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方，中原人士，多未之见，故为此集，备观览焉。集而名南渡者，以此选集纪念此段之中国历史及个人之经历也。稽之国史，历代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吾辈亲历南渡，重返中原，其荷天之体，可谓前无古人也已。”（《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24页）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准备北归，先生与同仁商议决定为西南联大勒碑纪念，由先生撰写碑文，碑文以古文为之，既壮怀激烈，又对胜利欣喜不已，“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全文一气呵成，朗朗可诵，是收复失地的喜欣，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系念。纪念碑由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实在是我前辈学人拳拳爱国赤诚之心的一个有历史价值的见证（文见《三松堂自序》第338—340页）。
抗战结束不久，内战继之而起，生灵再受涂炭，因此停止战争，建立和平、民主的国家，成了国人的共同心声。
冯先生1946年5月4日在北平建国东堂的一次学术讲座上作了一个不长但很有意义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哲学与民主政治》。在讲到“民主政治”时，他说：简而言之，“民主包含有平等、自由等概念，它的涵义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等。政治的设施，能使人得到自由平等的，就称为‘民主政治’”。以下他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点最重要，就是要有“人是人”的观感。这是一个既有哲学意义，又有现实政治社会意义的大问题。冯先生说，人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凡人都是彼此平等，决不能拿任何人作工具，这是讲民主政治应有的常识。世界上最不道德之事，就是以别人为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此，他引用了康德的话：“德就是不能以人为工具。”而“人是人”也就是康德所强调的“人是目的”。这一点在“民主政治”中是根本的。冯友兰超越了儒家“仁者，人也”的观点，以康德的“人学”把“人是人”看作民主政治的基础。
第二点，冯先生说，“对一切的事物都有多元论的看法”。他说，“我们觉得唯甚么论，唯甚么论，都是不对的。”有些思想本身可能没什么错，“但加上一个唯字，一唯就‘惟一’坏了。”他主张应该持多元论的看法，而不求什么都整齐划一。“民主政治就是政治要合乎中和的原则，容万有不同而和合的发展。”
第三点，在第二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超越感”的必要性，就是要站在一切不同之上而有超越之感，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观点之上去衡量一切。有了不同的声音，要像庄子说的“和之以天倪”，对万物不齐，即以不齐齐之，便是超越的观感。冯先生认为，“有此见解，彼此互忍相让，才能谈到民主政治。”
以上三点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第四点：“要有幽默感”，说幽默感在实行民主政治上也是很必需的。凡事总有比较多的失败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便“一笑了之”就是幽默感；“不然的话，不成功就要烦恼发闷，也许会得神经病。”这意思是说应该有“宽容”的大度。
讲到最后，冯先生说了这么一段话：“以上四种态度，都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必须大家都具这种见解，抱这种态度，人人尊重此种作风，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哲学家，实应具有此等见解和态度，对于民主政治的实行的确是相合的。”（以上引语均见《三松堂学术文集》第631—637页）
我本人十分看重冯先生这篇不算太长的讲话，因为：
第一，这篇讲话非常通俗易懂而又十分概括地讲明了“旧邦新命”中的“新命”应该是怎样的，期望有一天将出现符合这四个条件的民主政治局面。
第二，讲这番话时，冯友兰先生已经从东西文明、东西哲学的比较人手，通过两卷《哲学史》、“贞元六书”以及众多文章，把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完成了。这个哲学体系包容了纯粹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体现了冯先生的圆熟通脱的学养和风格。
读冯先生这个时期以及前此（包括青年时期）的著作和文章的时候，我时常感到，无论世事人生何等艰难坎坷，他是既勤奋又以自由自在的心态在研究、在写作、在教学的。冯先生的形象一思想之驰骋飞扬，想象力之丰富活泼而又绝不离开他以生命为之的哲学——跃然纸上。以1932—1935年所写的四篇《新对话》为例，冯先生让朱熹和戴震的灵魂会晤于“无何有之乡”；辩论宋学和汉学，后来公孙龙子的灵魂也参加进来。这些灵魂在对话中时时语出机锋而富有幽默感，对话内容覆盖了众多哲学问题，绝对是妙趣横生的“哲理散文”。
“冯学”体系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完成了。这样说，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不错的。
三、“海阔天空我自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冯友兰满以为他所瞩望的“新命”能够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来实现。但是事与愿违，他面临的是从未有过的新事态和新问题。从1950年起到“文革”结束止，他不断受到强力的“批判”和难以想象的政治压力和折磨，到“文革”期间达到极致。他的言论被辑入了广泛散发的“内部”小册子《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言论》当中，供人们“批判”。后来冯先生在自述1949年以来的经历时说，他不得不写了不少对以前的著作的“忏悔”之作，“批判”以致否定以往的学术成就，“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暂时走上了批孔和尊孔的道路……并自责说，“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修辞）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6~177页）
对一位卓有成就、饮誉中外的老学者，横加强大的政治压力，逼他“忏悔”，而后“自责”这只有在文化专制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才做得出。老先生内心隐忍和痛苦之深，可想而知。
这一页“漫漫长夜”，不堪回首，就算翻过去了吧。痛定思痛，先生已八十高龄，决定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以随后二十多年之功，在溘然长逝之前，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真可谓人间奇迹！
“新编”新在何处？我才疏学浅，不敢妄评，至少从第六册起续上了原《中国哲学史》的近现代部分，算是一“新”吧。这个时期的开始亦即继“经学时代”结束后的新时代。这是前面所说的“中西之交，古今之异”显现出来的时代。这个时期具有古今中外错综交汇的时代特点，“纯粹”的哲学不足以驾驭这个时代，冯先生的思想豁然开朗，第六、七两册实际上是哲学史、思想史以及政治思想史结合或融合的历史，这是非常有创造性的、视界开阔的写法，如第六册中以黄宗羲、颜元、戴震的批判精神开其端，立即转入晚清的几段时代思潮和代表人物的思想。其中全突破了流行的成说。指出洪秀全引进的并不是西方真正的基督教，而是以民间迷信为底本引进了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洪的“理论”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中国将会“倒退”到欧洲中世纪的状况。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阻止了历史的“倒退”，是立了一功；当然他的“洋务措施”是为了维系满清的统治，是没有疑问的。他还说洪秀全代表的是“农”。曾国藩代表的是“工”，从这点看洪代表“倒退”，曾代表“进步”。这又是冯先生自认为的“非常可怪之论”。
写到第七册时，进入了现代，冯先生已是九十高龄，一生丰富而曲折阅历使他的思想越加深沉、老练而生动，心态越加自由，摆脱掉沉重的精神枷锁，他感到“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在这一册里，不仅评述了作为纯粹哲学家的熊十力、金岳霖以及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评述了陈独秀、孙中山、毛泽东等这一时期不可绕过的历史人物的思想。老人可能预感到，有些话与时论不合或相悖，不一定能出版。所以在“自序”中写道：“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
果然不幸而言中，出版社终于拿不出能够摆明的任何理由或托词，硬是没有把第七册与前六册一并出齐，被稀里胡涂地至第六册“截肢”了。一个变通的方法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把第七册单独印出，改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原来的第八十一章“总结”本是全七册的“总结”，改成了“第十一章”，“总结”变成了“现代哲学史”这一单行本的“总结”了。这是出版业的一桩奇特的现象。但是还多亏了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才使第七册得为海内国人所见。
这篇“总结”，写得挥洒自如，了无挂碍，远至天地，近在人文，古今中外悉熔冶于老人心中，极概括，极凝炼，在告别人世之前，他再次引用柏拉图关于洞穴人初次见到阳光时那种“善的理念”的故事，再次念叨他一生奉为座右铭一般的“横渠四句”，告诉人们要看重思想，因为“思想是人生中的光”，祈盼着“仇必和而解”、“为万世开太平”的未来世界；像康德一样把永久和平托付给人类社会的来来。
四、行文风格
最后，讲几句冯先生的“行文风格”，我学习他的著作时，经常感到，无论是文言、语体，都非常之“顺”，晓畅通达；把高深的哲学问题写得那样明白，那样深入浅出，没有一般哲学著作的“哲学腔”。这不是常人能做到的。冯先生就算不是惟一的，也是极罕见的。诚然这不单纯是文字问题，而首先是把问题吃透了，看穿了，才能举重若轻。惟深入才能浅出。他常用一些“大白话”对深奥的复杂的问题作点睛之笔，一语道破。
如大家都知道的，冯先生常说哲学史是“照着讲”，哲学是“接着讲”。
如他讲历史的农民运动，即使“成功”了，也不过自己当了另一朝皇帝，他不会选举一个总统，因为他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力。
“二律背反”是康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看问题的方法论，康德说“二律背反”把他从“独断论”中唤醒。冯先生著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个法则分析矛盾问题，达到圆熟的地步。冯先生戏称之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如他讲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用中国传统画月亮的两种方法作比喻：一种是在天空画一个圆圈，是所谓“正”的方法；另一种是涂上一片云彩，中间留出一块空白作为月亮，这种画法称为“烘云托月”，是为“负”的方法，即不是先说事物的性质是什么，而是先说这种事物的性质不是什么。（这个比喻冯先生不止一次用过；我至少在《新知言》中讲形而上学的方法中见过；在《新编》第八十一章“总结”又见过）
冯先生作文从不装腔作势、故作高深，这类深入浅出的例子在冯著不胜枚举，从他青年时期的文章到他九十五岁的《新编·总结》，行文一贯如此，越到老年，越加炉火纯青。
冯友兰先生留给后人的，是一宗取之不尽的学术宝藏，不仅治哲学者应该继承和挖掘，广而言之，治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者，也可以从中取得意想不到的收益。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名作The Inne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