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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多，可以说是同一个版本的吧。但，这显然是传家的版本；是最后的版本，也可以说是“定本”。由于海婴先生的决断，它得以影印出版。于是“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以原信、排印本和手书本共三种形式，全面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两地书》的原信，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经排印过，迄今已经二十年，读者几乎不能从市面买到了。这回中国青年出版社以《原信》出版，是非常适时的；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表现在它至少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它的私密性。书信，如果不是故意写成“公开信”，元初只是通信双方的私人交谈；完全是两个人的私事，是两个人的世界，是不向第三方开放的；除非事涉他人，写信人另作了安排。因此它的内容，具有私密性。本来，在一个民主的、实行宪政的国家通信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授权不得公开私人的通信。未经权利人授权公开——传阅、复印和以任何形式公开——私人信件都是违法的；即使仅仅是一个人私拆、偷看他人信件，也是违法的。因此通信中的“私语”“悄悄话”就多。但中华民国却是例外。《两地书·序言》说了：“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要之，无论如何，在两个人世界的通信里，是有“私密”的。由于这种私密性，于是有第二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元初的真实性。因为是私密的，所以通信人之间可以敞开心扉，无所顾忌，无所不谈。这种私密性又和通倍人之间的亲密程度成正比，愈是亲密的愈有私密，话也就愈坦诚。《两地书》是公开发表的，因此，把不宜于公开或不愿意公开的内容删除、修改，既是人之常情，也是当事人的权利。许广平和鲁迅的通信，开始是学生向老师请教；随着思想的交流，接触的频繁，“灵台无计逃神矢”，由师生而相恋，两个恋人之间的“悄悄话”出现了。这些“悄悄话”是“私密性”的，是“隐私”。在公开发表的《两地书》中，作者把它们抽出来，不予披露，不仅无可厚非，也是理有固然。不但“恋人”之间的“情话”，就是朋友之间的有些话，当事人不愿意公开，也是他们的权利。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信里说：‘‘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您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发表通信是把本来在私人空间的言说公开到社会这个公共空间去，阅读的人那里都是朋友？相反，是非常庞杂的；何况鲁迅有那么多的论敌、怨敌。
惟有两人间的“悄悄话”，是一个问题；古代有一个大臣向皇帝打小报告，攻击另一个大臣为妻子画眉。面对皇帝的查问；那位大臣回答的是？闺房燕好，夫妇私情，有甚于画眉者。这是千真万确的。每一个恋人，每一个有异性朋友的人，每一个已婚的人，都心领神会的。据说，皇帝也一笑作罢。封建时代的皇帝尚且如此网开二面，拒绝“这一种”小报告，何况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然而，二十世纪的中国并不这样开明。就是二十一世纪，也不见得开明的。此所以鲁迅愤慨地对许广平说：“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貌作新思想，其实都是暴君，侦探，小人。倘使顾忌他们，他们便要得步进步。我蔑视他们了。我有时自己惭愧，怕不配那一个人；但看看他们的言行思想，便觉得我也并不算坏人，我可以爱。”为了在身上留下盔甲，《两地书》抽出了说“悄悄话”的通信，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谁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隐私，鲁迅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又保留这批信件，并且告诉儿子在他们身后可以发表呢？我想：关键不但在“一瞑之后，言行两亡”，已经无关乎生存；尤其在给后人“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避免无谓的猜测，推论，和是是非非。现在由权利人海婴先生授权完整地公开发表父母亲当年“谈情说爱”的通信，让读者看到了“原信”中本来面貌，也就是“元初”的真实；是的，他俩的“悄悄话”固然特别，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有什么可骇怪的呢？在当事人是平平常常，在我们应该有一颗“平常心”。叫一句“嫩弟弟”有什么“肉麻”呢？恋人之间在私密的空间咬耳朵的情话是不受“肉麻”之类的话语谴责的。鲁迅认为：“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怜的态度，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也容易变为肉麻。”很显然，这里有一条界限，是“在人面前”，还是只在两个人之间。然而，这是在两人的私密空间的心语啊。用“不”平常心来看鲁迅，来要求鲁迅，是以不情为伦纪，不可取的。《两地书·序言》中说：这批信“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是真的。信中谈到许多他人的事，在私密的通信中，当然是“指名道姓”“直呼其名”的了；但要公开发表，性质就不同。所以《两地书·序言》中说明：“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事实也是这样。看“原信”，我们就可以一一对号，知道是怎样“改掉”的，“改掉”的原来是谁。还比如，信中对北伐的进展多所关心，多表欢欣；并说到“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六个月后，蒋介石背叛革命，不仅血洗盟友，而且疯狂屠杀无辜的青年学生和工农民众，鲁迅又一次“出离愤怒了”。他说，“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他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了。当《两地书》出版的时候，鲁迅在《序言》中说：“而最坏的是当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但一遇到天下大事，就不免糊涂得很，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从现在看起来，大抵成了梦呓了。”世异时移，情随事迁，不愿意在蒋介石的指挥刀下，保留当年倾向于他的话语了，于是将它删除，不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而且这就是立场，这就是态度。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元初”的真实。
“元初”的真实性，并不表明公开发表的通信就是不真实的，同样是真实的，但是“两种”不同的真实。而“元初”的真实性，并不就等于“见不得人”；当然，在“元初”的真实中，在有的人，却确有“见不得人”的秘密的，有，还是没有，正是对于一个人的心性和操行的鉴别。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国内国外，议论蜂起。是的，鲁迅而没有“怨敌”不成其为鲁迅。鲁迅清醒得很。逝世前一个半月作《死》，写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在国外境外的议论中，有一种是：大陆把鲁迅字纸篓里的东西都翻出来，编在《鲁迅全集》里了；大陆的作家惟有鲁迅可以出这样的《全集》；鲁迅还是鲁迅，并不能改变对他的评价。我以为这是对鲁迅最实在的最高的最好的评价。在鲁迅，许广平也同样，他俩的私密性，只是不必顾虑扩大到对于社会的影响，乃至扩大到对于第三个人的影响，可以“毫无保留”地吐露“心声”罢了。比如《两地书·二》所说：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容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
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
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
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
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
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清它
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
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
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
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
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
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
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
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多么坦诚，细致，亲切的交谈啊！我们再读他公开的文章《北京通信》中相关的一段话：
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
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
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
已，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
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
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
的罪孽。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
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
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
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
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两相比较，它们表达的思想和精神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记得在中学读过的《记念刘和珍君》，其中说到：“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还有，如果我们又读了《娜拉走后怎样》，知道鲁迅说的：“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可见，在公开的文章中，我们需要从好几篇文章中体会到的思想，意见，在私密的通信中，却只需要读到相关的一封信就可以了。所以，私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