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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欧阳先生关于佛法的思想，除此之外，他的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僧侣的重新定位。
佛、法、僧是佛教的“三宝”。其中法是核心，而释迦涅盘之后，僧宝就成了传授佛法的主体。所谓“僧宝”，是指对佛法有深入的体认，并以之教化众生，传续正法者。而传统上，僧宝专指出家的僧侣。作为佛法的代言人，僧宝也就具有了佛法的神圣性质，因而僧侣（现在和未来的僧宝），理应享受特权和人们的尊崇，即使违犯戒律，也只能在僧团内部处理，外人无权过问。但是尊崇和特权必然滋生腐化堕落。事实上，每次佛教的兴盛，都继之以僧团素质下降，风纪败坏。这又会引起佛法素质的下降和社会对佛法的反感。可以说历史上的“法难”都与此有一定关系。清末以来，寺院遍布天下，佛法却奄奄欲息，这与当时僧侣素质低下风气败坏有直接关系。当时致力于振兴佛教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无非是整顿僧团，提高僧众素质。其中太虚法师的主张最有代表性，他提出“僧教”“僧制”“僧产”，三大革命；而以“僧制革命”为根本，也就是要从制度上杜绝僧团素质的下降。
欧阳先生对僧团的素质低下也有认识，“今也不然，师不必贤，弟不必学，唯衣食住以续以嗣，养父假子云礽百世。大厦已倾，言亦曷济，悠悠苍天，奈之何哉！”。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僧众的特殊地位，换言之，是出家的僧众与在家居士的不平等：
就居士品边合并而观，非僧类，非三乘，非福田，非师范，不应说 法，不应阅戒，乃至不可入比丘中行坐叙次。但应奉事唯谨，一如奴仆之事主人，压迫不平等，乃至波及慧命。而为居士者，谦退又退，无所容于天地。嗟乎悲哉！形情若此，遑冀清超特达，行毗卢顶，干大丈夫不可思议、不可一世作佛大事！
就比丘品边合并而观，不广就学，不拜善知识，不与人同群，间有参访，如不得已，忍而获求，行将速去，外顺同行，中怀慢志。嗟乎诶哉！买菜乎，求益也；攫金乎，宋人之盗市也。佛法封于一隅，一隅又复自愚，颛慢日炽，知识日微，又乌能续法王事，作诸功德，尽未来际！迫不得已，发沉痛语，应亟醒迷，翻然易趣，不应生误，谓虐谓鄙。
因而，他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消解僧团的特权。首先，“团体创制之为方便也”，僧侣传承佛法根本上只是“方便”。“而于娑婆此土观众生根器下劣，无堪任能，于是大行方便，于此娑婆国土，唯以声闻为僧。以是佛法住持，乃住持于声闻也。” 正法与僧侣的结合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所以从本质上说，在正法面前，僧侣与白衣是平等的，并没有特权。在《释师》中，他引经论证明传统所谓的居士“非僧类，非三乘，非福田，非师范，不应说法，不应阅戒，乃至不可入比丘中行坐叙次”全是谬见。所以，在佛法上，僧众和居士是完全平等的。因而，居士也可以评论僧制，这本身也正体现了缁素的平等。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欧阳先生提出了改革僧制的主张。
缁素平等，僧人也就无权过问与管理世俗社会。在《辨方便与僧制》中，他明确反对僧人参预社会政治，还批评了历史上僧人和政府的结合：“出家者不应参预世事，又不应为名利亲近国王宰官”，“出家者不应服官，不应与考”。罗什、玄奘都在批评之列。僧人真正该做的就是尽自己的本份：“出家者应行头陀，居兰若”，“被袈裟，住兰若，不婚宦，不与俗事而住持也，如是谓之比丘。”，“各以其类，不可混淆，淆则非驴非马，不可显类。故比丘变相，以无其类而佛教以亡”。僧众应该考核其佛法水平，如果不合格，就应该还俗。“其余游民，则俾复公民之位，因以作其真正公民之事”以减轻国家的负担。
这一思想无疑是一个创造，但正因为如此，也就必然会受到传统势力的排挤和压制。《太虚大师年谱》记载，内学院章程中的“非养成出家自利为宗旨”受到太虚的质疑，虽然内学院作了解释，仍未能消除他的不满。太虚法师的不满，大概正是因为在其中看出了居士对僧团的干预。后来双方关于《起信》、《楞严》的真伪之争，也隐含着这个层面的争论：历代信奉它们的祖师是不是错了？他们有没有资格传授佛法？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僧团的特殊地位就不复存在，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重建僧团、重振佛教的努力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欧阳先生消除了僧团在佛法方面的特权，也就是打破了传统上“法——僧”一体的结构，将两者分开。是否代表正法，绝非取决于出家受戒等外在形式，而是内在的佛法素养。传授佛法不是出了家就能得到的“铁饭碗”，而是佛法“竞争”获得的锦标。保持传法者的素质也就保证了佛法的纯粹和活力。这也可算是更为根本的“僧制改革”。
而且这种“打破”在当时也有其必然性。随着科学精神的盛行，佛教被当作迷信而遭到摈弃。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和发展佛教，必须强调、发扬佛法中本来具有的理性精神。理性是没有专利的，在它面前没有“先天”的权威，任何人都不能从佛法那里获得超越理性的特权。从这个角度说，僧侣地位的下降是必然的趋势，而对这个趋势，欧阳先生采取了他一贯的顺应和引领的态度。
不过，也应该看到，打破了传统的“法——僧”结合体，也有一定的副作用。佛法根本上是出世的，它最终的方向指向世界之上（外），所以在它之中应该留出一片人的理性所不能理解与把握的领域，而且是它的顶端，或者说基础。佛法也正因此才要求比理解接受更深入的信仰，才成为信仰。僧侣们的圆顶方袍、他们的与世俗划地而居，以至晨钟暮鼓、法相庄严，都是佛法这种出世或者说神圣性质的最好表征。在香烟缭绕，梵呗悠扬的佛殿里，理性的思考和追问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而让位于神秘的信仰。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法和僧侣相表里，以僧团为核心的外在形式是佛法最合体的外衣。这件衣服现在虽已千疮百孔，但要为它缝制新衣也绝非易事。新衣服虽然鲜亮，但弄不好反而会掩盖穿衣人的风采。本来，佛法赋予了僧团神圣性，并且由此保证了自己的神圣性。僧侣与居士平等不是赋予居士神圣性，而只能是消除僧侣的神圣性，这必然影响到佛法自身的神圣性和信仰的发生。事实上，虽然欧阳先生和他的内学院旨在宣扬“佛教”（信仰），但是他的拥护者，如梁启超、梁漱溟、汤用彤等人，更多的是从学术的角度研究“佛学”，而没有发生纯粹意义上的对佛法的信仰。他曾慨叹“宗教则屏为世学，世学又屏为宗教”，但实际上，无论是教内还是教外，都更注重他佛学思想的学术性。直到现在，学术界对他的承认要比教内多得多，对他的定位，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偏向于“学者”。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欧阳先生的佛学思想博大精深，而且有鲜明的现实性。面对佛教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他深入佛法，发掘出了佛教自身足以应对危机的特质。当前，佛教的命运仍然不容乐观，回顾先生的佛学思想，对我们面临当前的挑战，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１ 杨文会：《十宗略说》。
２杨文会：《与桂伯华书二》。
３王恩洋：《追念亲教大师》。
４今日之佛法研究》。
５《孔佛概论之概论》。
６《支那内学院训释·释师》。
７《辨方便与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