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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我们每天散步时会遇见哪些人也都能完全预料到。自从上次生病以来虽已有好几年的工夫，父亲行走时步履依然不稳，因此我每天都陪着他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散步。我们每天散步的时间都一样，就是在吃过中饭，及两点钟重开铺门之前，而每天散步所走过的街道也都相同。由于其他的哈林市居民也同样有规则地保持着他们的习惯，因此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会遇见那一些人。
在路上许多与我们点头打招呼的，除了我们的老朋友及钟表铺中的顾客外，也有由于每天散步而得以认识的一些人，如昆宁街扫门前阶梯的妇人，那个喜欢在批发市场附近的停车场阅读“世界航运消息”的男人。但我们最喜欢的是一个我们称他为“猛犬先生”的男子。这不单是由于每次我们见到他时，他都有两头巨大的老虎狗，用皮带系着，追随在他左右，而且由于他面孔多有皱纹，颚骨又高，再加上一双略微弯曲的短腿，使他看来恰似他自己眷养的爱犬。他显然对他的两只老虎狗很有感情，这一点很令我感动。每当他走过我们身旁时，他总是不住地对它们喃喃说话。父亲和那绰号“猛犬先生”的男人每次相遇时，都会很礼帽地轻触帽边打个招呼。
当哈林市及荷兰其他地区的人很有规律地每天在散步、鞠躬及打扫台阶时，我们东边的邻居却在积极备战。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事——我们也无法不知道这些事。许多晚上，当我们转动收音机的指针时，我们就会听到一个德国人的声音，他不在说话，也不在大声疾呼，而是在狂号。说来奇怪，反应最激烈的却是天性驯良的碧茜，她总是立刻跳了起来，匆匆跑过去把收音机关掉。
平日事忙，我们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只有伟廉来访时，他叫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我们寄给德国犹太钟表商的信件，总是盖着“住址不明”的戳记给退了回来，但我们仍勉强自己相信根本上这一切都只是德国本身的问题，我们说：“他们能忍受多久呢？他们必然不会容忍‘这个人太久’。”
只有一次在德国的改变终于波及到我们百德街来，这事是由一个年轻的德国钟表匠所引起的。在过去经常有好些德国人来父亲这里作短期的实习，因为他善修钟表的声誉早已传到荷兰以外的地区。所以当这个身材高大，面貌英俊的德国青年，手中拿着一封柏林一家声誉良好的钟表公司介绍信来见父亲时，父亲立即雇用了他。欧图很骄傲地告诉我们，他是希特勒青年党的党员。事实上我们不明白他为何要来荷兰，因为他对荷兰人和荷兰的产品只有批评。他常说：“让全世界看看，我们德国人能作些什么！”
当他开始工作的第一天，他与其他雇员一同上楼来喝咖啡，并参加早上的读经、灵修，但此后他再也不上来了，只是独自一人留在楼下的铺子里。我们问他为什么时，他说，虽然他不懂荷兰语，但他看见父亲读旧约圣经心中深不以为然。他告诉我们旧约圣经不过是犹太人的“谎言之书”。
我给着话吓了一跳，父亲则显得忧伤。他对我说：“这孩子受了错误的教育。只要他观察我们的行为，看我们热爱这本书，而我们又都是诚实人，他会看出自己的错误来的。”
几个星期之后，有一天碧茜打开楼下通道的门，招呼我和父亲上楼来。楼上贞苏姨妈的房里，那张桃花心木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太太，她是欧图公寓住宅的女房东。她说那天早上当她在欧图房间里换床单时，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样东西。说着，她从她的购物袋中抽出一把十寸长的弯刀来。
父亲又开始为欧图找最好的解释：“这个孩子可能只是心里害怕，一个人住在异国中，也许买刀来自卫的。”
不错，欧图总是形单影只的。他不会说荷兰语，也不愿学习。在我们这个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住宅区里，除了父亲、碧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能说德语的。我们一再邀请他晚上来坐，但不晓得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们所选的播音节目呢，还是因为每个晚上我们都以祈祷、读经结束，正如每天的早上必以祈祷、读经开始一样，他很少应邀前来。
最后父亲终于辞掉了欧图，这是他做生意六十多年以来第一次辞退一个雇员。原因不是那把弯刀，也不是欧图反犹太人的观念，乃是由于他对老钟表匠基士的可恶行为。
从起初我就因他对老基士粗暴无礼的态度感到茫然。那不是因为他对基士做出什么坏事——至少没有在我们面前——困扰我的乃是他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例如他出门时，不让这位老人先行，不帮他穿外衣，不替他拾起掉在地上的工具，还有许多事都是很难实际举例说明的。有一个星期天，父亲、碧茜和我到喜华森伟廉家吃晚饭，我提到这件事，觉得欧图真是个粗心大意的年轻人。
伟廉却摇头说：“这些都是故意的，因为基士老了，老年人对国家没有价值，他们也不容易接受新观念。德国正在有系统地训练年轻的一代对老年人不敬。”
我们瞪眼望着伟廉，企图体会这样的一个观念。父亲说：“伟廉，你错了！欧图对我非常客气——客气得有些反常，而我比基士老很多。”
“你的情形不同。你是他的上司，这又是他们那个制度中的另一种教育方式：尊重权威，只有老弱的人才要被消灭。”
归程的火车上，我们都默然不语。从现在起我们更留心观察欧图的行为。但当时，在一九三九年的荷兰，我们哪里会想到我们不可能在铺子里看见欧图的真面目，因为只有在街上、在街巷里欧图才会对基士展开真正的小逼害。“意外”的相撞、“意外”的绊跌、“意外”地推他一把、“意外”地把鞋跟踏在他的足趾上，这一切使得这位年老的钟表匠对来店中工作及回家的路程深感恐怖。
但这位挺胸仰首、衣衫褴褛的小老人自尊心很强，他从来也不向我们透露这些事。直到二月一个酷寒的早晨，基士蹒跚地走进餐厅，满脸是血，外衣也给扯破了，这时才真相大白。但就连在这种情形之下，基士也是闭口不言。我跑到街上去捡回他的帽子时，看见欧图被一小群愤怒的市民围住了。他们都曾目睹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事：在巷口的转角处，欧图故意把基士逼退到墙角，然后按着他的头，将他的脸在粗糙的砖墙中用力摩擦。
父亲辞退他时还企图理喻欧图，希望他能看出这种行为的不对来。欧图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拾起他带来的几件工具就离开了。只有当他走到门口时，他才回头向我们看看，眼中露出极端藐视的神情，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第五章 入侵
那夜当我们离开餐厅时，楼梯墙上的挂钟正指着九点廿五分，这在我们一向有规律的生活中是一件颇不平常的事。父亲如今已是八十高龄，每天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如今要比从前提早一个小时——他就会准时地打开圣经，读完一章之后，再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平安渡过黑夜，到九点十五分他便上楼进房休息了。但是今晚九点卅分荷兰首相要向全国广播。一个全荷兰屏息以待的痛苦问题即将揭晓：战争就要来临了吗？
我们大家移步走上贞苏姨妈的房间，父亲扭开那座台上的大收音机。如今我们已不常在这里消磨晚上的时间欣赏音乐了。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已纷纷介入战争，他们的电台多半只报道战争或带密码的的信息，而许多无线电波的频率也被搅乱。就连荷兰的电台所播出的多半是战争的新闻，这些新闻就用我们放在餐厅里的手提收音机也能收听得到，这架小型收音机则是去年圣诞节毕伟送给我们的礼物。
今晚我们要收听的是一项重要的广播，大家都觉得值得用那架大的收音机，因为它的扩音器要较另一架来得考究。我们坐下静候，如今已是九点卅分。我们心情紧张，挺直着背坐在那些高背椅子上，好像有着不祥的预感，叫我们避免坐在过分舒适有靠垫的座位上。
不久荷兰首相的声音出现了，既响亮又镇静。他应许我们不会有战争。因他从双方的高级官员处得到这样的保证，荷兰中立的立场会受到邻国的尊重。这是第二次的大战，但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他呼吁荷兰人们保持镇静而且——
突然一切都静了下来。碧茜和我惊讶地抬起头来，原来父亲把收音机关了，他眼中充满着怒火，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说：“在没有希望的时候，向人民说有希望的话是不对的，把信心建立在愿望上也是不对的。战争会来临，德国人会来攻击我们，我们会败亡。”
他把雪茄烟头放在收音机旁的烟灰碟上用力拧熄了，但仿佛同时也拧熄了自己的怒气，父亲的声音又再度变得柔和起来：“我亲爱的孩子们，如今我可怜那些不认识神的权能的荷兰人，因为我们会被击败，但神不会。”他吻了吻我们，道过晚安，不一会我们便听见这位老人上楼休息的脚步声。
碧茜与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不动。父亲一向善于在各种情况都能找出一丝善良来。他不轻易相信邪恶。如果父亲现在看出战争与败亡，那么事情必然没有其他演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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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床上闪电似的坐了起来。那是什么？呵，又来了一次！先是一阵强光，随即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甚至连床都震动了。我爬过床罩走到窗口向外看，烟囱顶上那一小片的天空呈现着橙红色。
我摸着自己的睡袍，匆匆穿上，就往楼下直冲。站在父亲房门外，我把耳朵贴近房门。在连续的爆炸声中，我听到父亲均匀的呼吸声。
我再冲下几级楼梯，来到贞苏姨妈的房间。碧茜早已搬进贞苏姨妈房中那个狭小的寝室，因为那里较近厨房，应门也方便。碧茜正坐在床上。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向她走去，我们彼此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接着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战争来了！”
这只不过是在首相演讲过后五小时。我不晓得我们抱在一起仔细倾听了多久。炸弹爆炸的声音多半从机场那边传来的。我们终于踮着脚尖，心神不定地来到贞苏姨妈的前房。发红的天空照映着整个房间，使它染上一层奇异的色彩。那些椅子、桃花心木的书架和那座古老的钢琴都闪烁着一股怪异的光芒。
碧茜和我在琴凳旁跪下。在感觉上仿佛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今夜死伤的人祷告，也为我们的女皇祷告。突然令人难以置信地，碧茜开始为那些轰炸机上的德国飞行员祷告，他们是受那个脱缰的恶首相所掌握。在焚烧着荷兰的火光中，我望着跪在身旁的姊姊，不禁低声祷告说：“主啊！求你听碧茜的祷告，不要听我的。因为我根本不能为那些人祷告。”
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异梦，但那不可能是真正的梦，因为我并没有睡着，然而一幕情景突然不合情理地出现在我脑际。我看见距离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