。
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尊重妇女的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妇女跟男子同样分得土地，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买卖婚姻。太平天国曾提倡“一夫一妇”，禁止娼妓、缠足、买卖奴婢等封建陋习。他们还建立了女军，设立了女官，还享有参加考试的权利。这些措施对封建宗法制度起了冲击作用。但是，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者却仍沿袭历代封建帝王的妃嫔制。洪秀全还宣扬“妻道在三从，勿违尔夫主”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在思想文化领域，太平天国对孔子和儒家的正统权威进行了一次冲击。
金田起义前，洪秀全便在他的私塾中撤去孔子的牌位。在道光二十八年撰写的《太平天日》中，洪秀全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反孔思想，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并把孔丘像捆掷在“皇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斥责和鞭挞，使“孔圣人”威风扫地。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尽情扫荡孔庙和孔子等人的牌位，把儒家经书斥之为“妖书”，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①。这样空前猛烈地冲击孔孟及儒家经书，无疑具有革命意义。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对儒家思想中的封建性糟粕进行任何实质性批判，对四书、五经也只是删去鬼神祭祀之类的字句，或做些枝节的文字改动，而把儒家思想中的基本内容如等级制、三纲五常、天命论等，都保留了下来。
在对外关系方面，太平天国虽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但他们反对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输入，坚持了反对外国侵略的立场。咸丰三年三月到四年五月（1853 年4 月—1854 年6 月），英国公使文翰（S。G。Bonham）、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de Bourboulon）、美国公使麦莲（R。M。McLane）等先后打着“中立”的幌子到天京访问。他们访问天京，是为了窥视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试探太平军及其领导对西方国家的态度，以便确定其侵华政策的具体措施。这些公使到天京后，企图胁迫太平天国承认各国在华的侵略利益。文翰就把《南京条约》抄送给太平天国政府，其用意是要太平天国承认此项不平等条约。他还扬言，如果革命触犯了英国的利益，他们将会像发动鸦片战争那样来对付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