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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毫无疑问；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以及人文关系；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应强调指出的是；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那么；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所以；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因次；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但是；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那么；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体认其自在的哲学；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是哲学的重要任务；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等；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但以阴阳为体。《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应走“师徒制”；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中医学问中；向有“学医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行医三年；天下无可用之方；”之论。因此；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的重要的医疗思想；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药物为辅；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代发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门派众多；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神农尝百草，传说中的实在
其他 中医常识
以神农为本草之宗的神话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发现一些早期古代文献的记载并非仅仅是旨在尊圣尚古，而是以历史真实性为依据的。神农和药的关系最早见于《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说尝百草，有了药而医学勃兴。后又见于《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既尊神农为三皇之一，又是医药的创始人。《世本》也说：“神农和药济人”。可见神农不只是尝百草认药，还有遣药之能。宋代刘恕又把以上诸论综合起来，他在《通外纪》中说：“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