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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fa Course of Seven Lecturesin Electricity）。该书共四十章357 款，概述电流及其各种效应、电阻、电磁感应、电报、稀薄气体放电等内容。《无线电报》一书比较详细叙述关于无线电报的实验与应用。但该书原著者及所据底本均不详。另外，还有专门讲述有关电力计算的书籍《电学测算》。该书共十一章，分别论述定义、欧姆定律、电阻与电导、分电阻与总电阻、导线截面积、电路连接、功与功率、电池、发电机与电动机等内容。书中附有关于长度、面积、体积、重量及功和能的单位换算表，金属的电阻率与电阻系数，液体与溶液的电阻率，纯铜在各温度的相对电阻与电导，线规，化学与热化当量，化学与电化当量，磁化强度，导磁率，磁阻等共15 个物理数据表。该书的原著者与所据底本亦不详。
以上所述，是物理学各主要分支学科引进近代知识的大体情形。晚清时期，除各分支学科的专著之外，还有许多综合性的物理学书籍以及大量的普及读物，它们对于物理学知识的传播和吸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格致启蒙·格物学》、《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格致须知》、《格致图说》等等，都甚有影响。尤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格物测算》不仅阐述物理学原理和规律，而且注重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该书在我国最早介绍了将微积分知识应用于物理学。这一时期，也有许多通俗读物介绍一些简单的物理仪器。
应当归类于其他学科的书籍，有些也涉及物理学知识。《金石识别》是一部矿物学著作，译自美国著名地质与矿物学家戴纳（James Dwight Dana，1813—1895）的《矿物学手册》（Manual ofMineralogy）。书中包含晶体物理学和晶体光学的一些内容，如介绍各种晶系，晶体的几何形态与构成，晶体的硬度，光在晶体表面或通过晶体时所发生的反射、折射、双折射等现象，以及利用分光计鉴定分类矿物等。这部书首次将近代晶体学知识系统介绍到我国。此外，讨论大气各种现象的《测候丛谈》，叙述气象测量各种仪器及其原理和应用的《测候诸器说》，也都包含许多物理知识。
虽则近代物理学逐渐在我国得到比较系统的介绍，然而总体上说，所介绍的大多是基础知识，这些知识与同时期物理学本身的发展水平相比差距甚大。这种情形自然与当时中国社会与科学的状况密切相关。几乎唯一的例外，是有关X 光的知识。山东登州文会馆翻译出版的《光学揭要》（1898）一书，末尾有5 节简单介绍了X 光的发现、特性及用途。《通物电光》（1899）一书，译自美国人莫顿（W。J。Morton）与汉莫尔（E。W。Hammer）合著的《X 射线，不可见的照相术及其在外科术的价值》（X…ray，or Photography of theInvisible and Its Value in Surgery），原著者是美国最早将X 射线应用于医疗的医生之一。译者用“通物电光”一词形象地反映了X 光的特性。该书叙述电学基本概念，X 光机装置的各个部分，各部件的制作和连接，X 光的发现及其特性与实验研究，X 光照相方法，X 光在医学上的应用等。除这两部书之外，在此前后，一些报刊亦载有关于X 光原理与应用的文章。因此可以说，有关X 光知识的介绍，还是比较及时的。
第三节物理学教育编译出版物理学教科书随着洋务运动期间及在此之后新式学堂的逐渐建立，对物理学教学用书的需求大大增加了。然而从总体上看，洋务运动中翻译出版的物理学书籍，虽然其原本多为教材，译本有的亦曾被用作教材，但是对于物理学的系统教学却不尽适宜。所以，尽管可用于启蒙与普及物理学知识的书籍的数量很多，但真正用作学校教科书的却并不很多。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由于社会状况的变化和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出版的物理学书籍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即以翻译和编纂物理学教科书为主。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已有多种译自欧美著名教科书的中文物理学教科书问世。比较有名的，如登州文会馆曾先后出版了赫士（Watson McMillenHayes，1857—？）和我国学者共同译述的《声学揭要》（1893）、《热学揭要》（1897）和《光学揭要》（1898）。它们所据底本为法国迦诺（AdolpheGanot， 1804—1887）著《初等物理学》（Element de Physique）的英译本（Ele…mentary Treatise on Physics）第十四版，但中文译本略去了难度较大的章节。这三种物理学书籍与该馆翻译出版的其他学科的书籍一样，有一定的影响。《光学揭要》还是我国最早介绍X 光的书籍之一。
二十世纪初，由于教学的需要，翻译出版欧美尤其日本的物理学教科书的数量骤增，种类繁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物理学》，该书由饭盛挺造编纂，藤田丰八翻译，王季烈重编。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真正可称之为“物理学”的著作，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最重要的物理学教科书。书中明确指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万物，研究方法是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该书在系统阐述物理学理论和实验的同时，还特别注意介绍有关著名实验进行和著名定律发现的历史。日本其他一些物理学家编纂的教科书，也在中国翻译出版，如木村骏吉的《新编小物理学》（1903）、中村清二（1869—1961）的《近世物理学教科书》（1906）、后藤牧太的《新编理化示教》和《物理学初步》（年份待考）、田丸卓郎的《物理学新教科书》（1909）、本多光太郎（1870—1954）的《物理学教科书》（1911）等，都是较好的教材。此外，还有译自日文书籍的数量众多的教科书。事实上，二十世纪初，我国的物理学教科书，大约半数以上是根据日文教科书翻译或编译的。
与此同时，欧美著名的物理学教科书继续被翻译出版。如：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额伏烈特物理学》（1903），原著者埃弗雷特（Joseph DavidEverett，1831—1904）是英国物理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曾将法国德夏内尔（A。P。Deschanel）著的《初等物理》（Traite Elementaire de Physique）译成英文，中文译本是根据英译修订本翻译的；学部编译图书局的《力学课编》（1906），译自英国马格纳（Philip Magina）著的《力学》，原著曾刊行十数次之多，中文译本系译自其1891 年第17 版，并据其1896 年修订本增补而成；还有《初等理化教科书》（1910），原著者之一格雷戈里（R。A。Gregory）是英国天文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曾著数种物理学教科书。这些都是较好的物理学教科书。
清末，许多程度不等的物理学教科书被翻译出版。这时，我国学者已具备一定的外语和物理学知识，开始能够独立翻译欧美和日本的物理学书籍，并且能够根据需求进行编著。同时，我国还出现了以编译出版教科书为主的书局或印书馆，有名的像上海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先后编译出版的物理学教科书，如：《蒙学理科教科书》（1902）、《最新理化示教》（1904）、《初等理化教科书》（1904）、《理化示教》（1904）、《格致教科书》（1904）、《物理教科书》（1907）、《物理学讲义》（1908）、《初等物理教科书》（1909）、《中学教科书物理学》（1909）等等，在当时都比较有影响。清末民初出版的物理学教科书，虽则多数内容浅易，然而它们的翻译或编撰，不仅反映了我国在引进和吸收物理学知识方面的进步，而且奠定了我国近代物理学教育的基础。
课程设置和科系设立物理学教育是近代科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的发展又有赖于整个近代教育的发展。在我国，正式讲授近代自然科学始于1866 年北京京师同文馆中设立的算学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起，同文馆已设置物理学课程，该馆各科岁考题中有“格物题”或“格物测算题”，也就是物理知识试题。同文馆的格物或格致课程初由总教习丁韪良讲授，《格物入门》即为当时的教材；1879 年后由欧礼斐（C。H。Oliver，1857—？）继任教职。京师同文馆作为我国最早开始近代自然科学教育的机构，物理学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在全国都有相当影响。
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期间，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继京师同文馆之后，类似的尚有上海广方言馆（1863）和广州同文馆（1864）。接着又创办了一些军事学校，如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66）、北洋水师学堂（1880）、天津武备学堂（1885）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除主要进行外文或军事技术教育外，同时也讲授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
在官方的支持下，徐寿、傅兰雅等人创建上海格致书院（1876）。书院聘请中外学者授课，并定期举办科学讲演。曾经讲授电学原理等物理学基本知识，并作演示实验。格致书院对我国近代科技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自十九世纪中期起，西方教会和来华传教士在我国各地陆续开办学校，学校里设有自然科学常识的启蒙教育。像理雅各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就是当时香港英华书院的教科书。教会和传教士办的学校有些还比较著名，如1864 年狄考文在山东开设的登州文会馆，该校在物理学和其他学科的教学，以及在编译教材供教学之用方面，均甚为出色。
以上所述的各类学校，虽然它们的性质和教学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在传播物理学知识和推动物理学教育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898 年北京京师大学堂成立。1902 年，大学堂在格致科下设天文、地质、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等六目。不过，京师大学堂的物理学教育，与当时欧美或日本的大学物理学教育相比，尚有相当距离。戊戌变法之后，兴办大、中、小学堂的新政得以保留，物理学和其他学科被正式列为学堂课程。1903 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规定小学设理化课；高等学堂分政艺两科，艺科所设课程中有力学、物性、声学、热学、光学、电学和磁学等物理学内容。1905 年，清政府又明令废除科举，成立学部。新学制的建立使得各级各类学校有较大发展，物理学知识逐渐正规地在大、中、小学堂得到讲授。
1911 年辛亥革命后，近代科学教育在我国开始得到迅速发展。1912 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格致科改为理科，下设物理学等门。1913 年，由曾留学美国和德国的夏元瑮（1884—1944）任理科学长。1916 年，物理学门第一届学生孙国封、丁绪宝、张崧年毕业，他们是中国物理学专业的首批大学毕业生。1918 年，北京大学改物理学门为物理学系。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官办和私办的各级学校数量大增，北京、南京、武昌、广州等地高等师范学堂先后设立数理化部，培养师资，从而为物理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与提高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
早期的物理学留学生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有学生出国留学攻读物理学。最早的一位是李复几（1885—？），他于1901 年在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先后在英国和德国学习，1907 年获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