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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左宗棠军攻占杭州后，他即派人仿造轮船，但是没有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后，他开始筹办福州船政局。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表示愿“代为监造”。由于在浙江战场上形成的特殊关系，也鉴于上次华人自制失败，左宗棠决定接受他们的建议。同治五年五月，双方达成协议，并奏报清廷批准。日意格到福州同左宗棠“详商一切事宜”，同赴罗星塔，选择了马尾山下一处地方作为厂址。在初步规划就绪后，左宗棠任命日意格为福州船政局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②。船厂的生产指标是：在五年中，应照“外洋兵船样式”，制成150 匹马力的大轮船11 艘和80 匹马力的小轮船5 艘。
正当左宗棠兴致勃勃地大搞造船的“五年计划”时，清廷却调他任陕甘总督，以镇压西北的回民起义。左宗棠不得不匆匆去西北赴任。但他“身虽西行，心犹东注”①，仍然恋恋不忘于船政局。他推荐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并派他的亲信胡光墉直接督察筹划。因此，在左宗棠离开后，船政局的建设仍在他的“遥控”下继续进行。至同治十三年（1874），船政局共建有工厂16 座、船台3 座、船槽1 座，并附设艺局等，成为洋务派兴办的最大的船舶制造厂。
福州船政局与其他洋务派军事工业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腐朽性和对外国的依赖性。但比较起来，船政局还有自己的几个特点：第一，从造船的目的和作用看，它比较突出“御侮”，也就是针对外国侵略的一面。筹建之始，左宗棠就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明确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②自造轮船，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此后，他又反复重申：英、法、俄、德等国“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因此，“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③。
第二，在造船方针上，左宗棠强调自造，反对“造船不如买船”的谬论。他认为，中国自己造船，是“欲得其造船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一时可比”④。还进一步提出附设艺局，聘请西洋技师，派中国工匠、学员学习西洋语言文字、标法画法等，为中国培养造船、驾驶人才。同治十二年十二月（1874 年2 月），船政局与法人合同期满，日意格、德克碑均退职回国，其他洋匠也逐渐减少。从此，技术设计改由中国技术人员担任。因而福州船政局对外的依赖性较少。
第三，从成绩看，福州船政局前后共成船34 艘，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3 艘2400 匹马力、排水量2400 吨的巡海快船，是当时中国自己修造的最大军舰。因此，从客观上说，福州船政局的设立毕竟为中国建立第一支近代化② 《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64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59 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 页。
④ 《艺学说帖》，《左文襄公全集·说帖》。
的海军打下了基础。
第五节用兵陕甘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离开福建，赴陕甘总督任。他的西征部队，一部分是自己带去和调去的楚军、湘军，又在陕甘等地招募了一部分兵勇，总共在4000 人左右。加上原在陕甘和陆续增调的其他清军，共达12 万人左右。左宗棠在西北面临着两支相互联系着的起义军——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他镇压的战略是：“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①这是因为西捻军的战斗力更强，活动范围更广，对清皇朝的威胁也比回民起义军更大。左宗棠的镇压，就是根据这个“先捻后回”的步骤进行的。
同治六年（1867）二月，左宗棠军从汉口出发，分三道入陕。六月，左宗堂到达潼关，正式督办陕西军务。他一面派兵沿渭水扎营，一面兵分两支，渡过渭水，进攻西捻军。但灵活的西捻军转而西进泾阳、咸阳，渡过泾水，集中主力于蒲城一带，有意识地让出泾水西岸地区。左宗棠连忙亲自赶到泾西，策划包围西捻军，企图消灭他们于泾水、洛水之间。不料西捻军突然以马队猛攻渭北地区的清兵，突破包围圈，粉碎了左宗棠的围歼计划。他们进入陕北后，连克安塞、延川等城。与西捻军相呼应的陕西回民军也乘势攻占了重镇绥德，并邀西捻军共同防守此城。由于连失延川、绥德等地，清廷震怒，左宗棠上书请罪。左宗棠不得不承认捻军“飙忽驰骋，避实就虚”，“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行，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旋回折”②。西捻军进驻绥德后，考虑到陕北山地较多，不适宜于马队驰驱，同时又接到东捻军在运河地区失利的告急信，于是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利用黄河冰冻已合的机会，一举突破了左宗棠所布置的河防，浩浩荡荡渡过黄河，一直打到保定，使清廷大惊，“切责督兵大臣，自宗棠、鸿章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皆夺职”①。左宗棠闯了这个大祸，“忧愤欲死”，连忙派了刘松山、郭宝昌两军日夜穷追，自己也随后亲自追赶，狼狈不堪。
但是，捻军进行游击战争而不建立作为战略基地的根据地，总是难以持久的。李鸿章、左宗棠都看出了捻军这个弱点，力求改变紧跟追击的笨办法而采用“画河圈地”、逐步缩小包围圈的策略。当西捻军深入京畿后，即遭到清军的重重包围，几经转战，逐渐被清军封锁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终于在同治七年（1868）六月，全军覆没于徒骇河边。
左宗棠在镇压西捻军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入觐天颜”，受到慈禧太后的“天语褒奖”。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回到西安，集中力量镇压回民起义。这期间，由于西捻军的转移，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声势已开始衰落。陕西的回民起义军被压入甘肃境内，以宁州的董志原为主要据点。甘肃回民起义军，以马化龙为首，表面上接受了宁夏将军穆图善的“安抚”，实际上仍暗中积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左宗棠首先用“剿抚兼施”的手段镇压了陕西境内各股零星的起义队伍，收降了董福祥部，然后进入甘肃境内。
同治八年（1869）初，左宗棠军攻占了董志原。以此为据点的陕西回民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49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第20 页。
① 《谨拟分别剿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5。
起义军被迫向金积堡方向转移。五月，左宗棠到达泾州，部署了三路进军：南路从宝鸡和清水出发，作进攻凉州的准备；中路从泾州出发，进袭平凉和固原；北路从陕西西北出发，进袭定边和花马池，而真正的目标是陕甘回民起义军的中心——以马化龙为首的金积堡。
但左宗棠军对金积堡的进攻，遭到了起义军的坚决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年半之久。期间，左宗棠的爱将刘松山被打死，死亡极为惨重。左宗棠悲叹：“一年之间，连丧大将，人心震骇，谣诼繁兴”，“十余年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②。同时，清廷也一再严诘：金积堡“一隅之地”，“何以日久未见成功，糜饷老师，该大臣难辞其咎”①。左宗棠受到严责，不得不一面哀求清廷“稍宽时日”，一面更加紧了对金积堡的围攻。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金积堡“粮已净尽”，马化龙“自诣军门，哭泣请罪”。接替刘松山的刘锦棠（刘松山之侄），接受了马的投诚，令马化龙招各地回军来金积堡就抚。当目的达到后，即将马化龙及其一家全部诛杀。此后，左宗棠军又镇压、收抚了河州、西宁的回民起义军，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攻占了陕甘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城。
由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获得“全功”，清廷对左宗棠大加褒奖，赏加协办大学士。次年，又晋为东阁大学士。但经他镇压后的西北，却是“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②。这种惨状，固然是历届地方官员和清军共同造成的，但作为灾难制造者之一，左宗棠也是难辞其咎的。
② 《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4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58 页。
第六节收复新疆同治、光绪之际，中国的边疆危机接踵而至。其中尤以新疆的情况最为突出。
同治四年（1865）初，中亚的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与民族败类金相印、思的克相勾结，入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先后侵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城。同治六年（1867），建立了反动政权，阿古柏自称“毕调勒特汗”（意即“幸运之主”）。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进占乌鲁木齐。阿古柏政权不仅残酷地压榨和奴役新疆各族人民，而且勾结英国和俄国，妄图利用他们作靠山，分裂中国领土，成为在英、俄庇护下的一个独立王国。
野心勃勃的俄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与英国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划侵占伊犁。同治十年（1871），当阿古柏兼并了乌鲁木齐不久，俄国就打着代中国“收复”的幌子，武装占领了伊犁，还扬言要“代收”乌鲁木齐。新疆面临着被外国侵略者瓜分的严重危险，收复失地，捍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当新疆危机日趋严重之时，左宗棠已年逾花甲，打算“乞病还乡”，但是，祖国西北边陲发生的事变，点燃了他心中的爱国之火，他坚定地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③同治十三年（1874），正当新疆的局势危急之时，东南沿海的防务也由于日本侵略台湾而告紧张。受英国影响的李鸿章借全国注视东南之机，提出了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的谬论。说新疆这个贫瘠之区“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他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①。这就意味着，玉门关以外的中国领土都可以拱手送给别人。李鸿章的谬论，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塞防论”者起而反对。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
在争论中，清廷的态度摇摆不定，于是“密询”在西北边防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左宗棠。左宗棠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放弃新疆。他针对清廷的心理状态，高度赞扬了乾隆帝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和坚定态度，指出“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同时，他特别从饷需的角度驳斥了李鸿章的谬论，指出“若此时而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①，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全国安全的高度。左宗棠的结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