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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其他 中医常识
清朝，江苏吴县出了几位名医，最有名的一位叫叶桂，字天士，号香岩，还有一位差不多和叶天士齐名，叫薛雪，号生白。叶、薛二位既是同乡，又是好朋友，两家住得也很近。
乾隆年间，苏州流行大瘟疫，官府在此设立医局，救治老百姓，规定名医轮流参加义诊。这一天，医局里来了一名更夫，全身浮肿，皮肤肿成了黄白色，等候医生给他治病。
薛雪先到医局，给这更夫诊脉后挥手让他出去，对他说：“你的病很重，没法治了，回去吧。”出了医局的大门，正好碰上叶天士来医局。叶天士在轿子里看到了更夫，便说：“这不是更夫吗，看你这病是由于烧蚊香中毒引起的，你跟我进来吧！”进和医局，叶天士给更夫开了两剂药，对他说：“不用害怕，吃了这两剂药就会好的。”薛雪在一边恰恰听到看到了这一切，认为叶天士是有意弄他的难堪，心中又恼又恨，回家后就把自己的书房改名为“扫叶庄”。
叶天士听说后也非常生气，就把自己的书房改为“踏雪斋”，至此两人不再往来。
后来，叶天士的母亲得了伤寒，叶天士小心翼翼地开了处方，可母亲吃了不见好转。这事传到薛雪那里，薛雪笑笑说：“这种病要是放在别的病人身上，叶天士早就用白虎汤了，而在自己的母亲身上就没办法了。”薛的一个弟子插话说：“白虎汤性重，他是怕老人受不了。”薛雪说：“她这病有里热，正是白虎汤症，药性虽重，非用不可。”这些话传到叶天士耳边以后，叶很便服薛雪的见解。他确实想到了白虎汤，也确实是担心母亲年高承受不了。听了薛雪的话后，就给母亲用了白虎汤，果然病很快好了。这件事教育了叶天士，觉得名医更应心胸宽阔，互相学习，就主动地去薛雪家登门拜访，两人重归于好。杏林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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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奉是汉代有名的中医大夫，相传他在府上给人治病时，不收取诊费，只要求患者在病愈之后，在他的家宅四周随意种下几棵杏树，一般是重病痊愈栽种五棵，轻病痊愈栽种一棵。
几年之后，董奉住处的四周竟然有杏树十余棵了。远远望去，林深树密，茂盛葱郁，无边无际。春季繁花似锦，夏月浓荫葱葱，挂在树上的杏仁果实沉沉甸甸、金黄灿烂，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之后，人们看到杏林，便联想起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董奉先生，由此将给人健康保证的中医界称为“杏林”。提到“杏林”，便知医事。古往今来，“杏林春满”、“杏林春暖”成为病家赞颂医家医德高尚、不计报酬、医术高明的常用语。中医“免疫”思想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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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医学历史上，很早就有“免疫”的思想，这就是“以毒攻毒”的治病方法。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提到，治病要用“毒药”，药没有“毒”性就治不了病。然而，有趣的是，最早把这种免疫思想付诸于实践，并最早从事免疫学研究的先驱，竟是醉心于炼丹的道教徙葛洪。
葛洪，字稚川，别号朴子。他从小就喜欢读医书和炼丹书，长大后，更在热衷于炼丹术的同时，潜心研究医术，并成了东晋有名的医学家，老百姓有什么急病重病，常找他来医治。
一天，有位40多岁的老农急冲冲地来到葛洪的家，焦急地对他说：“我的独生儿子被疯狗咬伤了，请您给想个办法，救他一命。”葛洪听了这话，也很焦急。因为他知道，人若是被疯狗咬伤，会非常痛苦，受不得半点剌激，哪怕是受到一点光，听到一点声音，都能引起抽搐，烦燥，尤其是怕水。听到水，谈到水，见到水，都会立刻咽喉痉挛。发病几小时内便可迅速死亡。葛洪在脑子里搜索着各种各样的药方，但很遗憾没有一个药方能治这种病。忽然，他有了主意：古人不是提倡用“以毒攻毒”的疗法治病吗，为什么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想到这儿，他便对老农说：“现在也没别的什么好办法。不过，我想用疯狗的脑髓涂在你儿子的伤口上，或许能让他脱离危险。”
老农回到家后，如法行事。没曾想，还真管用，病人竟没发病。自那以后，葛洪又用这种方法给许多被疯狗咬伤的人治过病，效果挺不错。
近代医学科学证明，在人被狂犬咬伤后，狂犬病毒便通过伤口浸入了人体。由于它与神经组织有特殊的亲和力，所以导致狂犬病的发作。狂犬的脑髓和唾液中，均有大量的狂犬病毒存在。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巴斯德便是从狂犬的脑组织中分离出狂犬病毒，并把它加以培养，制成病毒疫苗，来预防和医治狂犬病毒的。很显然，巴斯德所用的原理同葛洪使用的方法基本相似，只不过比葛洪更科学些，但从时间上来看，巴斯德的发明晚于葛洪1000多年。中医行医的招牌－—葫芦
其他 中医常识 古时候的行医者无论走到里，身上都背着个葫芦。葫芦作为行医的招牌，据传这还有个来历呢！
东汉时期，有个叫费长房的人见一老翁在街上卖药，凡吃过他的药的病人，立即见效，药到病除。费长房看了以后，就想拜老翁为师。于是待人散后尾随跟踪，见老翁跳进一家酒店墙上挂的葫芦内，心想这老翁决不是等闭之辈，更增加他拜师的决心。于是，他便在酒店挂葫芦处备好一桌上等的酒席，恭候老翁出来，不多时，老翁便从葫芦内跳出来。费长房立即磕头跪拜，认师求教，老翁见费长房诚心求学，便收他为徙，将自己的医术传授于他，后来费长房便成为当时的一代名医。他为了纪念老翁，行医时总将葫芦背在身上。从此以后，郎中行医，便用葫芦当招牌，以表示医术高超，人们也因此把葫芦当作医生的标记。
其实，葫芦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味甘淡性平，有利水通淋之功，可用于治疗水肿、小便不利、黄疸、腹满等证。每次15…30克，水煎服，也可配入复方中应用。葫芦子还可治疗牙痛及牙龈肿痛，配牛膝煎水含漱即可见效。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其他 中医常识
许多中医人常常听到这句话，“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它把“医”与“相”并提，更使人深觉学医责任重大。可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
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
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
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
这就是后世相传“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由来。那些胸怀大志的儒者，把从医作为仅次于致仕的人生选择，正是因为医药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即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比较接近。元代戴良说的好：“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秦汉时期风俗习尚与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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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及巩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各地区、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和风俗的融汇创造了条件，在客观上对医药文化的昌盛也多有裨益。
一、岁时、人生礼仪与医药文化
将春节叫年，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记》、《神异经》和《荆楚岁时记》记载，春节爆竹、燃草具有辟除病魔的含意。全家饮椒柏酒，是为了预防百病，增进人体健康，并给节日增添欢乐气氛，有的喝桃汤，也是为了防病，后被屠苏酒所代替。
正月十五元宵节起源子汉武帝时，汉武帝患病不愈，上郡有一巫师能治病，被诏入宫行巫术。神君说，天子无须忧虑，病会好转，侍康更后，我们将相会于甘泉宫。汉武帝于神灵非常虔诚，一高兴病情明显减轻，到了甘泉宫竟然痊愈，于是大祭，灯火通宵达旦，随后形成了元宵节张灯结彩的习俗。
端阳节的形成，有诸多渊源，到秦汉时则将纪念介子推、屈原、伍子胥、曹娥、陈监与恶月恶日祝禳、辟瘟防疫等融为一体，逐渐表现了与医药卫生的密切关系。《大戴礼记》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夏小正》记载端阳时“蓄药，以蠲除毒气，”《后汉书·礼仪志》说端阳节时人们“以朱索五色为门户饰，以除恶气。”《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入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令人不病瘟。”又载端阳节前用菰芦叶裹粘米，以淳浓汁煮熟，节日食用，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端阳节有关的医药卫生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丰富，科学成分也更充实。
七夕在汉代有登楼晒衣之俗，后来增添了乞寿等内容，《风俗通义》记载：“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调朱砂蘸小指，宜点灸去百病。”中秋节包含具有浪漫色彩的医药民俗。《淮南子·览冥训》说，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帝羿之妻嫦娥窃食后成仙奔月宫，变成了蟾蜍。汉代人认为月中玉兔、蟾蜍、桂树，皆与医药文化有联系，《乐府诗集·相和歌辞·董逃行》中有“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之句。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据《西京杂记》所载：汉初，宫中有“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的习俗，据说是为了长寿。重阳所用的菊花、茱萸和酒，都有严格的制作要求。《风土记》认为，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气烈色赤，争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而御初寒，又说：九月九日采菊花……久服令人不老，《西京杂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如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
九月九日登高的习俗也盛于汉代，《西京杂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后人又为这一风俗染上神话色彩。《续齐谐记》说，东汉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的桓景，随费长房学道术多年。有一天费长房告诉桓景，九月九日这天，你家中有大灾，可速回家，让全家人各做一个装茱萸的绛袋系有手臂，登高饮菊花酒，可消灾难。恒景依其嘱，全家人得以免于疫病。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冀望避瘟疫、求健康的殷切心愿。
汉代人在春节前，按风俗要举行一系列有关驱疫活动。据《论衡》、《风俗通义》等书记载，汉代人防病驱疫意识非常强烈，把那些使人致病的隐匿性病因常当作病魔、害鬼——如相传颛顼的三个儿即“疟鬼”、“魍魉”、“小鬼”，他们都怕具有神力的方相氏，汉代声势浩大的腊月驱疫活动中，大滩风俗最为壮观，方相氏是这种舞中的重要角色。《后汉书·礼以志》、张衡的《东京赋》对此都有记载。它反映了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