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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一个结论是：税费改革确实有它的成效。其中成效之一就是给我们村民自治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九十年代村民自治发展非常快，但是遇到的问题和阻力很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村干部实质上在履行着行政职能，主要的工作任务是收费，不能将更多的精力去用于村务管理，村民自治实际上是徒有形式。所以后来我们就注意到，农民对于村民自治选举也出现选举疲劳了，因为选来选去，选上的人并不能为村民干多少事情。税费改革之后，村干部的工资就要建立在为村民服务的基础上，这样促使村干部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村务管理上。在村务管理当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的现象：湖北省除了两票制之外，现在又发明了两会制。两票制就是；村支部书记，除了要得到党员选票（选举之前），首先要得到村民的信任票（这个方法是从山西学过来的，在湖北开了花）。那么两会制就是说村里面重要的决策要经过党员代表会和村民代表会，要经过充分的论证。这就推动了决策的民主。
税费改革不仅要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其他方面正在发挥一些重要作用。这两本书就是我们在这几年的研究体会。当然从乡镇改革以后我们又逐渐往县这一级去关注，因为乡镇毕竟是县的一条腿，大量的决策是在县。现在更多权力集中在县，比如我们现在的教育资源都是由县直管。大量的资源都集中在县，但是又缺乏必要的监督，缺乏必要的民意参与，如果不进一步去解决县的问题，那今后县就是下一步改革发展的一个障碍。我们现在又逐渐地由乡镇往县一步步地去推进，大家注意到我们的说明中有一个词叫县乡村体制。县乡村是一个连动的，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个层面。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做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们的改革是在深化，这个总体方向是得到各个层面的拥护的。
我也感觉中国的社会正在急剧的分化当中，我们怎么样看待“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究竟出路何在？我可以说我们现在在意识形态上、在理论上是非常不足的，大家只是在看问题，没有看到问题背后还有一种价值取向。价值取向需要在我们研究“三农”问题时高度重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现在的中央可能还没有引起重视，那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高度分化、底层社会高度情绪化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能走多远呢？改革能走多远我真的不抱乐观态度，因为大家现在的情绪化的色彩非常浓，这种反城市化、反民主化、反市场化的趋势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我觉得我们这套书能出多长时间我是没有把握的，我们要注意到有一种暗流在涌动，因为市场化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冲击最大，农民反应最激烈。那怎么使农民走出现在的困境呢？现在有一套思路：只有回到原来的毛泽东时代的生产队体制里面去。这种意见可以说是逐渐在占上风，所以说在农民问题上这种民粹主义情绪、极端主义情绪正在迅速地滋生。我觉得我们研究问题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所以从这点讲，我们这个书能不能往下出，我不抱很乐观的态度。因为现在比的不是理性，比的是嗓门，谁的嗓门大，谁就能争取更大的资源，谁就能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不是说我们这个村民自治已经非常牢固了，反村民自治、否定村民自治的力量也相当强大。但是我还是衷心希望这套书在学理上，在对社会观察上更敏锐。我觉得我们研究乡村治理与选举，要观察现象，同时要进行大量冷静的、理性的、学理上的分析，为我们乡村的治理、乡村的选举能够走向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虽然这个理性的声音非常脆弱，但是有机会我还要发出这个声音。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根据我所研究三农问题的体会：现在，中国的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管农业的职能部门是弱势部门，分管农业的领导是弱势领导。有的农业大学不是都想改名字了吗？可见弱势。你怎么喊农业重要，但就是没有钱，怎么喊问题都解决不了。西北大学出版社支持弱势群体这点很值得称赞。
特别我看重的是刚才徐勇介绍的湖北、四川的两本关于乡镇直选的书。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点：村民自治的改革也非常艰难，乡镇的选举改革更艰难。1998年我参加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我们这些起草的人认识基本上一致，因为那时候有位领导讲村民自治是农民的第三次伟大创造，我们在送审稿里面加了一句：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可以搞乡镇长的选举的试点。这个稿子起草小组都通过了，然后送政治局领导，但有位领导看了说，现在村民自治都还有不少问题要解决，搞乡镇长选举还不成熟。所以有些事艰难呀！
最近我们在江西开了个会，李昌平在会上说，如果五年以后不收农业税，那么村民自治就可以是真的了。他说，我当过乡党委书记，真的村民自治了，我这个钱向谁要，上面要收这个费，收那个税呀，谁给我收税？你真选举了，他不听话怎么办呀，不是有这个问题吗？如果真要把农业税免了，农业税以外的税也不收了，那村民选举可能真的是自治了。现在的村民自治，乡镇还是在后面起作用的。所以我想这套书里面杨集的选举与步云的选举在全国是比较新的，西北大学出版社抓的这两本书很好，是比较前沿的。
在座的跟弱势群体都有点关系。搞村民选举也好，搞乡镇改革也好，当然要解决问题，但是整个体制方面的问题——国民收入的分配体制、财政体制、户口体制、就业和人事制度的体制——不解决，恐怕选举艰难，另外也解决不了问题。说到底，村民选举也好，乡镇选举也好，还是个党政建设的问题。现在70％的农民的GDP中——产业只占14％多，农民毕竟是很穷的。十六大提出来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把城乡统筹放在第一位，统筹两年了，城乡差别还在扩大，而且今年虽然粮食等涨价了，但城乡差别可以肯定还是扩大。光讲统筹，不从体制问题上解决恐怕是不行的。现在中国农业户口还是72％，从1952年开始，农民的绝对数都是每年增加的，一直到2000年农业人口达到9．4亿，2001年农业人口的绝对量开始减，现在减到9。2亿。
总体来说，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三农问题解决的前景，还可以说谨慎地乐观。我们研究那个社会分层的第二本书《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了这么个问题：虽然整个体制还没有改过来，户口制度也还没有改，但是社会流动还是压不住的，农民走出来了，整体的说社会流动在加快。1995年以后，中国社会的高级白领、科研人员在大量增加，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速度越来越快，职业的等级就越来越高。已经开放了，你想把农民压在农村是压不住的。中国的城乡差别可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那么差别这么大，意见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城乡还能基本上相安无事呢？社会流动说为这个问题作了一种解释。我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潮流在发展，制造了很多高一等级的社会岗位使人们能半步一步的往上走，往上走给全民带来一个希望，所以社会矛盾这样就缓和了。所以我想，农村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是我们前几年讲的，要在农村、农业之外，以总体的体制的改革进行下去为基准，才可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徐勇他们长期在研究农村，我觉得他们的研究做得非常好。从以往农村发展的经验看，无论是包产到户也罢，村民自治也罢，乡镇改革也罢，甚至将来的农民工的问题解决也罢，一般都是先在下面创造经验，然后总结，再由上层进行决策向全国推广，这样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好在我们现在总体上还是个上升的势头，在这个条件下，“三农”问题的解决，我想还是有希望的。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我想恐怕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就是我们学者做的研究是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农村政治研究这一块的关键，不是创新的问题。理论上的成熟度——我们眼光应该放大一点，从国际范围里面看——是相当成熟的，没有我们多少创新的余地。固然中国的国情不一样，但国情不一样不意味着要去改造理论，理论总是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普及已经成熟的理论，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在大众媒体上，我们学者也应该去写文章，不仅仅是出一本本的学术著作。我以为今后要研究这样几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土地制度。土地制度不改革，村民自治的困难就非常大。因为权力太大了。公共权力一定在压缩以后，才可能会健康一些。当然土地制度现在改起来非常困难。城市资本家可以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但农村的农民不能拥有，就要搞集体经济，双层经营体制，这不对。现在农村政策研究者、官方的学者，主流的看法是现在这个承包制是好的。耕地要让农民拥有，这个问题不突破，村民自治就很困难。
第二个是两委关系问题。昨晚我恰好看了一个材料，就是佛山搞改革出了五十条，我特别注意到，讲村民民主建设的时候是一条，然后讲领导班子建设的时候又是另外一条，这很有意思，这本来就是一条啊，村民自治就是要解决村民里面的领导班子问题，领导班子另外讲，认为村民自治就不是领导班子的问题，这就是不重视。两委关系问题是个非常大的难点。
第三个问题是竞选问题。竞选旨在培养职业政治家。现在农村中人们对选举不太热情，某种程度上讲不奇怪，就是在美国搞民主，一般老百姓也比较冷漠，所以冷漠不重要，素质也不重要。我一再讲素质不重要，关键要有竞选。有了职业政治家以后，可以解决监督的问题，村民自治搞到现在包括以后推到乡镇这一级，有一个特点：它是官方安排的，没有成为老百姓自己的事情，要是成为老百姓自己的事情的话，一定要分化出职业政治家，一定要竞选。竞选的问题有人关注到了，还有人出过小册子，但是没有作为重大的问题引起学者的重视、研究。我记得江西有一个同志在这方面特别着急，觉得这个事情特别重要又没人理会。我收到他寄来的一份材料。我觉得竞选由上面安排没法健康正常地进行。职业政治家要让他们联合，要让他们形成一种经常性的活动，有了这个，以后监督问题能解决了，村民的素质问题再不是大问题了。而且有了竞选以后，可能也是解决成本问题的一个出路。经济现在讲竞争出效率，在政治市场上也是一样的，我看竞选跟两委合一相比，一样重要。
还有一个问题：转型过程中的磨擦的确导致基层社会公共产品的供应发生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