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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崭新人生”的幻想，所以蛰伏多年的“蛹”，决然地要脱壳而出，蜕变成一个女人。
但开始时，他只是做女性的打扮而已，并不准备做变性手术（这跟真正的变性癖者不同），直到后来被博物馆无情地开除后，他受了刺激，才突然变得积极起来。
不过最令人错愕的也许是当他真正拥有“女人的身体”后，“她”还是一个同性恋者，只是性对象从男人变成女人而已，这又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的问题并不单纯是生物学上的问题，而是先天与后天、生理与心理互相纠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我们无法确知瓦特在变成苏珊后，是否比较快乐？但可能是失望的成分居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已56岁，而非18岁，56岁的人想成为足球健将或芭蕾舞者都已嫌太迟，更何况是重新学习做一个“女人”？
妻子和她的情夫
妻子红杏出墙的想法痛苦地咬啮着他的心灵，他偷偷跟踪他的妻子和同事，虽然一无发现，但被妻子背叛的执念却越来越强烈。
E君是一个已婚的中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因“绿帽疑云”——认为妻子对他不贞，而在心里痛苦着。
他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某大学的电机系，但因个性拘谨而又好挑剔，所以没有什么朋友，更不要说和异性谈恋爱了。年轻时代曾以手淫来排遣寂寞，但后来即认为这是幼稚的行为，而以举重来避免手淫的诱惑。
直到31岁时，他才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但很快就在性方面遭遇困难。他自己在性方面虽非毫无经验，不过新婚伊始，即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认为妻子在床上表现得过分热情，让他颇感惶惑与焦虑，并因此而觉得妻子是一个性欲旺盛的女人，自己恐怕无法满足她。
不久，E君即对这样的婚姻生活感到失望，认为和这样的女人结婚太草率了。无奈木已成舟，也只好将就。
结婚十年后，他妻子静极思动，对社会工作变得非常热心、活跃，不仅经常在白天外出，而且每周有一个晚上需到会员家里开会，讨论他们的工作和活动，而E君则留在家里照顾小孩。他对此虽然不太高兴，但也找不到什么反对的理由。
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到妻子聚会的会员家里，但电话却没人接，他越想越不对劲；而当天晚上，妻子又很晚才回家。E君不悦地兴师问罪，虽然妻子向他解释说是因为聚会的地点临时改变，才让他找不到人，而且变得晚归，但E君已是满腹疑云，他觉得妻子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说不定是假借聚会的名义，而在外头和别的男人胡搞。
后来，E君服务的公司因为一项特殊计划而要求E君改在晚上上班。E君觉得这是一项阴谋，因为他的一位同事——和他妻子在搞什么社会工作而定期聚会的男人——却能照常下班。E君对妻子和这位同事间的可能关系早就疑云重重，现在更加怀疑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也许是他的同事在搞阴谋，想和他的妻子能更安心地幽会，所以他才被调为上夜班。
妻子红杏出墙的想法痛苦地咬啮着E君的心灵，他开始想尽办法偷偷地跟踪他的妻子和同事，虽然一无发现，但被妻子背叛的执念却越来越强烈，心中的怒火也越来越炽热，竟开始怀疑妻子和那位同事正准备谋杀他。
有一天晚上，当妻子在饭后递给他一杯饮料，而她自己却没有时，E君压抑已久的执念和怒火终于爆发，他对妻子大声咆哮，说她想用这杯饮料毒死他，好和情夫双宿双飞。
满头雾水的妻子到现在才知道，近几个月来丈夫的怪异行为竟然是怀疑自己“红杏出墙”。她觉得丈夫“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她劝丈夫到医院去。
在极度惊恐中，E君同意住到医院里。刚住院时，E君的心神相当不宁，对每个人都疑神疑鬼，不久，他的焦虑逐渐减轻，但仍坚信妻子“确实”对他不贞，而那位同事就是她的情夫。
解析：
这是一个“妄想狂”（paranoia）的病例。Paranoia的字源来自两个希腊字para和nous，para是“旁”、“侧”的意思，nous则是“心灵”的意思，因此paranoia具有“偏倚之心灵”的意思（日本人即将“妄想狂”译为“偏执狂”）。
所谓“妄想”是指一个人凭其主观意识来解释事情，从旁人的立场来看，这种解释乃是不符事实的错误信念，但他们却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每个人在解释事情时，都含有主观的成分，偶尔也难免会怀疑他人，但通常是一过性的，在适当的说明后即能释怀。而妄想病患者的怀疑却是持久而不可动摇的，“不可理喻”，而且会对这种妄想采取他认为必要的行动来保护自己。
有妄想倾向的人通常对他人缺乏基本信赖感，而且这种态度通常是在童年时代即已养成。本个案中的E君，他是在母亲强悍、父亲懦弱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母亲为了将他抚养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从小就不抱他、哄他，当他因经常做恶梦而向母亲哭泣时，得到的却是母亲的嘲笑。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自然对他人缺乏基本的信赖感，如果别人因他的敌意与多疑而回避他，会更加加深他的敌意和怀疑，更确信别人对他不怀好意，结果造成恶性循环。
在婚姻生活中，若对配偶缺乏基本信赖感，很容易就会产生病态的嫉妒与怀疑配偶不忠，如果又有其他诱因，则会更为加剧，E君有的似乎就是这种情形。原来就对人缺乏基本信赖感的他，在性方面偏偏又有力不从心之感，而他太太偏偏又喜欢到外面走动，和别的男人从事社会工作，这些因素加起来，使他“偏执的心灵”预先得到了“妻子必将红杏出墙”的结论，于是他对环境中的讯息作“选择性的认知”，将某些偶发的、不相干的事件作符合其怀疑的解释（关系妄想），最后越陷越深，终至产生了妻子和情夫要联手杀死他的被害妄想。
配偶明明洁身自爱，而仍一再怀疑甚至坚信配偶对自己不忠，是一种常见的妄想病，其成因除了E君这种情形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来自当事者的“外射作用”（projection）——因为自己想外遇（或实际上已有外遇行为），而把这种想法“外射”到配偶的身上，特别去注意配偶诸般行动里可能“对别的男人有好感”或“有外遇嫌疑”的蜘丝马迹。弗洛伊德就曾报告过这样的一个病例：
一位男士在婚后曾有一段婚外情，但后来因怕被发现而中断了。不久，他就注意到自己的妻子似乎对某个男人特别好，譬如和他“坐得很近”、将手搭到对方的背上、“眉来眼去”等。弗洛伊德说，这位男士其实是在“暴露自己不忠的潜意识幻想”。
一场虚幻的逃亡
他连夜开车到几百英里外的亲戚家，当亲戚们问他有什么事时，他却说不出口。因为他怀疑这些亲戚也已被国税局收买。
N君今年48岁，已婚，是某家财税会计顾问公司的职员。个性内向而害羞，甚至可以说有点忧郁，他惟一的嗜好是喜欢从事竞赛性运动的赌博。但因下的赌注都很小，所以输赢也都不大。
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从他的储蓄中领出一大笔钱做赌注，押一队不被看好、但可得四倍奖金的足球队会赢。结果那队足球队居然打赢了，而他也获得了巨额的奖金。在赢钱后，他悄悄自我庆贺一番，但不久就越想越觉不安，因为这种赌博是违法的，他不知道要如何向妻子及朋友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么多钱，更令他惊恐的是，他怕政府有关单位——特别是国税局会调查他，因为他过去在替一些公司行号作账时，曾和国税局有些过节。
赢钱是幸运的事，但却也是他不幸的开始。
第二天上班时，他发现有几个陌生人在他办公室外的走廊上徘徊，他们似乎在注意他。N君表面上虽力持镇定，但心里却惴惴不安，他认为这些人是国税局的人，他们显然已获得消息，而在对他展开调查。
当天晚上回家后，他发现家里的电话突然咔嚓一声，于是认为国税局已在窃听他的电话。在恐慌中，他突然兴起逃亡的念头，于是连夜开车到几百英里外的亲戚家。亲戚们对他在深夜突然出现感到大惑不解，吃惊地问他有什么事，但N君却说不出口，因为他怀疑这些亲戚也已被国税局收买。
最后，在极度惊恐与不安中，他同意住到医院里。
住院后，N君仍一再怀疑国税局要采取不利于他的行动。在治疗过程中，医师终于慢慢了解到N君妄想的根源：原来在最近十五年间，N君一直对国税局怀有敌意，因为国税局的官员在过去曾找过他的麻烦，他们说N君为其顾客所做的节税及免税措施是不当的、非法的，但N君坚信他的做法是对的，国税局根本是在找茬儿。
因为对国税局怀有很深的恨意，所以在自己的收入出现纰漏时，他即认为不怀好意的国税局将抓住机会迫害他。
解析：
这也是一个妄想症的病例。N君的症状以被害妄想为主，而他的被害妄想可以说是自己对国税局敌意的“外射”：在这种心理自卫机制下，“我恨国税局”变成了“国税局恨我”，他们正千方百计地要抓住我的把柄，好进一步迫害我。
有妄想倾向的人，当外在情境改变时，他会一再反刍其可能的含意及动机，而由于其不信赖与怀疑的心性，他觉得这是对自己不利的讯号，在焦虑不安中，他会将环境中各种细微的、不相干的讯息“系统化”，或者以一个“妄想系统”来涵摄这些讯息，而贯穿这个系统的就是自己受迫害的思维。周遭的相关人士被他的这种思维“组织”成一个“秘密的阴谋团体”，但因为这是他思维的虚构，所以通常被称为“伪阴谋团体”（pseudomunity of plotters）。“阴谋团体”的组织会越来越庞大，因为所有被他怀疑的人最后都被他纳入这个团体中，有时候甚至还包括并不存在而纯属想象的人物。大家连成一气在对付他，他自觉处境越来越险恶，遂更加焦虑不安。
本个案中的N君，即经由关系妄想而将出现在公司走廊上的陌生人、电话局的接线生及他的亲戚们“组织”成一个“伪阴谋团体”，而其背后的首脑就是国税局。但客观而言，N君脑中的“阴谋团体”还不够“庞大”，最少他没有将医院里的医师及护士也“收编”进去，有些患者在住院后仍惶恐不安，因为他认为医师和护士也被“阴谋团体”所收买，甚至连来探望他的家人都是“阴谋团体”派人乔装的，目的是想“刺探”他的秘密。
在被害妄想的执念下，当事者通常不会坐以待毙，而会采取某些行动来保护自己或反击对方，N君所采行的“逃离”策略，可以说也是相当温和、消极的。有些患者则会采取较积极的策略：譬如有一位同样任职于会计顾问公司的男士，因为会计账簿上的一个小错误被发现而受到上司的责备，他感到不满，对上司发了不少牢骚，两人之间遂产生一种敌对关系。虽然账簿上的错误马上改正了过来，但他怒意难消，仍然继续批评上司，而上书议员、总统，说他的上司如何如何迫害他。后来，他被公司解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