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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雅古屋，我们不仅庆祝圣诞节，也庆祝犹太人的“烛光节”。碧茜在餐厅壁橱后面，别人所寄存的贵重物品中找到一个烛光节的灯台，把它放在钢琴上面。每晚我们加点一枝蜡烛，游西则为我们诵读马喀比的故事。（译者注：马喀比是纪元前二世纪犹太爱国者之一族，曾起来抵抗叙利亚王国的压迫并统治巴勒斯坦直至纪元前三十七年止。）然后我们大家合唱那悲凄的旷野之歌。在那几个晚上，我们大家都变得十分犹太化了。
大约是“烛光节”开始的第五夜，当我们正围坐在钢琴旁时，侧巷的门铃响了。开门后，我发现是隔壁眼睛匠的妻子贝奇士师母站在雪地上。贝师母禀性温和、身材丰盈，与她丈夫多虑、清瘦的体型恰成反比。然而今夜她那丰满的面颊因焦虑而扭曲了起来。
她低声对我说：“你可以请你们家的犹太人唱低声一点吗？我们隔着几道墙都可以听见你们——何况，在这条街上住有各式各样的人呢……”
回到贞苏姨妈的房间，我们惊恐地讨论这项消息。如果贝奇士一家晓得我们的事，那么在哈林市还有多少人也晓得呢？
不多久我们就发现，另一个也晓得这件事的人就是警长本人。正月一个阴沉的上午，天似乎又要开始下雪了。杜丝突然闯进地下工作的“总部”——贞苏姨妈的后房，手里拿着一封信，信上盖着哈林警署的印记。
我把信封撕开来。里面有一张警察局长专用的信笺，上面有手写的短信。我默默地看完，再高声读出来：
“本日下午三时请来警长办公室。”
我们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试行分析这封短信。有人认为那不是拘捕前的预告。警察为何要给你一个逃走的机会呢？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应该准备应付突袭检查和逮捕入狱为上策。工作人员一个个依次地溜了出去。住客把字纸篓一一清理，又将缝纫用的碎布收拾干净，以便能在急忙时逃进密室躲藏。我则搜索了所有足以定我们罪的文件，拿到餐厅里久已空置的煤炭壁炉中焚毁。那头猫似乎也意识到室内紧张的空气，闷闷不乐地躲到桌子地下去了。
然后我洗了个澡。这也许要等好几个月以后才能再洗澡了。我又按娜莉和别人的经验，检好一个行囊，准备入狱时使用。里面是一本圣经，一枝铅笔，一束针线，一块肥皂——如果那东西可以也可称为肥皂的话——一枝牙刷和一把梳子。我穿上最暖的衣服，在里面套上好几层内衣裤和两件毛线衣。三点前我与父亲和碧茜紧紧地拥别，走出门外，踏着灰黑色半溶的雪，往史美德街走去。
值班的警察是个老相识。他看看信，又看看我，脸上流露着好奇的表情，说：“这边走。”
最后他在写着“局长”的门上敲了敲门。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位中年男子，红色与灰色交杂的头发向前梳着，大概是要遮掩头上光秃的部分。一座收音机扭开了。警长伸手向前，扭转收音机上的开关，他不是把音量转低，而是把它转高了。
接着他说：“彭女士，欢迎你来！”
“局长，您好。”
局长站起来把门掩好，说：“请坐，你知道我晓得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工作。”
“你是说修理钟表吗？也许你对我父亲的手艺会更欣赏呢！”
局长微笑着。“不，我是指你‘其他的’工作。”
“呀！那么你是指我为低能儿所做的工作吧！对了，让我告诉你那些工作的情形——”
局长压低了他的声音：“不，彭女士，我也不是指你为低能儿童所作的工作。我是指你另外的工作。我要你晓得我们这里有些人也对你的工作甚表同情。”
如今局长笑得更爽朗了，我也只得暂且报之以微笑。他继续说：“现在，彭女士，我有一个请求。”
他在办公室的桌边坐了下来，双眼注视着我。然后把声音放低到只有我们能听见的程度。他说他也是为地下工作机构服务的，可是警署中有一个警员，把情报全部泄漏给纳粹的秘密警察。“现在我们对这个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他杀掉！”
一股冷流沁透过我的背脊。
局长继续耳语说：“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我们不能逮捕他——在这里除了德国人控制下的监狱外，没有别的监狱。可是我们若任凭他活动下去，许多人都要死亡。彭女士，这就是为何我在想，不知在你的工作单位中是否有人可以——”
“去杀掉他？”
“是的。”
我向后靠着。这是否是一个诡计，要诱我承认确实有地下工作这回事？又要引诱我列举姓名呢？
看见警长眼中闪烁着不耐烦的表情，我终于这样说：“局长，我一向以为我的任务是拯救性命，而不是毁灭生命。然而我也了解你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我有一个建议。你祷告吗？”
“在这种日子里，我们大家不都要时常祷告吗？”
“那么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恳求神感动这人的心，叫他不要继续出卖自己的同胞。”
室内静默了好一会。然后局长点点头：“我很愿意这样做。”
于是，就在市警局的中心，当收音机正在大声报告德军最近进展的消息时，我们一同祷告。恳求神叫这个荷兰人看出他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也看出地上每一个人在神眼中的价值。
祷告完，局长站起来，与我握握手。“彭女士，谢谢你，我至诚地感谢你，如今我晓得请求你做这事是不对的。”
我手里仍紧紧地握着准备入狱的小行囊，沿着走廊走出了警察局，拐一个弯，又回到贝雅古屋。
在楼上，人们挤在我身旁，想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但我没有把一切的经过都说出来。因为我不要父亲和碧茜晓得局长曾要求我们杀人，这会带给他们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
与警察局长意外会面的那回事，对我们应该算是一种鼓励。显然我们在政府的高级官员中还有朋友。但事实上这件事对我们却有相反的影响，这再次证明我们的秘密已经不是秘密。全哈林市的人似乎都知道我们的底细。
我们晓得我们应该停止这项工作，但怎么可能呢？有谁会继续负责这种数百姓命之所系的供应线和情报网呢？不错，许多时候我们得放弃一个秘密的收容站，但是当我们不再作这件事之后，有谁能接替我们把这些收容站转移到别处去呢？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继续干下去。但是我们晓得悲剧的来临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事实上，悲剧最先临到卓浦，我们那个十七岁的学徒，为了安全之故他父母请求让他住在贝雅古屋的。
一九四四年正月底的一天下午，天色已晚，罗武悄悄地溜进我的工作室。他向卓浦望了一眼，我点点头。卓浦早已对这房子里的一切都参与一份子。
“今天在伊蒂的一个地下工作站会遭遇突袭。你有谁可以通知他们吗？”
但我没有。天这么晚了，已经没有一个信差或护送人员留在贝雅古屋。
卓浦说：“我去。”
我打算开口抗议，说他毫无经验，而且很可能在路上被拦截，解到工厂作工。但我又想到在伊蒂那些工作人员无人警告他们，而我们楼上有整橱的女孩子围巾和衣服……
罗武说：“孩子，那么快点，你必须马上去。”他将详细的情形告诉卓浦，随即匆匆离去。不久以后，卓浦又出现了。他打扮成一个十分美丽的黑发女孩，穿着长大衣，头上围着头巾，手上戴着毛皮的暖手筒。但这个孩子是否有何预感呢？在门口，他出我不意时，转过身来吻我一下才离去。
卓浦应该在七点宵禁以前回来的，但过了七点还没有他的踪影。也许他有事耽误了，要到明天早上才回来。
第二天早上很早果然来了一个人，但他不是卓浦。当罗武踏进门口时，我已看出他的步伐因坏消息而变得十分沉重。
“是卓浦，对吗？”
“是的。”
“事情怎么发生的？”
原来是罗武从值夜班的警察那儿得来的消息。当卓浦抵达伊蒂那间房屋时，纳粹的秘密警察已先他而到。卓浦按铃，门开了，秘密警察假装是屋主，邀他进去。
罗武说：“柯丽，让我们面对现实。秘密警察会从卓浦口中套出一切的情报。如今他们已把他解到阿姆斯特丹去。他能有多久闭口不说出来的呢？”
于是我们再次考虑停止地下工作。可是我们又再一次发现没有这种可能。
那夜，当屋子里其他的人都上床以后，父亲、碧茜和我一起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晓得尽管危险一天天的增加，然而我们除了继续干下去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个恶势力掌权的时候，我们不能逃避。也许当人作了最大的努力而失败后，神的权能才能自由地开始工作。
第九章 突袭
听见有人在我房间里，我吃力地睁开眼睛，是游西，他正要把自己的被褥和睡衣拿进来放进密室里。跟着他的是玛莉和蒂雅，手里也各拿着一捆东西。
我再闭上眼睛，那是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清晨，我患重感冒已经卧床两天来。头痛得厉害，骨节之间有如火烧。每个微小的声音、玛莉的喘息声、密室门板的摩擦声，都令我想要尖声大叫。接着我听见韩克和美达进来，又听见游西的笑声，他正在密室里忙着把各人的用具传出来。
我真想开口大叫：你们都给我出去！让我静一下！但我紧紧地咬住自己的嘴唇，免得自己发出声来。
终于他们都把自己的衣服和用品拿齐了，鱼贯地出去，把门关上。凌德呢？为什么他没上来？我这才想起凌德出去几天，在几家收容难民的家庭中，装置像我们这里一样的警报设备。于是我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再次醒来时，我看见碧茜站在床脚那边，手里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药茶。“柯丽，对不起叫醒了你。不过楼下铺子里有一个人坚持有话只能对你说。”
“他是谁？”
“他说他是从欧米罗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我颤巍巍地坐起来。“没关系，横竖我必须起来了。明天粮食配给证要送来了。”
我啜着那杯滚烫的茶，然后挣扎地站了起来。床边正放着准备入狱用的手提包。自从上次奉命到警察局报到以后，这个手提包就一直留在我的身旁。事实上，我又加了一些东西进去。除了圣经、衣服和洗手间的用品之外，现在又另外添了维他命、阿司匹林与碧茜的补血铁丸，以及其他好些东西。如今这个手提包已成了我的护身符，帮助我应付监狱的恐怖。
我慢慢地穿上衣服，走向楼梯口。整座房子似乎都在绕着我旋转。我抓紧楼梯的扶手，徐徐地向楼下走去。在贞苏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