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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仍然在努力，东盟等区域组织一直很活跃，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中日韩三国合编东亚史的出版所表现出的民间对历史共识的寻求，这些都表明亚洲共同体还可以想象。但目前只能立足于中国，立足于“中国的重生”。中国开放以来日益成为世界的工厂，中国的世界性也越来越显著。人权政治、欧洲立宪、全球化等世界政治的新发展也在影响着中国。在资本主义，在共产主义之外，中国能不能创造出第三条路？天下理论能不能开出这样的第三条道路？还有待我们观察。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世界性在增长，世界利益、世界公意在增长，世界越来越像一个世界，世界的历史在形成。它依然是赵汀阳先生所说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一个没有世界制度的世界，只好称之为地球，地球从来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按照《天下体系》一再提及的博弈论，民族／国家之间不可能选择双赢，但会保持互相不吃亏的均衡），哪怕天地不仁，坏到生灵涂炭坐以待毙的绝望，但世界依然在生长，在前行。世界广阔，永远生动而丰富，从来不单一。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赵汀阳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版，22．80元；《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36．00元；《后民族结构》，哈贝马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28．00元）
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 朱 正
本刊创办之初，耀邦同志为杂志题写了刊名，这是对我们工作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本刊同仁一直引以为荣。今年11月20日是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本刊也已创办二十周年，我们刊发下面两篇文章，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耀邦同志与一些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或许学习更勤奋，读书更多，还真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立身行事，可说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假如每一个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活着的时候，都像耀邦一样关心国家和人民的祸福，都不顾一身安危去担负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马克思主义也就会有更高的声望，更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了。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人们常常在大人物的悼词中看到的，只觉得这不过表明一下死者身份的等级，没有个性化的色彩。对于耀邦，我宁愿称他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这可不是每—个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配得到的称号。
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执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不言而喻，这就是把知识分子看作一种有待争取，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异己的力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个接着一个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镇反，肃反，反右，直到“文革”，知识分子都是重要斗争对象。到最后，知识分子被统称为臭老九。其中知名度高的，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此外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许多都被戴上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三反分子，五一六分子，现管分子……光是右派分子一项，中央文件中所公布的数字是552877人。加上其他各项，总人数当在百万以上。大批知识分子处在不见天日的水深火热之中。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才开始有所转变。为知识分子出力最大的，是耀邦。
1977年12月10日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就立即着手进行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历史性的工作。他遇到的阻力、抵制和干扰是不小的。为了驳倒“两个凡是”这种提法，耀邦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不管”，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表明了他过人的胆识。
1978年10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几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耀邦对知识分子的了解、关心和信任。文件指出：对知识分子队伍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在现有知识分子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绝大多数，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过时。文件不但提出要继续做好复查和平反、昭雪冤假错案的工作，还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在耀邦的主持和推动之下，几十年间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像六十一人叛徒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反右派斗争案……等等等等，就这样都逐一得到了平反。具体个案，戴煌写了一本《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已经是许多人都读过的名著了。
我本人也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受益者。当时年幼无知，带着满脑子的幻想“参加革命”。没想到到了思想改造运动中就被开除了团籍，肃反运动中又当上了“老虎”，后来更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了公职，送去劳动教养了几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又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刑满释放，成了“现管分子”。由居民委员会管制，成了政治贱民。是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才使横加在我身上的种种恶名逐一除去，还了我一个清白之身。
1982年我在北京遇见了李锐先生。长沙解放时我参加报纸工作，他是我们报社的社长，这时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老社长听我谈起几十年的经历，感慨甚多，要我把这些写给他。我写去了，他即加按语在中央组织部的刊物《组工通信》刊出，另外的党内刊物也有转载的。耀邦在党内刊物上看到我写的这封信，即作了批示，他是从我的“个案”推想到了另外还有不少知识分子的类似问题，批示大意是说：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些冤假错案，应该主动去解决，不要等人家找上门来才去解决。当时他这批示还颇有一点影响，我大约收到十来封不相识者的来信，诉说自己的冤屈，希望我帮助他解决落实政策的问题。其实我哪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别人呢？我能够做的，只不过是把这些信件转给有关领导机关，请求酌情处理。是在耀邦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气候之下，我转出的这些申诉信，大约也有一两封起到了作用，这是当事人写信告诉我的。
耀邦重视和信任知识分子，关心其工作条件，我还可以举一件我所知道的小事。那是听刘雪苇先生说的，他说他给耀邦写了封信，谈他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他对出版社工作方式的想法。耀邦在这信上所作的批示对他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大意是说出版社的业务应该由总编辑作主，别人不要去干预。雪苇很兴奋地把这一批示告诉了我，我听了也很觉兴奋，因为那时我正在一个地方小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正深为一些不相干的干扰所苦。
1989年4月15日中午，我和几个朋友在长沙又一村餐馆小聚，座上有李冰村兄、数学家侯振挺兄和北京来的于浩成兄，一共六七个人吧。大家漫无中心地随意闲谈。正说着，一位新闻界的朋友走过来，告诉我们耀邦当天逝世的噩耗。我们都震惊了。接着的谈话中都是表示对他的敬意和怀念，并决定发一唁电。我简单写了几句，由在座的各位签了名，发给中央办公厅转耀邦家属，也不知道仙的家属收到没有。在这份唁电中，我们就是称他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今年隆重纪念他的诞生九十周年，我也稍稍有了点宽慰之感。我也深信，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必定越来越光彩。
历史，想对你说告别不容易
■ 章立凡
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或许是建设和谐社会工程的组成部分。
耀邦在世时致力于社会的“平等、宽厚、宽容”，追求社会和谐，但也为推进和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他逝世十六年以来，人们更是日益感到，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需要和谐了。
有朋友建议我写一点文字，纪念这位至今仍令人无法忘怀的伟大人物。我回答说：纪念的方式多种多样，何必要用文字呢？很多的话是无法用文字发表的，纪念要有评价，谁又有资格来对他作出历史的定评呢？
耀邦逝世时有讣告和长达4000字的悼词作为评价，十六年来却很少被媒体提及，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李锐先生诗云：“活在人心便永恒”，耀邦仍鲜活地生存在人们的心中，历史还无法盖棺。因此，我能谈的只有一点感想。
记得当年追悼耀邦的时候，悼词中的历史头衔成为颇费踌躇之事。有的老同志主张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最终没有授予这个头衔，仅在悼词的第二段用了“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不太通顺的话。
马克思在评价自己时说：“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是学者而非教主，他的伟大就在于——关注问题重于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需要和谐。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次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耀邦请他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叫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社会，不就是社会的和谐吗？
胡耀邦主政期间，虽然“阶级斗争为纲”余韵犹存，有些人仍以此作为打人的棍子，但被耀邦尽力制止了。这一时期是百年中国社会少有的相对和谐时期，在结束了十年内乱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之后，人们以相对宽松的心情和蓬勃向上的朝气，重新憧憬共和国创立时和睦相处、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那时无须提倡，社会自有一种和谐气象！
耀邦刚逝世时，他的长子德平先生在一个座谈会上，请大家以“祥和”的心情进行悼念。虽不幸事与愿违，但我永远记住了这个词。后来李瑞环先生主持宣传工作时，也提倡社会的祥和。从胡德平呼唤祥和时起，到今天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十六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回顾这段历史，令人回想耀邦时期的和谐，也令人深思为什么“和谐”成了如今需要特别追求的政治目标。
问题又在于需要告别历史。
建设和谐社会要有规则，否则游戏就玩得不和谐，这个规则就是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提倡过的民主宪政。蒋介石违背国父遗教，长期搞一党“训政”，坚持个人独裁，结果被主张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中共推翻，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当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即源于此。
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新领导人以后，颁布了一部宪法，却没有领导中国走向和谐社会，而是坚持斗争哲学，最终将人民拖入一场空前的历史浩劫，令宪法蒙尘。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定论的，无须我多说。
胡耀邦以顺口溜形式说出的停批邓、平冤案、抓生产这三条，是针对当时社会三大主要矛盾提出的：一是对重大政治事件作出公正评价，二是对大量冤、假、错案作出乎反，三是发展生产力。这三条对于恢复社会公正，重建民主法制，建设现代