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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足，在全国范围内，商办铁路成效并不乐观，大多省区或集股有限难于开办，或仍限于筹议之中，徘徊不前，成效不大。个别商绅乘机骗取钱财，甚至任意挥霍股东钱财，引起民众不满。清廷当时正在筹划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以实现国家控制干线，遂乘机于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 年5 月9 日）颁布上谕，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继而于四月二十二日（5 月20 日）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两湖地区内粤汉铁路及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 万镑以缓和财政困难，同时派员南下接收铁路。这一举措严重伤害了该路所在省份民众权益，立即引起全国人民反对，纷纷掀起保路运动，并以此为导火线，引发了辛亥革命。
清末自光绪七年（1881）修筑唐胥铁路始，到宣统三年（1911）清朝覆亡止的30 年中，建成以北京为枢纽的京奉、京汉、京张、津浦四条官办铁路干线，以及华北的正太、汴洛、道清、胶济；江南的沪宁、沪杭、萍株、株长以及华南的广九、潮汕、漳厦；西南的滇越等官商所办各线，总长约达9292公里①。其中列强利用各种方式侵夺路权在华建筑的铁路达3718 公里，占铁路总长度的40％以上；自建铁路达5574 公里，约占铁路总长度的59％。
民国初年铁路建设趋向停滞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力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政权很快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上台后，利用孙中山致力于实业建设思想，委任他为全国铁路督办，负责“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孙中山立即于10 月14 日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进行筹划。孙中山鉴于清末华北、东北及长江以北和东南沿海铁路略有规模的现状，拟重点发展华南、西南和西北，提出三条铁路计划：1。由广州经广西、云南与缅甸铁路相接；2。由广州经湖南、四川展筑至西藏；3。由长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抵达新疆伊犁。
孙中山主张在“不失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拟在10 年内修20 万公里铁路。当时不仅外国资本家无意帮助他实现修路计划，袁世凯集团也暗中阻挠、破坏。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后，被取消筹办铁路之权，其发展铁路计划落空。
袁世凯、段祺瑞等控制的北洋政府继续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他们当时既无力修路，也无钱争战。为实现其扩充实力、排除异己、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遂以修筑铁路名义向西方列强举借外债。据统计，在1912 至1916年袁世凯执政时期，先后与日、法、英、德、俄、美等国达成修筑13 条铁路借款，包括“四洮铁路”、“同成铁路”、“沙兴铁路”、“高韩铁路”、“顺济铁路”、“钦渝铁路”、“宁湘铁路”、“广赣铁路”、“广潮铁路”、“广西境内铁路”、“滨黑铁路”、“株钦铁路”、“周襄铁路”①，其中11 条有里程可查的借款，已出卖路权长达10273。77 公里。1916 年6 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执掌北洋政府，继承其衣钵，继续以修路名义举借外债，到1919 年与日本共达成修筑6 条铁路借款，计“长洮铁路”、“开海铁路”、①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历年铁路兴建里程表》。
①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附表，第826—830 页。
“吉海铁路”、“洮热铁路”、“高徐铁路”、“济顺铁路”，其中前四条有里程可查的借款已出卖路权长达1366。23 公里。②应当指出的是，北洋政府的对外铁路借款不仅丧失的主权远较清朝为多，而且大部分是用于内战的军费开支，并不关心铁路建设。西方列强当时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从中国攫取大量铁路建筑权，但无力兑现，致使大量线路搁置不修，只有少量几条铁路得以兴筑和扩展。
京张铁路建成后，清廷开始筹建张绥（张家口—呼和浩特）路。宣统三年（1911）已由张家口展筑至山西阳高。1914 年到达大同。不久，京张、张绥连为一路，统称京绥路，继续向西发展，至1923 年修至包头。
在陇海线上，比利时于1912 年9 月夺得铁路贷款权，1913 年3 月开始从东西两端同时开工，至1915 年秋，相继修成开徐段和洛阳至观音堂段，共306。4 公里。
在粤汉线上，英国银行团按照宣统三年清廷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定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继续交付贷款，于1918 年9 月修成了粤汉铁路湘鄂段，即武昌至长沙间365 公里铁路。此外，商办铁路继续发展。1912 年粤汉铁路广韶段黎洞至连江通车；第二年8 月展筑至英德，1916 年6 月广州至韶关段224。2 公里全线通车。
综观民国初期铁路，除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稍有成效外，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从1912 到1919 年，新修铁路总长仅1634 公里①。至此，我国铁路总长达10926 公里，其中西方列强兴建的有3755 公里，约占总长度的34。4％。
②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表（二）未成各路》估算。① 据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载《历年铁路兴建里程》表计算。第三节电信我国自同治、光绪之际引进电报后，电信事业不断进展，线路日展月拓，门类日趋齐全。
有线电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俄、美等国为加速传递中国军政情报和市场信息，纷纷要求在我国架设电线、开办电报。它们或施加外交压力，或以经济利益引诱，甚至以欺诈手段擅自架线，以期攫取、控制中国电报通讯，但均遭到我国人民的反对和清廷的拒绝。
列强在我国架设陆线失败后，遂转而谋求在沿海铺设海线。当时，英国于同治七年（1868）组建的东方电报公司已将海线穿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准备直达香港，再向我国沿海口岸扩展。同治八年（1869），由北欧一些电报公司合并组成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俄怂恿下，企图经过西伯利亚陆线在东方铺设海线，向日本和中国扩展。同治九年（1870），英国东方电报公司将海线铺设到印度后，专设中国水线电报公司（后改称大东电报公司），开始向我国和东南亚扩展。当年，英国公使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要求“由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向准通商各海口的水底暗设铜线，通至上海”。总理衙门大臣奕䜣因中国无力禁阻其在海上设线，遂做出“尚可通融准办”的决定，但以“线端不牵引上岸，与通商口岸陆路不相干涉”为条件①，并不承担保护海线的责任。当时英国尚来不及铺设，丹麦大北公司却捷足先登，开始在我国沿海铺设海线。
同治十年（1871），大北电报公司由香港到上海的水线铺设成功，四月十六日（6 月3 日）开始通报。六月又接通上海到长崎的水线。从此，大北公司的水线经日本与俄国相通；南下香港与欧美相通，沟通了中国、日本与西方的电报通讯。中国的国际电信主权开始丧失。此后，光绪九年（1883），与大北竞争的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又铺设一条上海与香港的沪港水线。光绪二十六年（1900），大北、大东公司又强行铺设沟通上海、烟台、大沽的水线，并在威海卫、旅顺、青岛等地为俄、英、德等国抢修水线，并将大沽水线接展陆线至北京。以后，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水线也相继在华登陆，侵夺我国国际通讯权力。
列强在华铺设水线，往往违反定约，不是将线端设在趸船，而是偷偷引向大陆。如大北电报公司水线相继在上海、厦门鼓浪屿登陆；英国大东公司沪港水线也相继在吴淞、福州登陆，企图逐步实现攘夺海线登陆权的阴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列强在铺设海线的同时，时时觊觎大陆，染指陆上电报。同治八年（1869），美国旗昌洋行私自设立了从虹口洋行所在地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间的电报线。这是列强在上海设立的第一条陆上电报线。此后，上海工部局、公董局、巡捕房、救火会、自来水塔之间，各大企业内部纷纷架设专用电报线。由于这些电报线设在租界，清廷无可奈何。同治十二年（1873），大北电报公司公然不顾清廷的反对，将在吴淞登陆的水线接至上海。清廷江海关道员沈秉成于同年（8 月19 日）向驻沪13 国领事发出照① 《海防档案·电线》第1 册，第88 页。
会，抗议这种擅自架设陆线的行为，但大北公司置之不理。后经多次交涉，直至光绪九年（1883）才用3000 两白银买回这条陆线。清廷在与列强交涉中，坚持外国只能在中国634 设海线，陆线全部由中国自设的原则，从而为中国自办电报创造了条件。
中国自行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于光绪三年（1877）创建于台湾。此前，我国爱国官绅、商人已对外国迅速发展的电报通讯产生浓厚兴趣，通过新闻媒介、实地参观、购买、仿造等手段进行考察、了解，积极宣传，力主推广。西方列强在中国强行铺设电报线路，损害中国电讯主权的强盗行径，引起清廷和爱国官绅的警觉。为使国防、外交、外贸及国内工商、交通诸方面尽快利用电报这一先进信息传递手段，独立自主的电报业应运而生。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后，船政大臣沈葆桢深感台湾孤悬海面，与福建交通阻隔，信息传递迟缓，奏请设立由福州经厦门到台湾的水陆电报线，得到清廷批准。后因大北公司乘机强行揽造福州至厦门的电线引起纠纷而中止。光绪元年（1875），丁日昌改任福建巡抚，极力倡导兴办电报。二年三月初六日（1876年3 月31 日），在福州船政学堂附设了我国第一所电报学堂，请丹麦大北公司教习教授1 年，培养了首批40 名电报技术人员。光绪三年，丁日昌奏报拟在台湾“先由旗后（今高雄）造至府城（今台南），再由府城造至鸡笼（今基隆）”①的陆上电报方案，很快得到清廷批准。丁日昌遂将沈葆桢拟修福州至台湾电报器材运至台湾，依靠电报学堂学生主持，从八月开工至十月完工。由于经费不足，只修成从台湾府到旗后一段，全长95 公里。这是我国第一条自行设置、自主管理的陆上电报线。
第二条电报线由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于光绪五年（1879） 在天津至大沽、北塘炮台间架成，全长40 公里。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复丁日昌的信中，已明确表示“吾谓百数十年后舍是莫由”①。光绪三年（1877），在台湾架设电报线之际，李鸿章开始让天津水雷学堂学生兼习电报，并在天津机器东局到其衙署之间试设电报线取得成功。据称：“东局至敝署十六里内试设电线，。。使闽粤学生司其事，能用浅俗英语及翻出华文，立刻往复通信，洵属奇捷。”②光绪五年（1879），正当中俄伊犁交涉紧张、举国备战呼声强烈之际，李鸿章在天津鱼雷学堂教习贝德斯协助下，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而且改用汉字传递电文，对“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③，使电报通讯更适应中国需要。
台湾特别是天津电报试设成功后，李鸿章于光绪六年（1880）上奏清廷，以通讯快捷、有利防务为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