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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恶疮
明矾亦名白矾。《本经》云：“治恶疮”，《纲目》云：“解毒……蚀恶肉，生好肉，治痈疽疔肿，恶疮。”《逢源》云：“遍身生疮如蛇头，服此而愈。”蜂房亦名蜂窝。善于“解毒疗疮”，治“痈疽恶疮，发背，瘰疬。”《别录》云：“治恶疽附骨疽。”《逢源》云：“疮疡齿痛……皆取其以毒攻毒。”《求真》云：“为清热软坚散结要药，是以惊痫蛊毒，痈疽瘰疬……风毒等症，得此则除。”蜂蜜为蜜蜂采无毒之花酝酿而成。《求真》云：“本花木之精英……生则性凉清发，熟则性温补中，为至纯至粹之味……凡肌肉疮疡……形色枯槁，无不借其润色以投。”《纲目》云：“甘而和平，故能解毒，柔而润津，故能润燥，缓可去急，故能止心腹肌肉疮疡之痛。”家父健在时，曾传一方：蜂房1个，将明矾粉适量放孔中至满，然后在铁锅中烤干，研末，蜂蜜适量调膏涂治恶疮甚效。余于1978年3月10日，治一患者，邢××，男，77岁。右睑下枣核大溃疡8个多月，边缘微肿，皮色不变，麻木不痛，经中西药久治不效，山西省肿瘤医院病检诊断为鳞状上皮癌。因患者拒绝手术，改用上方治疗3个多月，溃疡明显缩小变浅，但却干僵不适，乃改用蜂蜜、云南白药调涂治疗3个月而愈。追访10年仍健在无恙。
奔豚
奔豚证，在我国早期的医学著作中就有较详细的记载。《难经》说：“肾之积，名曰奔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久不已，令人喘逆少气骨痿。”张仲景说：“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诸病源候论》说：“起于惊恐忧思所生”，“其气乘人，若心中踊踊，如车所惊，如人所恐，不藏不定，饮食辄呕，气满胸中，狂痴不定，妄言妄见……心中闷乱，不欲闻人声，休作有时，乍瘥乍急，呼吸短气，手足厥逆，内烦结痛，温温欲吐……诊其脉来触祝触祝者。”尤在泾在阐述奔豚病的同时，不但强调了病在肾，而且特别说明“奔豚惊怖，皆自肝病”，“以肝肾同处下焦，而其气并善上逆也。”另外张仲景还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方剂。他说：“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奔豚汤主之。”“发汗后，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睏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余宗其意，试用于某些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疾病，常常获效。
例如：赵××，男，成。阵发性心动过速15年，先用西药及中药养心安神，活血通阳无效。细审其证，心悸，阵阵发作，腰酸腰痛，舌苔薄白而质淡，脉沉细弦而尺大涩。综其脉证，诊为肾气不足，心阳虚衰，水气上冲之奔豚证，乃拟补肾温阳利水之十味地黄汤加减：生地9克，山药9克，五味子9克，茯苓9克，泽泻9克，丹皮9克，麦冬9克，白芍9克，附子9克，肉桂9克。连服4剂，4日内仅发作一次，又进30剂心悸消失。
卫××，男，50岁。冠心病，频发性室性期前收缩两年。前医以炙甘草汤、生脉散、养心汤、补心丹及血府逐瘀汤等治之不效。察其证见胃脘部悸动，阵阵发作，逆气上冲，冲至胸则胸满气短，心悸惊恐，甚至晕厥，有几次在骑自行车时突然发作而摔倒在地，经抢救才清醒，并经常头晕失眠，胸满心烦，口苦咽干，舌苔薄白，脉弦滑。综合脉证，诊为肝郁气结，心阳不振，痰湿不化之证。为拟柴胡加龙骨牡蛎合苓桂术甘汤加减：柴胡6克，黄芩9克，白术9克，党参9克，半夏9克，生姜9克，茯苓15克，桂枝15克，龙骨15克，牡蛎15克，川军3克，大枣5枚。药进10剂阵发性逆气上冲、心悸等证未见发作，乃继服上方。服至50剂时又突然发作一次，但非常轻微，继续服药30剂，乃停止用药，追访一年多一直未发。
朱××，女，成。子宮功能性出血、梅尼埃病、风湿性心脏病、二尖辦狭窄与闭锁不全，完全性左束枝传导阻滞20多年，慢性胃炎30多年，缺铁性贫血5年，脾大待诊8年。长期以来，经常头晕头痛，失眠健忘，胃脘疼痛，身痛腰痛，心悸气短，疲乏无力，浮肿尿少，纳呆食减，行动困难，稍受精神刺激或劳累吋，即感到腹部悸动，逆气上冲，冲至胸即心悸汗出，面色苍白，肢厥脉微，血压下降而突然晕厥，近半年来尤为严重，每次发作都需抢救才能脱险。曾在北京、太原等医院长期住院治疗无效。邀治于余。察其面色皓白无华，消瘦神疲，翻身动作均感困难，手心热而肢冷，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弦时见结象。综合脉证，诊为阴阳气血俱虚，中气虚衰，肾水上泛之奔豚证，为拟十四味建中汤温脾肾降冲逆，益气养血，双补脾肾：黄芪15克，当归9克，川芎9克，生地9克，炙甘草9克，半夏10克，麦冬10克，附子10克，肉桂10克，淡大云15克，生姜3片，大枣5枚。连进7剂诸证稍减，又进30剂，逆气上冲消失，胃脘疼痛好转，并能下床活动。嗣后，以上方配合定坤丹治疗一年，除月经仍未正常外，其余诸症全部消失。
张××，女，成。半年多来阵发性心悸，发时自感逆气上冲，发热，头晕汗出。某院诊为植物神经失调，嗜铬细胞瘤待诊。中西药治之不效。邀余诊视。审其发时心悸心烦，头晕汗出，血压190／120mmHg，寒热阵作，背困，舌苔白，脉弦滑而数。云：此肝郁气滞，痰热扰心之奔豚证。治宜疏肝理气，化痰泻火。奔豚汤加减：川芎1O克，当归10克，黄芩10克，白芍10克，葛根15克，半夏10克，桑皮15克，甘草6克。荮进2剂诸证好转，连进80多剂诸证消失。
奔豚证是一个非常多见的疾病，它既有寒又有热，既有虚也有实，因此治疗时必须认真进行鉴别。
斑
结节性红斑与中医的湿毒流注甚相类似。近来常以清热利湿，化瘀散结法取效，余亦常用此法而收功。例如：张××，女，成。两下肢膝、踝关节附近结节性红斑4年，医者曾以激素治疗半年而消退，停药后又复发如初，近来红斑增多，疼痛，发热，浮肿。转请余治。查其舌红苔黄白腻，脉弦滑数，诊为湿热郁阻经络，以上中下痛风方治之：黄柏1O克，苍术10克，南星10克，桂枝10克，防己15克，威灵仙10克，桃仁10克，红花10克，龙胆草10克，羌活6克，白芷10克，川芎10克，神曲10克。服药4剂疼痛好转，红斑消退，继服20剂红斑消失。
但是由于临床时不注意脉证，拘于成方成法，而常有长期得不到治愈者：例如：刘××，女，成。1962年在两膝、踝关节附近发现20多个紫红色结节，疼痛，发热，阴天时加重，小腿轻度浮肿。天津某医院诊为结节性红斑。先用激素治疗曾一度消退，一个月后又复发如初，继用上法治疗一个多月效果则不明显，乃改用中药治疗。某医认为本病系湿毒流注，予清热利湿、化瘀散结治之，一个月后即大部消退，但两个月后又复发如前，再请该医以上法治之而无效。邀余诊视。察其除膝、踝关节附近有20多个紫红色结节，按之柔韧疼痛，下肢轻度凹陷性浮肿外，并见胸满心烦，头晕头痛，舌苔薄白，脉沉细涩。思之，既然属于湿热流注，血络瘀滞，为何不效呢？反复审脉，又习古人之见，始而有悟。陈光淞说：“按营分有热，至于斑点隐隐，急以透斑为要。透斑之法，不外凉血清热，甚者下之，所谓炀灶减薪，去其壅塞，则光焰自透，若金汁、人中黄所不能下者，大黄、元明粉亦可加入。在学者见证施治，神而明之，细玩烦躁，大便不通之语，自得之矣。”乃云：气滞血瘀，痰热结滞，阳明实热不散之故。为拟理气活血，清热通下，复元活血汤加减：柴胡1O克，赤芍9克，枳实9克，花粉12克，白芥子6克，丹参15克，甘草6克。服药6剂结节大部消退，头晕头痛胸满心烦亦减，乃继服上方45剂而诸症俱失，为巩固疗效，又改用一周2剂，一年而痊愈。
阳痿
阳痿是青壮年男性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也是严重影响男女性生活正常进行的疾病。因此从古至今各代医家都把这种疾病作为医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有关阳痿病因病机的问题
《内经》称阳痿为“阴痿”、“阴器不用”、“宗筋弛纵”，并认为其病的主要原因是“气大衰”和“热”。隋、唐时代，通过研究，明确提出它的病因是劳伤和肾虚，例如：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说：“劳伤于肾，肾虚不能荣于阴器，故萎弱也。”并明确指出所谓的劳是指的房劳，即性生活过度所致；王焘《外台秘要》指出：“病源肾开窍于阴，若劳伤于肾，肾虚不能荣于阴气故痿弱也。”“五劳七伤阴痿，十年阴不起，皆由少小房多损阳。”宋明诸代医家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日见深入。如宋．严用和《济生方》更明确的说明了本病乃真阳疲惫所致，称：“五劳七伤，真阳衰惫……阳事不举。”明．王纶《明医杂著》指出阳痿之病除命门火衰之外，还有郁火所致者，说：“男子阴痿不起，古方多云命门火衰，精气虚冷，固有之矣，然亦有郁火甚而致痿者。”明．张介宾著《景岳全书》认为阳痿之病不但有命门火衰所致者，而且有湿热、惊恐、思虑等所致者，说：“（阳痿）多由命门火衰，精气虚冷，或以七情劳倦，损伤生阳之气……亦有湿热炽盛，以致宗筋弛纵。”“凡思虑焦劳，忧郁太过者，多致阳痿。”明确指出了劳之含义还包括思虑忧郁的一面。清代医家通过研究，认为阳痿的病因除了前代医家所述的房劳、七情、郁火、湿热之外，还有忍房事、失志、肝郁、胆郁等。清·沈金鳌著《杂病源流犀烛》云：“有精出非法，或就忍房事，有伤宗筋……又有失志之人，抑郁伤肝，肝木不能疏达，亦致阴痿不起。”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按语中指出：“有色欲伤及肝肾而致者……亦有因恐惧而得者……有因思虑烦劳而成者……有郁损生阳者，必从胆治，盖经云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又云少阳为枢，若得胆气舒展，何郁之有；更有湿热为患者，宗筋必弛纵而不坚举……又有阳明虚，则宗筋纵，盖胃为水谷之海，纳食不旺，精气必虚，况男子外肾，其名为势，若谷气不充，欲求其势之雄壮坚举，不亦难乎。”近世医家多宗以上诸说，而尤重视肾阳不足。余在数十年的临床过程中发现仅遵以上诸家之说还不能解决临床中的所有问题，经过反复探索发现阳痿一病还有肺之阴虚、气虚所致者，郁证之中不但有火郁，而且还有湿郁、寒郁、血郁、痰郁者，于是先后在拙著《中医内科证治备要》（1983年）《难病奇治》（1989年）加以阐述，并取得较好的回响，称“实开医家之新的法门。”
二、有关阳痿治疗中的几个问题
自从隋唐时代称阳痿主要是肾虚所致以来，历代医家莫不重视此说，甚至有的医药学家称补肾阳的药物为治阳痿的专药，一些临床医家一见患者说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