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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欧洲近代化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道教金丹家在金丹实验中往往只是从定性研究的角度，根据阴阳相制原理来配伍药物，丹方中各种反应物原料的配比量往往是凭借经验来决定，是相当粗犷的，有时一次投料多达几斤、几十斤，甚至高达上百斤。虽然金丹家也使用了杆秤等衡量器具，少数金丹家如陈少微、金陵子达到了某种定量研究的水平，但只注意到多少份的药物（反应物）可以制得多少份丹药（产物），没有想到去探求一下各反应物之间以及反应物与生成物之间的数量关系，只是单纯运用以量求量的方法，而不是运用以量求质的研究方法，即没有通过量的研究来发现、证实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和揭示化学反应的本质。因此，道教金丹家也就无法发现化学的一些基本定律如质量守衡定律、当量定律、定比定律、倍比定律了，而这些化学基本定律是近代化学建立发展的重要基石。
再次，从科学活动的组织形式上来分析，道教金丹术的化学实验活动受到宗教神秘主义的严重影响和束缚，许多实验活动都被打上深深的宗教烙印，难以健康开展。几千年来，道教金丹家以他们特有的宗教虔诚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探微入幽，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发明，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科学经验知识。但道教金丹家对他们的成果往往秘不示人，常常用玄奥的秘诀、高深莫测的隐语来记录自己的心得。他们对炼丹、炼金操作过程中一些关键机理往往语焉不详。要靠口口相传的炼丹、炼金口诀才能真正领会和掌握丹方要旨，正如葛洪所示：“夫作金……虽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须口诀，临文指解，然后可为耳。其所用药，复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21～22页。
由于中国古代陶瓷、青铜、冶铸工艺十分发达，陶瓷、青铜、钢铁制品十分普及，相对抑制了社会对玻璃制造技术及玻璃器皿的要求。这也就使得金丹家在金丹实验中使用的反应容器都是一些不透明的陶质、土质、铜质和铁质器皿，这对金丹家观察炼丹、炼金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反应现象，收集金丹实践中的事实材料都是极为不利的因素。尤其是不透明的实验器具
严重妨碍了金丹家对化学反应过程的全面、细致的观察和实验研究，致使金丹家无法收集和研究金丹实验中产生的各种气体，无法对各种化学反应现象作出更深入的研究。而欧洲近代化学的早期发展往往是从气体化学研究方面取得突破的。因此，金丹家没能使用玻璃来制造各种实验装备和器具并用之于金丹实验，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这恐怕也是中国外丹黄白术未能最终衍化出近代化学的一个致命的内在原因。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医道融通——道教医学（1）
道教与中国传统医学关系颇为密切，如葛洪所云：“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1页。，所以民间很早就有“医道通仙道”、“十道九医”的说法，它形象地浓缩了道教“尚医”的历史传统。道教为何崇尚医药？首先，从历史和思想渊源上分析，医道两家具有“亲缘性”，这就势必为二者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关联奠定了基础；其次，医道两家在生死观上是相通的，以长生信仰为核心的道教义理体系中暗含有重视医药的逻辑因子，修“仙道”必须通“医道 ”；此外，道门奉行的“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的祖训及“功行双全”的宗教伦理也是促成道教尚医的内在因素。
纵观道教发展历史，历代兼通医术的道教名士层出不穷，同时在道教史和中国医学史这两个领域都享有盛誉的道教医家也不乏其人。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外，还有与华佗、张仲景齐名，被誉为“建安三神医”之一的董奉；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女针灸家鲍姑，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制药专书《雷公炮炙论》的作者雷学攵，对《黄帝内经》校注功绩卓著的王冰、杨上善，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主编官修医方书《太平圣惠方》的宋代道士王怀隐，脉学史上独树一帜的西原脉学始祖崔嘉彦等等，枚不胜举。在历次编修刊行的《道藏》中都收录有为数不少的医学论著和大量涉及医药养生内容的道经，道教医药学思想和养生学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华传统医药科学思想宝库。道教医学是一门带有鲜明道教色彩的中华传统医学流派。其医学模式是熔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精神信仰治疗于一炉的综合性、多元化的医学模式。道教医学模式有其内在特征，其一，道教医学虽属宗教医学的范畴，但并不排斥世俗医学，奉行“先医药，后符咒”的原则，把符咒治病术与药物疗法结合起来；其二，善于运用信仰疗法和各种自然疗法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其三，道教医家对疾病的诊治不单是从个体身心的治疗着手，而且还注意到外界自然、社会环境因素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强调对外界环境的“治理”，此乃道教特有的“医世”思想。道教医学模式的确立有其深厚的宗教哲学基础，道教天人观是其重要的认识论基础，而道教合修众术的修道思想则是它多元化模式赖以形成的方法论基础。从宏观层面来说，道教医学强调理身、治心与医世的统一，与现代医学发展模式有某种共通之处；从微观层面来分析，道教医学的具体医学养生方术中也蕴涵着许多极有价值的思想成份，要重新认识和估价。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道教“尚医”考析（2）
道教与中国传统医学联系之广、结合程度之紧密，这不仅在世界科学思想发展史上是一种独特的科学文化现象，而且在世界宗教发展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下面我们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侧重从道教思想发展的历史和内在逻辑来分析道教崇尚医药的缘由。
一道教“尚医”的历史渊源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本土宗教之所以会和医学发生极为密切的联系并形成崇尚医药的传统，有其历史和逻辑必然性。
从历史发展和思想渊源上分析，道教的创立与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体系的建立有其共通之处。两者都汲取了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易学思想和先秦道家思想；古代巫术、秦汉神仙方士的实践活动，都曾经为中国传统医学和道教的萌生、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医道两家这种历史和思想渊源上的“亲缘性”，势必就为道教与传统医学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关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以《黄帝内经》为标志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为汉末以来道教义理的建构、修仙方术的完善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医学思想渊源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道教出于其宗教目的和广纳徒众的需要，自创立之日起就强调运用了以医传道这一手段。下面我们结合具体史料分别加以阐述。
（1）《黄帝内经》所奠定的传统医学理论是道教产生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和指导思想，这就为道教崇尚医药方技奠定了理论基石。关于道教产生的思想渊源，学术界多有论述，但往往忽视了传统医学思想在早期道教理论建构中的影响和作用。笔者认为，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传统医学思想在早期道教教义教理的形成、建构过程中曾发挥过“助道宣教”的积极作用。这从早期道教二部重要经典《老子想尔注》和《太平经》受传统医学思想的影响上就可以看出来。
敦煌石室中发现的《老子想尔注》残卷仅存第三章“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到第三十七章，不及原书的一半，但文中借用传统医学思想和医理术语对《老子》五千文进行宗教化诠释的多达七、八处之多。例如关于“挫其锐、解其忌”，释云：“锐者，心方欲囗（图）囗（恶） ……怒欲发，宽解之，勿使五藏忌怒也。……积死迟怒，伤死以疾，五脏以伤，道不能治，故道诫之，重教之于宁。五脏所以伤者，皆金木水火土气不和也。和则相生，战则相……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这里运用了传统医学五行生理论说明发怒会伤及五脏， “成病煞人”。又如关于“我欲异于人，而贵食母”，则曰：“仙士与俗人异，不贵荣禄财宝，但贵食母者，身也，于内为胃，主五藏气。俗人食谷，（谷）绝便死；仙士有谷食之，无则食气；归胃，即肠重囊也。腹之为实，前章已说矣。”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7页。这段注解是依据人体六腑胃主受纳、腐熟水谷及肠受盛、化物的生理功能来阐释辟谷之术的道理；类似这样从医理角度对《道德经》进行诠释的还有许多，如关于“知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则借“肾藏精，在五行属水，色黑”的医理来说明，云：“精白与元NFDA1同，同色，黑，太阴中也，于人在贤（肾）精藏之。安如不用为守黑，天下常法式也。”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上述所征引的注文充分表明，《老子想尔注》的作者非常善于运用医理来阐发其宗教思想。
同样，在早期道教的另一部重要经典《太平经》中也可看到传统医学思想的影响和渗透。《太平经》从“治身安国致太平”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30页。的宗旨出发，“援医入道”，对治身之法作了多方面的阐述。
首先，《太平经》强调道人要习医，要掌握治邪除病之法。云：“人者，乃想天地，四时五行六合八方相随，而壹兴壹衰，无有解已也。故当豫备之，救吉凶之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乱，则可长久矣。是故治邪法，道人病不大多。假令一人能除一病，十人而除十病，百人除百病，千人除千病，万人除万病。一人之身，安得有万病乎？故能悉治决愈之也。”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4页。显然这是以“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的预防医学思想说明道人习医对于防病治病的重要意义。而且《太平经》本着治国与理身相统一的思想，认为习医理身也是“致太平”的一个重要措施和内容，乃“救吉凶之源”。正因为如此，所以以《太平经》一书中许多内容都涉及到医药知识，如第五十卷中就载有“草木方诀第七十”、“生物方诀第七十一”、“灸刺诀第七十五”这类纯粹本草学、针灸学内容，以及符咒治病的“神祝文诀第七十五”等等。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道教“尚医”考析（3）
其次，《太平经》一书中常常借医理来弘扬道法。例如在阐述进行斋戒存神的必要性时，《太平经》云：“故肝神去，出游不时还，目无明也；心神去不在，其唇青白也……夫神精，其性常居空闲之处，不居污浊之处也；欲思还神，皆当斋戒，悬象香室中，百病消亡；不斋不戒，精神不肯还返人也。”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页。这里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