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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内阁的重要部门皆被袁世凯的亲信所控制（如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海军总长刘冠雄）。4 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北迁。由于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责任”，使袁世凯感到这届内阁的存在已有碍他的独裁统治。6 月，袁世凯利用唐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一事，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就发布了改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4 个同盟会阁员被迫辞职。财政总长熊希龄、外交总长陆征祥也相继辞职。
唐内阁倒台后，袁世凯提名陆征祥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二届内阁。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下，参议院被迫通过内阁新成员名单，但随即又对陆征祥提出弹劾。陆从此称病不出，袁世凯乘机任命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将内阁变成了自己的御用机关。
在军事方面，袁世凯以统一军令为名，强迫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各省大量裁军。黄兴所领导的南京留守府在其存在的两个月中，主要工作就是裁遣民军。1912 年6 月14 日，南京留守府正式撤销，黄兴解职。
袁世凯一方面在向集权专制道路上推进，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声称“忠于共和”、“忠于约法”，以欺骗和麻醉国民。因为当时革命党人在南方还拥有数省实力和十几万军队，特别是因为辛亥革命使清朝覆灭、帝制废除，造成了一股强劲的“自由之风，共和之气”，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的新局面。这样，在民初，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主空气浓厚，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党人一度对袁世凯放松了警惕。孙中山表示10 年之内不入政界，将专心致力于发展实业。黄兴也主动裁撤南方军队。在同盟会里，宋教仁等一部分人幻想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跟袁世凯进行议会斗争，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1912 年8 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宋教仁等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提出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注重民生等主张，比同盟会的纲领大为倒退。经过努力，在1912 年底到1913 年初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宋教仁等大受鼓舞，希望能够就此以国会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来削弱和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是，袁世凯已决心用暴力来维护他的专制统治。1913 年3 月，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
在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主张立即发兵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许多国民党人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主张静待法律解决。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也主张通过国会举行合法斗争，反对武力讨袁。此时袁世凯却秘密下达动员令，要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实力。4 月，他指派赵秉钧等人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 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年息5厘，分49 年还清，以中国全部盐税为担保。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卖国借款，准备内战。对此，列宁在当时即已指出：“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为了反对中国的民主派，已经签订了向中国提供一笔新借款的契约，因为‘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①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一方面传话给国民党人，凶相毕露地公开威胁：“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②他还特别强调，此话“即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1913 年6 月，袁世凯下令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国民党的领导人被迫应战，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7 月，李烈钧、黄兴等分别在江西湖口县和南京宣布讨袁。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由于国民党内部涣散，反袁的力量薄弱，“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了。孙中山、黄兴被迫再次逃亡日本。北洋军阀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到长江流域，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掌握的地方政权全部丧失。
①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 卷，第318 页。
② 《时报》1913 年5 月24 日。
第二节洪宪帝制和护国运动袁世凯虽然镇压了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但在国会中，国民党议员还占有多数议席，袁世凯还要利用国会选举他成为正式大总统。所以，在对南方国民党人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袁世凯还授意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成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他还采取各种方式收买议员，而议员也以此猎取利益。议员的收买情况，据记载：“除脱党入党外，有不必脱党入党，投一票赞成一事即有若干金者，且有不必投一票赞成一事，只不出席便有若干金者。。。甚有买卖议员从中说合者，未能如约得折扣工资，竟提出诉讼，以买卖猪犬鸡鸭亦无中资不付为比者。”①1913 年10 月，在袁世凯的压力下，国会未等宪法制定完毕，就匆忙进行了总统选举。自称“公民团”的袁世凯的便衣军警、流氓数千人，包围了会场，强迫议员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否则不准走出会场。就这样，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英、俄、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宣布承认袁世凯政府，表示支持。
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后，便决定抛开国会、废弃《约法》，为复辟帝制扫清障碍。1913 年11 月，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了“二次革命”为借口，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从而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他又以政府不能无咨询机关为理由，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他的御用工具。1914 年1 月，袁世凯下令取消国会，各地的自治会和省议会也被通令取消。5 月，袁世凯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了由其党羽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为总统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与专制皇帝相似的程度：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首任国务卿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曾是晚清重臣的徐世昌。根据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又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机关职权，参政由袁世凯任命。6 月，参政院正式成立，成员多为袁世凯的亲信、前清遗老和进步党人。参政院为袁世凯修改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 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任期届满时，若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选即可连任；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被推荐者没有限制。袁世凯还下令将各省都督改称将军。至此，体现辛亥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会等等，全部遭到破坏，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下来。他不仅自己成为权力无限的终身总统，而且可以传之子孙。
虽然中华民国只剩下了一空名，但袁世凯仍嫌不足，决心连这个空名也要去掉，以便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1912 年，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要“全国人民格守礼法”。1913 年，他又颁发“尊崇孔圣”的通令。当年，在镇压“二次革命”的同时，袁世凯政府查封了大批进步报刊，许多报人遭逮捕、枪杀，使当时国内报刊锐减300 多种，酿成“癸丑报灾”。1914 年，袁世凯在其正式颁发的祭孔告令中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彝，赖以不坠。”他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 册，第157 页。
禽兽之国”①。随即他亲率百官到孔庙祭孔。其后，他又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袁世凯祀孔祭天的活动是复辟帝制的先行。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也相继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如孔教会、孔道会、孔社、经学会等等。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
帝国主义国家也想通过支持袁世凯称帝来扩大他们的侵略势力。1914 年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日本便企图乘机扩大其在华势力。它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占据了青岛和胶州铁路，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但日本并没有就此满足。1915 年1 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命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承认日本在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权；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有关铁路的期限；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和割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的交换条件是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为了做皇帝，除了对个别条款要求日后协商外，接受了“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纷纷集会游行，罢工抗议，各种反日爱国团体大量涌现，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使“二十一条”未能付诸实行。对于人民的爱国之举，袁世凯百般压制，并命令要“严拿惩办”。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群众纷纷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12 年河南省的白朗起义。起义军转战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五省，攻破县城40 余座，跟袁世凯调集的大军战斗了两年多。这次起义不仅打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也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反袁斗争的信心。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日本。他发誓要坚持反袁，以挽救辛亥革命成果，“欲竟辛亥之功”①。另一方面，他也总结了“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革命党内部“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②。所以，孙中山在1917 年7 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就特别强调了要严密党的组织。该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③。孙中山规定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他本人，并要按指模。他还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种，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反袁斗争，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
他对革命组织的整顿也是必要的。但是他的做法却带有家长制和宗派主义色彩，脱离了群众，妨碍了革命队伍的扩大。黄兴等一批革命党骨干，由于不同意孙中山规定的入党办法，加之与孙中山早已存在分歧，故没有加入中华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